周保中(1902-1964年)早年从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功勋卓著的人物。他是东北抗联将士中唯一全程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斗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建设的高级将领。
一、血雨腥风，毅然入党
周保中是一位卓越的人士。他的卓越就在于每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能做出超越常人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也是难得可贵的。
1927年春，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时，周保中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程潜被软禁，党代表林伯渠被通缉，部队被整编为第18军。5月17日驻武汉的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7月15日汪精卫叛变。蒋汪同流合污，在中国大地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这是中国革命很困难、反动势力极猖獗的时刻;这是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大量脱党、叛变的时刻;这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掩埋自己同伴尸体，擦干身上血渍重新战斗的时刻。此时此刻的周保中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反而在血染江山半壁红的日子，抛弃高官厚禄，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大地的7月，他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政治指导员郭德昭带领下，来到一个用被子堵住窗户的房间。他举起右手，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宣誓:“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远不变心，永远不叛党。”
周保中在革命陷入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确是疾风知劲草，党难见忠贞。周保中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敢于迎恶浪而追求光明，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一)这是周保中在实践中不断转变人生观的成果
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初由广东北伐由湘、鄂、赣，以至于去春攻下南京，革命情况不为不好，真的——军队与人民合作——并且很不容易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贪官土劣起了很大的震惊。假使一往直前的做下去，那么缩短革命的历程，距成功之期不远了。不幸中途生变，宁汉分裂，继以国共分家。于是联合战线土崩瓦解，革命势力分化复分化，复杂复复杂......中国革命，回首往事，瞻顾未来，实有不堪令人追念者。然而革命事业非常重大，且是人类社会整个问题。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大部分，岂是轻轻容易，就会咄嗟可办到的吗?艰难险阻，振起颠仆，是必然的过程。我很相信最后胜利终属大多数人需要革命者的胜利。......我更需拿全副力量，真挚确实的努力去做，决不因一时现状不良而灰心。”
由此可见，周保中在实践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自己对社会、对形势、对人生的看法，每一次改变，都使他向无产阶级先锋队靠近一步，向革命人生观靠的更紧，更加坚定革命的信念。
(二)这是周保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结晶
周保中从参加护法战争，特别是参加北伐战争后，为了寻求救国之路，苦读新书、了解新理论、接受新思想。他在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发展时说:“从少年读书时代到参加云南陆军出征四川、贵州、湖北等省那一时期，我充满着军国主义、富国强兵和从军出头的思想。直到1919年，思想起了变化，开始对现实政治不满。一方面由于实际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经常寻找宣传新思潮的报纸杂志阅读，并且和在上海、北平、武昌以及国外的老同学通讯联系。我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如‘废督裁兵’，反对军阀混战，对内争取民主自由，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等已有了明确的认识。1920年到1924年这一时期，受到孙文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受孙文主义学说的影响尤为强烈，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也在鼓动着自己。”
由此可见，周保中所以能在危机时刻，决然入党，正是由于他不断学习进步思想，尤其是坚定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和苏维埃制度。
(三)这是周保中最正确的人生选择
周保中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后，认识了时任党代表的林伯渠和共产党人赵济，张伯简。由此读过《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等著作。特别是得到林伯渠的帮助，使他免于一劫。1926年6月，周保中奉令将筹集在广州的弹药辎重等军需物资经水路运到曲江，为作准备北伐之用。因船只较少，他动用了总司令部分管的江船，结果被视为违犯军纪，总司令部要求军法处查办。一时，大家愤愤不平，但又想不出好办法。这时，林伯渠出面积极相救。将他化名为奚绍黄，秘密调到第19师第56团任连长。尔后，对上峰交代说，此人害怕军法制裁，私离军旅，现不知去向。就这样为周保中打了一个掩护，使他免遭一场灾祸。
