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关于汉代的文献史籍中，即有黑龙江先人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的记述。《后汉书·乌 桓·鲜卑列传》载：乌桓“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 《魏书》勿吉传载：“佃则偶耕……有粟及麦及稷，菜则有葵”；失韦传也有“颇有粟麦稷” 的记载。《北史》则称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 ”。而黑龙江地区真正农耕开发的高潮则在唐渤海国、金代和清朝3个时期。一些以畜牧、 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清末、中华民国初期才广泛从事农耕生产。如《黑龙江外记》载：鄂伦 春、索伦“近日渐知树艺，辟地日多。呼伦贝尔依然畜牧为生，富在养马，力田者寥寥也”。 同书记载的黑龙江主要农产品有“粒如谷子，微大，赤、黄二色，煨以热炕，然后碾食”的 糜子，“春种秋收，磨面胜内地”的小麦，“面宜煎饼，宜河漏，甘滑洁白，他处所无”的 荞麦，“可榨油，多种之”的酥子，以及铃铛麦、“高粱、稗子、黑豆、豇豆之属，皆土 产”。此外，“流人辟圃种菜，所产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萝葡、王 瓜、倭瓜、葱、蒜、秦椒”。
　　　　柯尔克孜、蒙古、达斡尔族最初由畜牧转向农业生产时，采取一种“漫撒籽”、以牛踏 种、不事铲的粗放耕作方法。柯尔克孜族初到嫩江平原时，漫野荒芜，开春时借地上的干草 放火烧出一片荒地，等到下雨后，把种子毫无规则地撒在地上，然后赶来牛群乱踏，使种子 入土、生发。达斡尔、蒙古等民族早期都有类似做法。后来，柯尔克孜族从汉族那里学会了 犁耕，但最初的犁是用分杈的长木头稍做加工制成的。砍去一段树杈、削尖后做犁头；另一 杈保留做犁身，钻孔、穿皮绳，加横木套在牛身上即成。柯尔克孜族早年割地也不用镰刀， 而是将牛肋骨的一面削薄成刃，绑上木把割庄稼。打场的子也是用柳条编成，里面装土、外 面抹泥，在冬季冻硬后以冰场做场院使用。此外，柯尔克孜族独特的脱粒农具“连枷”，是 一带有手柄、绞连一块旋杆，用以反复敲打地上植物的脱粒工具。“蒿排”则是用蒿杆捆成 的排筏，绑在抬犁上用以覆土。虽然使用了犁、耙工具，但仍不?地，只在苗长到半尺高时铲 １次草。到秋天收成后，第二年再辟新地种植。
　　　　唐代黑龙江地区的渤海国，已种植粟、麦、穄、豆、稻及多种果树。辽、金时代，达斡尔、 满族先人女真的农耕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庆同甫所撰《达斡尔民族志稿》载：“辽之先世始 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相时而耕。太祖之兴，尤以农事为重。于是契丹民族始易渔猎生活而 为农业生活”。女真人在金代则已使用铁铧、铁犁、铡刀、铁镰、铁锄等工具，并用水碓舂 米；与汉族农民一起创造了用牛马耕犁、起垄点种、广种多收的耕作方法。
　　　　清康熙年以后，朝廷调遣大批八旗兵丁到东北驻防屯田，加之大量汉族移民迁至黑龙江 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垦耕耘，大大促进了黑龙江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官兵屯田，平时 务农，战时出征，以牛录（佐领）为单位，聚居在一起。黑龙江地区许多老村屯的命名都与 这种屯田编制有关，如××井子”、“××营子”、“××旗屯”等等。而从关内迁徙而来 的汉族农民，早年则多投靠满族旗东，由满族旗民“跑马占荒”；即不用丈量，随意催马驰 聘，至其力竭为止，所圈之地归“旗东”所有。汉人因无占荒垦地的权力，须向“地主”请 求获准后，开田种地，素称“民认旗东”。汉人开荒头3年可不纳地租，3年后过文书立契， 地契写有“每垧年租××斗（石），按三色均交”等字样。三色，即指高粱、谷子、黄豆。 契约由中间剪成锯齿形分开，由双方各执一半为证，3至5年更换1次。开荒户地租从优，以 后熟地逐年增租。旗东将熟地租给汉人耕种，称“旗招民佃”。而部分逃荒汉人随地东改姓， 或做管家，或辈辈为奴，形同入旗，可获部分土地或自由开垦荒地不必交租的待遇。至清代 后期，许多汉人获准破荒耕田，多以同姓家族聚居，又形成了诸如“赵胡窝棚”、“郎家窝 铺”、“孤家子”、“五家子”等自然屯落。
　　　　黑龙江地区地旷人稀，土地肥沃，农业耕作生产也比较粗放。清代以来普遍实行“烧荒 ”、“放大垄”的耕作方式。“烧荒”，即火田耕种，不仅在开垦荒地时要放火烧掉厚厚的 野草、植物，在每年春耕之前，也要将弃置的作物秆棒、蒿草等归在一起点燃，其灰烬直接 用做肥料。“放大垄”，即在开荒、整地时，竭力放宽垄底，其宽度由2尺到2尺4寸，一垧 地大约开24垄。俗以为垄大苗壮，可抗旱涝，称“豆儿豆儿，四五六，上有七八九”，“大 苞米1锄杠3棵”，惯于粗放的播种。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开始实行固定的豆、黍、谷轮耕 细作的方法。在连耕十几年后，地力耗尽时要休耕两、三年，俗称“撂荒地”，待地力恢复 后再行耕种。
