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 194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决定；“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 从那时开始，陈云就侧重领导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副书记，领导和参与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在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中起了关键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直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的过程中，陈云既解决了当时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又在实践中进行了理论创新，奠定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础。
一
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8 日，陈云就由延安赶到了东北沈阳。194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东北局领导成员内部分工的建议，其中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中央于27日复电表示同意。8月，东北局为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兼任主任。东北财经委员会是主管党政军民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行政机构，对外称东北财经办事处。1946年10月，因陈云即将赴南满任中共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局决定由王首道接替陈云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尽管陈云暂时离开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但他的经济思想得以继续贯彻，已着手进行的工作得以延续。”
陈云从抵达东北到暂时离开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一年多的时间，是东北解放区创建和发展的时期。全党全军忙于接收与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摧毁敌伪势力。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致使东北解放区除北满几个完整的省份外，大部分为国民党军占领，而且处于被分割的状态。财政经济也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分散自给，省、县之间各自独立，互不调剂，财政经济主要掌握在基层县和区的手中。
在这个时期，陈云分管东北局财政经济和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是建立东北财政经济工作机构。除了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之外，还建立了东北银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军区军工部、东北贸易总公司等机构。其中，1946年7月成立的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由陈云兼任党委书记和局长。
二是保证财政供给。陈云指出，财政经济问题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生财之道，陈云提出了财政收入的六个来源，即没收敌伪资财、税收、公债、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对理财之道，陈云提出的主要办法是紧缩开支、倡导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
三是进行生产自给。要求各级政府和所属机关以农业生产为主，发展养猪、养鸡、采野菜、磨豆腐、打柴等副业进行生产自给，要求有条件的单位试办小型工业及组织机关人员搞手工业生产。
这个时期，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市场贸易的活跃、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二
1947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财经会议，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由陈云兼任主任。这个决定当时并没有付诸实施，陈云是 1948年 6月才“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也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的工作。这实际上是，从 1948年 5月到陈云 1949年5月离开沈阳赴北平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期间，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从党内来说，还是从行政来说都由陈云负责。
人民解放军自 1947 年7月开始全面反攻，截止 1948年5月，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少数城市仍被国民党军占领外，大部分城市和广大农村都先后解放，东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建成。到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面对这种发展形势，东北局及时决定把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要求财政经济工作一方面继续大力支援战争，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另一方面，要集中大部分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经济建设，争取东北全部经济，首先是重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使东北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供应基地，并为今后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建设奠定初步基础，提供实践经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再次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在陈云领导下，这个时期东北财经委员会完成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地位。1948年8月，陈云就 1948 年上半年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充分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作用，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不仅适合东北解放区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也是在全国胜利局面即将到来的时候，陈云向党中央提出的重要建议。
二是支援解放战争。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是支援战争为主的军事财政经济，任务繁重而艰巨。在辽沈战役以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发展到 70多万人，连同东北军区及各省军区所属地方部队33万人，总兵力超过100万人，加上支前民工如担架队、运输队、医疗队等等，军费支出十分庞大。四野离开东北进关南下初期，部队的大部分费用和后勤保障仍由东北供给。1949年2月，陈云等人致电中共中央：入关部队2、3月份的经费支出由东北负担，以玉米1亿2千万斤偿付。入关部队2、3月份的粮食，由东北供给95万人。
三是恢复与发展生产。陈云明确指出：“在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东北解放区的恢复与发展生产，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到工农并重，再到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主要是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保护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提出“生产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的口号，鼓励农民发家致富，打消一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让农民放心大胆地发展农业。陈云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农民安下心来，敢于“冒尖”，敢于发财。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首先是抓军队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由于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要以煤和电为能源，接着则是抓煤矿和电力的恢复与发展。此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注意抓金矿的恢复与发展。从这几个行业抓起，逐步推动了各行各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陈云对发展工业十分重视，东北全境解放之后，他明确指出，地方的具体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要把工业摆在第一位。在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的过程中，陈云尊重历史和现实，注意发挥国营和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个体劳动者的小手工业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五种经济成分的作用。