通过此事，周保中对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深刻认识。认为他们才是真正为国为民而进行革命的正义之人。后来，林伯渠还向周保中讲到:希望他成为献身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英勇战士。同时也告诉他革命道路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不管什么情况都要认清方向，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部队官长纷纷寻求出路，第6军总参议兼第17师师长杨杰，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第18军军长。杨杰在投蒋前夕，找周保中说:“现在大局已定，天下归蒋。我明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是同乡，我一向很器重你，希望你和我一起行动。”并保证向蒋介石举荐他担任比现职高的职务。又说:“一个人要忠。历史上关圣人忠于刘皇叔，岳夫子忠于宋皇室，我们现在要忠于老蒋。”很显然，此时此刻在周保中面前有两条道路让他选择，一条是应杨杰之邀，投奔蒋介石;一条是走革命之路，向共产党靠拢。他在深刻反思，自从15岁参军，开始寻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军后，从所经历的，看到革命的道路竟是这样曲折而又复杂。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怎么动起屠刀杀向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坚决的共产党人?曾帮助过自己免遭迫害的林伯渠是多好的同志，为什么蒋介石容不得他，而非要悬赏通缉他不可?这时，他又想起林伯渠对他的告诫，使他认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貌。虽然，杨杰是他的老乡，又是先后介绍他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老上级。由于周保中已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他用鼻子哼了一声，表示对杨杰被蒋介石收买、背叛革命的极端轻蔑和不满。然后，站起来就走了。他决心与杨杰分道扬镳，投入反蒋营垒，紧跟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后来，他在致赵荣光同学信中写道:“我于十五年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回广东，此时已深能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土劣的摧残，不惟中国民族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垂死的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在我个人有了这种认识，定要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好战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使，历史使命所昭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乎豪不犹豫的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的对着目标走。”这是周保中走南闯北，特别是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后发自内心的感受。由于他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拒绝杨杰的“邀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坚持走向革命的道路。
周保中入党后，按党的安排，继续在军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指挥部队作战，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而后，按党的指示，拟组织全师起义，因计划被叛徒出卖，部队被改编，周保中被通缉。他被迫离开长沙转入上海，找到党中央被周恩来安排在党的特科工作。后来又曾秘密到南京、浙江、湖南、河南等地从事艰险的兵运和联络工作。1928年底被周恩来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二、悲冤不馁、一心向党
1928年周保中被周恩来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和他一起学习的有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等人。周保中在莫斯科学习过程并不平静，悲痛和冤痛接踵而至，然而他却悲冤不馁，忍痛潜学。
(一)亲人罹难
周保中入学后由于要补俄文没放寒假。1929年春夏之交放假一个月，学校让他们到风景秀丽的克里米西海滨度假。他从报纸上看到1928年12月某日从上海开往越南的新华轮，在香港附近突遇风暴船上乘客和船员700余人，全部遇难无一幸存。他一推算，正是妻子、五弟及幼子回云南所乘的客船，这一消息令他悲痛欲绝。
他想起了新婚后远游。1924年冬天，周保中回到苍山洱海的家乡云南大理。他的父亲按白族的风俗习惯，快速为其定了一门亲事。婚后不久，他便毅然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妻子，奔赴东南亚进行考察。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出国游历，到过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后来又回国到了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广东省，投入了当时广东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旋涡。当我在中国西南边疆和国外游历时期，对于民族压迫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阶级压迫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应从帝国主义压迫侵略下解放出来。同时，中国的人们应该抛弃大汉民族主义，中国应该建立不是资本家、地主压迫工农大众的社会制度”。他想到新婚之乐又远离，深感对不起贤惠的妻子。1928年夏，党派周保中去湖南搞兵运工作。临出发前，突然接到妻儿及五弟来沪的电报他心里很矛盾，发电报让缓来可他们已经启程了。因工作环境所限，他们还不能在上海住而要到南京生活。他接到妻子后，几个小时乘火车去南京了，周保中告诉妻子他要出一趟远门，不能留在上海只能到南京安家。他和妻子久别重逢又要离开，周保中深知自从参加革命离家，难以顾及家庭，家里的负担都由妻子承担，自己深感抱憾，但为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解放，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无怨无悔。贤妻、爱子、亲弟之死，更加激起他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要斗争到反封建斗争胜利那一天。周保中强忍悲痛，把哀伤埋在心底，擦干泪水，潜心学习。