　　　　达斡尔族清代以来主要农作物有稷子、荞麦、小麦、燕麦、谷子等。稷子在新垦地上连 种两、三年。早年采用“漫撒籽”方式，不常铲?，白露前四五天即行收割。民国年间，播种 期改为芒种后七八天，收割为白露后八九天，并以耱耙耱种，取代了漫撒籽的粗放方式。熟 地施肥后可种荞麦、小麦、燕麦等。燕麦多用作饲料，芒种前后播种，白露前后收割。此外， 达斡尔族还有种植油料作物酥子、芸豆（俗称“饭豆”）、玉米及土豆的习惯。其早年使用 的工具有石磙、木磙、铁耲耙、木斗、木犁（大抬犁）、木叉、木耙子、木锨、锄头、镰 刀、芟刀、大轮车等。民国以后，始用汉式卧犁、铁制轮车、石磨、碾子、马车、耱耙等。
　　　　朝鲜族在黑龙江少数民族中，以北方水稻种植生产而独具特色，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将先进的种植经验传入汉族和其他民族地区。每年的春节过后，朝鲜族农民即到野外 割取柳条，编制草簾子和草包，并采运石头。待河水解冻，即用木桩、石头立起柳条河坝，将 河口堵住，使河水顺土渠进入稻田。农历三月末至四月初，农民们即光腿赤脚，在早春清凛 的水田里打田埂、翻稻田、人工插秧播种。早年，朝鲜族由于缺乏畜力，广泛使用独特的人 力工具--“三人锹”，即两人在前面拉动系在板锹上的绳子助力，由一主要劳动力握住锹 把，铲挖泥土扔到远处，在修筑水渠和田埂时十分得利。
　　　　许多民族还有种植黄烟和园田地的传统生产习惯。生产叶烟一方面是满足生活需要，其 他部分则做为商品进行交换或出售。“东北三怪”即有“十七八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之说。 旱烟多在立夏时挖池作圃，浇水后撒入烟籽，然后筛上一层细土，盖上小石子。每天早晨浇 水1次，数天后烟苗即出土从石缝中钻出。两寸多高时移苗到烟地，过月后打底叶、培土。 长出十几片叶子时再掐尖、打杈，白露前烟叶长出“蛤蟆纹”时即可采摘了。采下的烟叶用 黄蒿盖起，沤成金黄色时串串晾晒。园田地里则以种植蔬菜为主，品种有茄子、豆角、柿子、 黄瓜、韭菜、倭瓜、青椒、葱、蒜、香菜等。土豆、萝卜则作为秋季贮菜，下窖留作冬季食 用。随着食品结构的改变，菜类食品在饮食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俗有“园田半年粮”之称。
　　　　黑龙江农民口头传承的富有北方地域特色的生产谚语，是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 精当总结和概括，内容涉及到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乃至水、肥、工、管等领域。如“过 了芒种，不可强种”，“种地不锄草，到秋白拉倒”，“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人 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最有代表性的如《二十四节气农谚》：“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 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 开了铲，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立秋忙打靛（即从野生植物中提取靛青， 以染衣物），处暑动刀镰；白露严霜降，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交十 月，（又作：立冬封了地），小雪地封严；大雪河插上，冬至不行船；小寒进腊月，大寒又 一年。”此谣谚在民间流传甚广，为便于记忆，又将其压缩成七字四句记诵：春雨惊春清谷 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寒又寒。清代以来，在黑龙江垦民中普遍 流传着“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讲述“老李”出世后闯关东种地、战败小白龙，为百姓惩治 恶势力等传奇故事，实是黑龙江移民开发北大荒艰难曲折历史的写照。
　　　　在一年四季基本形成恒定规律的农事生产活动中，也逐渐形成了带有信仰色彩的祭祀活 动，如，每年清明过后，都要举行“鞭春牛”、祭农田神的仪式，象征新一年耕作的开始， 祈祷神灵保佑五谷丰收。在夏季天旱时则举行盛大的祈雨活动。由村长或屯中长辈带领各户 男子抬着猪、牛等祭品和龙的模型，举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旗幡，头围柳圈、 裸背赤足，锣鼓开道，到村边或龙王庙跪拜求雨。满族早年还有以女子腰围柳叶求雨的习俗。 农作物遭受虫灾时，还要设祭供奉“虫王爷”、“土地爷”，在地头插上小旗，以求免除虫 灾。在秋季收获时，要将打下的新粮加工出来，首先祭献给土地、龙王、虫王等诸神，以此 庆贺丰收。蒙古族农民无论年景如何，都要举行一次祭敖包活动，以求得风调雨顺。满族在 传统的家祭活动中，打神糕洒水时要称做“下雨”，神糕做成后要静候农神降临神堂，由萨 满击鼓娱神，祈告农神庇佑族人五谷丰登，秋季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