四是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在东北解放区的建设中，商业不仅直接担负着供给军需民用、调节物资、掌握市场、平稳物价的作用，而且具有支持财政经济的重大责任。陈云对发展解放区的商业很重视，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了发展商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另一方面，明确要求把发展商业贸易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他不但建议把北满的高梁、大豆运到大连去卖，换回盐和布，而且主张开展对苏联和朝鲜的贸易。东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同苏联和朝鲜进行贸易洽谈，并且始终得到陈云的直接指导和热情支持。1948 年6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讨论对外贸易问题时，他在提出要用粮食换回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的物资的同时，还明确指出，目前，对外贸易中收集、保管、运输的各个环节上问题都不少，损耗太大。要注意研究这方面的业务，购置必要的设备，并成立专门机构。
五是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计划性。随着东北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以及政权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加强，陈云认为有可能也必须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他强调：“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 1948 年8月，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确定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政经济工作方针。同时，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由分散转向统一，在东北解放区实行统一税收、统一货币发行、统一公粮征收、统一对外贸易，并逐步建立健全了预决算、审计、税收等财政经济制度，使财政经济工作有力地适应了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六是培养和教育财政经济干部。1946年9月，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讨论财经问题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经干部较少，财经办事处只有“头”，没有“脚”。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下发《关于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特别要使财经干部认识东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掌握业务，学习技术，研究管理方法，不断地改进工作，认真地为人民的经济事业而努力，并有计划地培养大批财经工作的新干部以适应日益扩大的需要。” 对财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当时，一方面是抽调一批能力强的干部从事财经工作，另一方面是扩大和加强东北财经干部学校，加速培养新生力量。
陈云领导和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期间，我们党实现了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局部地区转向全国、从分散转向统一的战略大转变。他在这个历史大转变中，以东北解放战争和东北财经委员会为舞台，进行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不仅是他个人经济思想的升华，也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历史性突破。1995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
三
陈云在领导和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期间所形成的经济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工作，而且为我国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陈云的许多经济思想同样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仍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主要是：
（一）深刻认识经济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坚持发展经济不动摇。陈云在领导和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财经工作对保障军需、改善民生的作用；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在党实现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由军事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跨越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决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困难，是陈云到东北后遇到的首要任务。
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在担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领导工作时，为解决边区经济困难，“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在解决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困难中，他坚持了这一思想和做法。1946年3月13日，陈云再一次强调，理财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搞生产”。 陈云主要用“搞生产”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的思想，得到东北局及各级党组织的支持，成为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3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1947年1月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工作会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财政一定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按照东北局的《指示》精神，1946年和 1947 年，党的各级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广大人民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并初步恢复和发展了工业。东北解放区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促进了财经困难的解决，为保证军需、改善民生、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8 年春，随着我军在东北的战略进攻取得重大进展，东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之后，陈云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中，创造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收”的接收方法和经验，得到了东北局和党中央的肯定，成为其他地区做好接收城市工作的范例和借鉴。
陈云关于经济工作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思想，为东北及全国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及时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起到了思想先导和率先试验的作用。
陈云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经济建设在党的全局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科学判断，对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要应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挑战，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二）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陈云指出，要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这与单纯依靠行政的管理方式不同，在当时的条件下，东北解放区就运用包括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等手段调节和促进了经济发展。
1946年，陈云指出，财政经济问题即收与支的问题，也是生财与理财之道。①根据这一指示，东北财政委员会把财政工作定位在发展生产、增进贸易、保障供给上面，积极扩大财政对经济建设的保障和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财政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支援战争的同时，进一步起到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维护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作用，财政功能也由单纯的供给走向了有计划调节和促进经济建设的作用。解放区通过财政收支和财政监督，合理安排资金投入，加速资金周转，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从1947年起，东北财经委员会对经济建设投入大量的实物和资金，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陈云明确提出：财政计划建立在税收上，而不是靠发行过日子是完全必要的办法。②根据这一精神，1948年东北解放区实现了税收统一，限制无益消耗及投机倒把，按各种工商业性质及其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不同作用采取区别对待等政策，这些措施赋予了财政与税收更多的经济调节功能。在税收实践中，东北解放区也总结出了税收对发展工商业的调整与配合、适当调剂市场供求关系等多方面的经验。