(二)蒙冤出党
1930年3月，中大给周保中以所谓托派嫌疑分子罪名开出党籍处分。送莫斯科郊外机器工厂做苦工，进行改造。这是周保中蒙受的不白之冤，原委是这样的。1929年暑假前夕，周保中等许多同学不幸被卷如中大支部局负责人王明挑起的宗派斗争漩涡之中。王明是1925年到中山大学学习的，1927年毕业后留校当翻译。他拉拢少数人，依仗校长米夫的信任，掌握了学校党支部局(党委)的领导权。他大搞宗派斗争，打击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反对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而遭到全校大多数同学的反对。周保中也加入了反对王明等人的行列。1929年下半年，米夫、王明等人借苏联共产党清党的机会，在学校把反对过他们的几百人打成所谓“托派”或“托派嫌疑”。本来后入校的周保中因不了解以前的情况，没有介入这场斗争。后来他逐渐熟悉了情况，他对宗派分子的活动十分厌恶。曾对同班同学唐有章说:“中大照此发展下去，是不会有益于中国革命。不能这样任人摆布，不能同意王明宗派的错误观点，要积极参加到斗争中去。”周保中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辩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参加中国革命的亲身实践，驳斥了王明宗派的错误观点。
1929年暑假过后，中大党支部局继续召开大会。会上，周保中向党支部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应该明确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与校党支部局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校党支部局不能凌驾在中共代表团之上。二是要求校党支部局公布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学生名单及他们的“罪行”，他们到底是不是“托派”、“陈独秀分子”、“布哈林信徒”?有什么证据?就这样周保中逐被打成“托派嫌疑分子”，因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根本没有参加任何“小组织”的周保中被多次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送工厂劳改。周保中在劳改期间，对他在中大被打成“托派嫌疑分子”，蒙受不白之冤一直不服，便上书斯大林和中共驻共产代表团申诉被迫害、错误处理情况，坚决要求予以甄别平反。6个月后，经过共产国际执行监察委员会批准，解除了周保中等人的劳改。同年8月，周保中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短期班学习。
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期间，周保中仍对其在中大被打成“托派嫌疑分子”，开出党籍蒙冤一事不断上诉，要求审查，恢复党籍。1931年2月，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监察委员会审查了周保中被迫害的案件，否定他参加“小组织”的说法，宣布撤销对他的错误处分，批准恢复其党籍。
周保中在苏联期间没有因为亲人罹难和蒙受不白之冤而影响学习，反而忍痛更加勤奋。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响唯物辩证法、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等马列著作。在各地考察、参观时他不但留心苏联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民族政策，还虚心学习借鉴苏联开拓边远省份的经验。特别是在荒原上经过开垦，种植果树、经济作物获得可喜收益的经验。他要把这些经验学到手，以便回国后更好的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由于他学习好、党性强，被选为班长和党小组长。
周保中就是这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对党忠心耿耿与党同心、风雨与共，对党对革命事业怀有一片赤诚。
三、失联被监, 坚持党的领导
1935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与上海中共中央局失去联系。4 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1936年2月， 中共代表团提出在东北建立四个省委。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建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周保中与上级党失去联系， 但他却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限信赖，一直坚持党的领导。
（一） 独立领导吉东区党和军队工作
1935年2月，周保中任东北反日联合第5军军长、党委书记。2 月下旬他派军参谋长张建中赴上海， 寻找中共中央局，争取中央领导。4月以后, 他根据满洲省委通知精神，独立自主地在吉东地区开展抗日斗争。这里既有指挥部队作战又有党的工作；既有对上报告又有对下发指示，还有对外的宣传等工作。现摘其大事如下：5月他召开军部会议，制定夏季活动计划。8月派副军长柴世荣率部队西进敦化等地开辟新区工作。11月指挥部队开展反“讨伐”斗争。12 月7 日指挥第2、5 军各一部在镜泊湖左岸与日、伪军作战，毙伤日军30 多人、伪军150余人。1936年1 月2日召开第2、5党军委特别会议，研究两军联合行动等问题。28日发出东北反日总会、东北反日联合军等告全国海内外同胞及国军政要员书。呼吁全国总动员，对日宣布作战。2月5日与从苏联返回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及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相见，听取魏拯民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中共代表关于撤销满洲省建立四个省委指示的传达。20日与魏拯民等联名就目前游击运动问题致信中共代表团， 派交通员孙海延赴远东找国际关系。2月下旬召开第5军高级干部会议，做目前形势问题报告，总结第2、第5军在 1935年的工作情况，安排新的工作计划。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仍任军长、军委书 记。同月指挥第5军主力向中东铁道路北转移。4 月10日致信中共表团王明、康生。派第2军2师政委王润成同志赴苏联与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5月以抗联第 2、5军政治部名义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修筑集团部落，增兵满洲， 武装移民，告民众书》。7月2日致信宁安县委书记、地方工作同志，分析目前斗争形势，阐述日寇不能消灭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七条理由。9月24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2、第5军干部会议，决定亲率第5军教导队东移北进，同第5军第1、2 师主力会合。1月16日致信“诵”（于化南）阐述关于抗联各军组成路军问题。12月指挥第5军和第 2、3 军各一部在依兰县刁翎大通沟与日伪军展开激战。这一系列史实充分体现出周保中对党无比忠诚的品德, 以实际行动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抗日游击战的发展。
（二）受命筹建吉东省委
1936年2月接受中共代表团委托，筹备成立吉东省委的任务。他考虑成立省委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人选上的准备工作并做了许多努力和具体工作。但是吉东省委却成立的最晚。他在给康生的信中说明了成立最晚的原因。主要是抗联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投敌叛变，吉东特委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重要文件被敌人掠去尤其是1936年1、2、3、4、5 各军军事行动计划和决定的文件。致使特委机关直到现在，尚不能及时恢复。故而不能尽快建立。1936年7月中共代表团又提出撤销中共吉东省特委，另建中共道北和道南特委。对此周保中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必要，应直接建立省委。实际上当时道北特委已经建立，后来遭到破坏。9月成立道南特委除宁安外，其他地方也未开展工作。经1936年的斗争，游击区域不断扩大，军队与地方工作需要很好配合，道南、道北两特委的现状已不适应工作需要。周保中感到有迅速成立吉林省委的必要，以统一领导吉东地区的工作。
（三）屈尊未任反而被监
1937 年3月14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第5军军部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组织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代表吉东省委。此时中共代表团虽让周保中筹备成立省委而他又做了许 多具体工作，但却指定宋一夫为省委书记，周保中只为执委 委员。由于在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份论述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发展的秘密报告中谈及周保中时说: “根据地方党组织和队伍上考察，在六年工作中,未发现他（周保 中）有派活动的事实。虽然如此，并不能令人放心，要托派对党绝对忠实的同志到队伍中去，在政治上领导和监督之” 。这份秘密报告说明，直到1937年，中共代表,团仍在抓住他 早已做出结论所谓“托派嫌疑分子”问题不放。周保中对宋一夫担任省委书记虽不能理解，但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这对一般人来讲会感到组织对自己的不信任，会感到委屈和耻辱。然而，周保中虽处于屈尊未任反而被监的晴况下，却能正确对待，还积极工作。
（四）高风亮节尽职尽责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周保中为了抗日斗争事业，不得 不为这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无独立工作能力的书记“保驾护航”,协助、扶持甚至替他工作。这充分表明周保中高风亮节，尽职尽责，对党忠诚的高尚品德。现存许多署着宋、周两个人的名 的文件，却多出自周保中一人之手即是证明。如1937年3月31 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 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关于吉东斗争情况及 党组织与军队政治领导存在的问题。1937年4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北满省委的信》关于工作上的批评及情况通报。1937年6月4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常委周保中给德民的信》关于认真贯彻党的指示提高战斗力及发展党组织等问题。1937年10月10 日《中共省委吉东书记宋一夫、周保中给陈翰章、侯国忠的信》关于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及对敌作战任务的指示。1938年7 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党干部重要指示》，关于游击策略，工作任务等问题。1938年8月14日《周保中，宋一夫给李华堂的信》关于抗联各军活动情况等问题。这些出自周保中之手的文件中，充分反映出他对国际国内和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应取战略策略措施；反映出他对中共代表团指示的不同认识；反映他对加强党的领导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力指导。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不是第一把手，却成为核心人物决策者。充分体现出他的高凡亮节，对抗日事业尽心竭力的高尚品德。
四、直面分歧，维护党的团结
从 1935年开始，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后，中共代表团，对东北抗日斗争提出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中共北满和吉东党组织及有些抗联部队，对有一些方针、政策认识、理解不一致，而产生分歧，给党的团结和抗日斗争带来严重影响。值此，周保中以对党的忠诚品德，尽力解决分歧，极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采取积极行动，推动吉东和北满抗日游击战的发展。
（一）严重分歧