货币与金融政策的实施也起到了保障和调节经济的作用。从1945年起，东北银行逐年发行东北币，统一了货币，这对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生活、促进生产起到重要作用。1947年，为解决农民缺少生产资金问题，东北解放区发放大量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扩大生产，从而奠定了东北解放区走向繁荣的基础。当年财经委员会为平抑物价，提高了定期存款利息，吸收了大量游资，并在 1948年规定了“通货过多，物价上涨，则利息提高，吸收存款，收回贷款；通货不足，物价下跌，则利息降低，减少存款，增加贷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这一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金融政策，稳定和调节了当时的经济发展。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后，解放区实行现金统一管理，货币统一发行。为了配合整个经济建设的需要，东北银行进一步集中运用资金，保证满足国营企业资金周转，并扩大农村生产放款，活跃农村金融。同时，东北银行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采取区别对待、实行差别政策。对那些完成计划好的，其产品又是社会急需的国营工业，优先发放货款，而对那些不积极完成国家计划，产品质次、价高的企业，货款要从严掌握。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有效配置有限资金、提高社会资源合理利用、促进企业努力发展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以外贸带动生产，按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外贸升级。抗战胜利初的东北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形势，布匹、食盐、药品、汽油和许多机器零部件极度缺乏，大豆等农产品则处于无销路和霉烂的状况，甚至出现了一麻袋大米只能换一盒火柴、用大豆与豆饼作燃料的现象。而与东北地区相邻的朝鲜、苏联却因农业歉收而急需进口粮食。面对这种形势，陈云及时提出开展对外贸易，采取易货形式，用粮食从苏联、朝鲜换回军、企、民急需品。可以说，东北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在战争环境下采取的一项有效的紧急政策。
早在 1944年6月，陈云就认识到了贸易工作的重要性，曾指出：贸易工作很重要，生产要经过交换，没有这个过程，生产就要陷于停顿，社会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云对东北解放区的对外贸易一直持积极的支持态度。针对东北局的许多人对大量出口粮食较为忧虑的情况，陈云在 1948 年 6月 14日召开的东北局常委会议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回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的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但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当时与朝鲜的贸易，主要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公开称“利民公司”）进行。一方面借朝鲜作走廊沟通南北满，与国内其它根据地进行物资交流；另一方面，向朝鲜采购作战物资，开展对外贸易。与苏联的贸易，主要通过秋林公司和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开展。对外贸工作，除积极支持外，陈云还多次对具体问题做出明确指示。如1946年11月，陈云致信王首道、叶季壮，指示关于用5000吨小麦、2000 吨猪肉与苏军管理下的大连之间交换食盐、火车零件等物资及通过北朝鲜运输问题1。在陈云的推动下，东北解放区的外贸逐渐走出困境，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
在外贸对象上，最初东北解放区只是与苏联、朝鲜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而随着外贸的不断开展，到1948年秋季已逐渐扩大到日本、韩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外贸形式上，由单纯的易货贸易逐渐发展为以易货贸易为主、多种贸易形式并存。1946年10月，在处理苏联打算同东北解放区于东北合作开办林业公司问题时，陈云提出了股份合资经营的思想，他说：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公司的投资我们占多数，他们占少数；一种是公司由我们办，他们只负责投资。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由以进口保障供给物资为主转变为逐年增大进口为恢复工农业生产所需生产资料的比重，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明显缩小了东北解放区内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其间接效果，是促进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又以其丰富的物资支持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在贸易管理上，由较少计划发展到注重计划，并能适当作出一些计划，使外贸由简单的互通有无发展到按市场需求发展商品经济。尤为突出的是，陈云在对外贸工作的指示中多次提出要注重经济规律的作用，特别指示要正确把握等价交换原则实现的条件。他的思想是：当商品旺销之际，坚持等价交换第一；而当商品淡销之际，巩固市场第一。在币值不稳之际，等价交换以实物为基础；在市场物价大幅波动之际，取高价对高价、低价对低价的政策。
总体上说，东北解放区“初期的贸易，是本着有利双方、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解决急需、巩固与建设东北解放区的精神进行的。”通过三年的对外贸易，解放区不仅贸易额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由1947年的2304 万美元增加到 1949年的 8345 万美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收入，积累了外贸工作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外贸工作的干部，为建国后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奠定了初步基础。陈云关于发展外贸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外贸工作，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四）把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为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陈云要求财经工作要坚持从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努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反复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
在发动群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中，陈云坚持把发动群众与改善群众生活结合起来，认为发动群众必须从维护群众的利益出发，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 1947 年初，东北解放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部队需求的物资急剧加大。陈云在全力以赴做好部队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群众的负担能力。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陈云于 1947 年2月提出机关和部队都要“将战争和生产有机结合”,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在陈云的积极倡导下，各机关、部队都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实现了粮食、蔬菜、烟草等的部分自给或完全自给，收到了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群众利益的积极效果。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到 1948 年5月，东北大部分城市相继解放，城市工作逐步走向全面展开。在如何做好城市工作的问题上，陈云针对工人工资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困难的情况，特别提出工人的“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提出政府要做到使工人“尽可能把生活改善，凡是目前办到的事一定办”。
在陈云领导东北经济的工作中，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具体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决策和实践中。战争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如此。他在国家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上，提出了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陈云文选》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
门论述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陈云是从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民生活问题的，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是他的一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