1935 年夏至1936年秋，东北党组织先后收到来自中共代表团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指示信》（简称“王康指示信”）。1935年1月26日，中共吉东特委又发出《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信）。1936年3月 12日，在海参威的吉东特委领导人吴平以“中央驻东北代表名义发《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简称中代信）。 对扩大反日统一战线有一定作用，但信中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敌斗争方策也存有一些问题。如“吉特信”提出对自卫团的一般原则策略是“联合和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敌人强行归大屯时，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居大屯”。“中代信”“提出对于满军也不能像看作日军一样，“不宜痛骂，而引起他们生气”。1936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团的《新政治路线信》中又提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等政策。对于这几封指示信北满党组织和第3军军长赵尚志根据北满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经验，认为某些政策与实际情况 不符，是一条右倾的策略。又由于“吉特信”、“中代信” 两封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笔迹相同，但一封署名“吉东特委” ，一封称“中央驻东北代表”，而在东北并没有设过“中央驻东北代表”。因此引起北满同志怀疑，不仅如此，中共代表团还让吉东特委通知各地党组织说满洲省委有奸细，与其断绝关系。北满与满洲省委联系密切，得此通知，更感疑惑。 于是北满党军领导派人分别到哈尔滨（省委）、吉东（第五军）了解情况。结果省委留守人员说吉东可能有奸细。从吉东了解到的情况是认为省委有奸细是中央代表团说的，同时又得知吉东特委遭破坏的消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北满对满洲省委、吉东特委都不敢相信。
1936年9月18日， 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第3、6军党委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吉特信”、“中代信”两封信右倾错误是源于“王康指示信”；在组织决议案中未按“中代信”的指示成立松江省委而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会后，派团临时省委书记朱新阳前往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情况，却一去无音信。因这几封信都是吉东转来，北满临时省委于11月15日致信吉东党组织和周保中，希望对珠汤联席会议决议案，予以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吉东党组织和周保中接到北满省委来信和珠汤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和组织问题两个决议案, 认为问题很严重。1937年1月上旬周保中和于化南曾去北满省委机关与常委包巨魁 （张兰生）交换了意见。 但双方意见不一致，整个问题未能解决。后来北满与吉东临时省委间围绕指示信提出的抗日方针、政策、策略等问题，采取书信的形式、各自陈述自己的认识、意见、展开了激烈争论。北满临时省委认为来自中共代表团“王康指示信”总的精神是右倾的，吉东某些同志犯了右倾错误。3吉东省委认为来自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是共产国际、中央的正确路线。同时认为“吉东特委和中央代表工作及路线运用上错误部分显然是有的，但其性质与北满完全两样”。“北满及第三军同志一贯的‘左倾’”，“珠汤联席会议决议”是“反国际反中央”。总之，吉东、北满党组织对于上述问题各执一端，各述其理，难以说服对方，形成严重的分歧。
（二）形势严峻
1935年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特别是抗联各军建立后，东北抗日游击战逐渐进入高潮成为威胁日本殖民统治的心腹之患。日伪当局深知要扑灭抗日烽火就要消灭共产党。1936年日本关东司令部制定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就把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捕杀共产党人，作为“治安肃正”重要任务，放在突出位置。当年，就制造了“六一三事件”破坏了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的党组织，逮捕不少中共党员和抗日骨干分子。1937年又制造了“四一五”事件。从 4月15日起，对哈尔滨、大连、沈阳、抚顺等城镇地下党组织进行大破坏，共逮捕 182 人，其中85人被处死，67人被判有期徒刑，致使东北大城市和城镇中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致使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失去了城镇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当时，东北党组织、抗日联军领导人除面临应对敌人的“讨伐”、开展反“讨伐”斗争，恢复、重建党组织工作外，还面临一个如何贯彻、对待来自党内有关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的争论问题。更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运动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北满与吉东的严重分歧，给党的团结造成的危害“有使东北党造成组织上分裂危险…… 并且军队有武装冲突的危险”如3军与8、9军的关系出现了“李华堂远离北满，谢文东单独行动，以致后来对三军冲突”。在抗日斗争的行动上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如有的部队抗日不积极等待“大事变”，有的该缴伪军的抢不去缴械。多数伪军在日本长官的监督指挥下对抗联凶狠作战，很少有对抗联表示友好或采取中立的情况；在敌人“集团部落”迅速建成后，抗联很难派人去当保甲长或与伪保甲长联系，进行合法的与秘密的工作。结果，使抗联与群众失去密切联系，部分群众产生消极情绪。面对严重分歧和严峻形势，为党的团结和抗日事业, 北满和吉东省委都在采取措施，谋求团结统一。北满省委从1937 年5月2日起连续给吉东省委发出四封信，提出“路线分歧，我们是相信能得到正确解决的”，“为政治路线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之确定,有党内一致等决定北满党执行委员会…… 邀保中同志及吉东党派代表出席。”“关于路线和组织以及北满和吉特一致的问题，特派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同志代表省委过江南，具体地详细的、传达、研究讨论这些问题”，“希望保中同志或其他同志能过来一趟，以便可以在工作上进一步讨论”。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北满省委想急切的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的吉东省委也是要极力解决这些问题。从1937 年3月31日至6月4日，也是连续发出四封信，提出这些“严重问题得不到解决直接影响到松花江岸抗日游击运动的各方面，更有形成党的分裂的危险”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员，“我们尽可以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吉东正热意的准备参加北满全会，求得问题的根本解决”。周保中对这场分歧深感不安，积极设法解决。首先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北满问题，希望中央深刻注意迅速解决最为重要”。然而中共代表团并没有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此时，周保中迫切希望能与北满省委第三军领导见面会商解决分歧问题。6月4 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来到第5军军部与周保中会见。张寿篯向周保中传达了北满临时省委邀请其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周保中当即表示愿意参加。24日至27日周保中等人穿越崇山峻岭，艰苦行军约90里到达汤旺河西南岔第六军被服装厂密营地。周保中与赵尚志、冯仲云等北满党军负责人相会。他希望与这些同志坦诚交换意见，解决分歧，增进团结。28日，大会召开。会议上周保中听取会上发言，特别是赵尚志同志对中共代表团数次指示信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会上周保中对这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见解，与北满同志交换看法。组织观念很强的周保中从维护组织原则、上级领导威信出发，强调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会议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议还对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和讨论，经过十天顺利结束，收到较好的效果。一是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休息时又召开了联欢会，唱歌、跳舞，还为两对新婚夫妇举办婚礼，由周保中主持、赵尚志做证婚人。二是有一些认识问题得到统一。周保中还代表吉东省委就有人指责吉东党组织有奸细问题，进行了说明，会议认为这事纯属误会。三是一些组织问题得到解决。会议对依兰地区救国捐赠问题、抗联第8军领导归属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加强对依东地区查处工作，合理分配征收捐款。会议决定抗联第8军归属吉东省委领导，还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四是会议通过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对赵尚志批评的决议。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对赵尚志提出批评，他表示接受，向执委会提出要求，把会议对他的批评整理成文，送给中央及发给第 3军各级党部去讨论, 以便使全党上下级都能对他予以更切实际的帮助，督促其改正错误。赵尚志的态度得到了与会同的称赞。会议根据赵尚志的要求形成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五是周保中为会议起草一份题为关于拥护党巩固统一的文件，这份文件当时未能发表。 但却于1938年4月21日，由北满省委予以转发。在这份文件中，周保中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三个由于”。即由于上级党联系不密切，由于珠汤及三、六军党委联会反左、右倾的调和，由于吉东党个别同志忽视党的组织应有的手续和紧密性，以及工作中的右倾错起工作中的错误，结果形成了党内严重分歧，而引发复杂情形使北满党与吉东党中间发生隔阂误会。周保中提到 的第三个由于可以说是在自我批评。他参加北满党执委扩大会虽多方努力却未能消除双方分歧。但他确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抗日斗争的大局出发，从多方进行工作,充分体现 出他忠诚于党 的高尚品德
（三）大局为重
一是向中共代表团提出意见。1938年1月31日，他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严重，由于中共吉东代表团放弃了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党组织分离不集中的原因”，“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于是郑重提出“你们负有领导重责”“现在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二是做好维护团结工作。周保中回到吉东后，继续做好团结消除裂痕的工作。7月28日，周保中在致王光宇的信中满怀信心的说:“北满全会以往对吉东极深之组织上之怀疑与误解完全解释，今后北满党吉东党一致在中央路线下奋斗。首先三、六、二、五军应完全团结一致，巩固内部，支持北满松花江岸抗联各军各部队，努力开展游击军事胜利”。从中可以看出周保中为了维护党内、军内的团结，为了顾全抗日事业整体利益的大局，所持的良苦用心。三是以实际行动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吉东省委和周保中虽与北满党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以抗日大局为重，从实际出发确定对敌政策，如1937年上半年，日伪当局在依兰、勃利等地大搞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同年 4月21日周保中在依兰靠山屯召开第5、9军干部会议，决定坚决破坏日伪归大屯“计划”，扫除开展游击活动的障碍。根据敌人在马家大屯有限两个星期完成归大屯计划之说，便派遣第9军郭铁坚师长、率第5、9军各一部执行了攻袭“马家大屯集团部落”的战斗任务。再如对“抗日反满并不提”问题，虽双方看法不同，但在实践中谁也没有把伪政权及其军政头目和伪军当做统战对象，放弃对伪军的打击和瓦解工作。周保中派人策反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经过多方深入工作，大队长李文斌率全部官兵150 余人，于7月1日参加抗联5军就是鲜明的例证。
总观，周保中的一生不愧是杰出的白族人民之子、是卓越的民主革命士，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是文武兼备的优秀指挥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