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严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统治下，黑龙江地 区的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日趋凋敝，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接 收政权，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保护扶持其发展的政策。当年12月，嫩江省以布告形式宣布废 除日伪统治时期的税法税率，实行合理税收，以利发展工商业。1946年，嫩江省银行发放工 商贷款1亿元（东北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时，黑龙江地区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 开始时由于政策界限不够明确，发生了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影响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 性，也影响了市场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及战时军需物资的供给。鉴于这种情况，各省党组 织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向群众进一步讲明反奸清算斗争的目的、意义以及斗争的范 围和方法；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向民族工商业者讲清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鼓励 他们安心经营，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完成支援前线任务。当时，彭真、张闻天等分别在哈尔 滨、佳木斯领导反奸清算斗争中明确指出：在城市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的目的是清理、没收敌 伪、汉奸的工厂、矿山、商店及其财产。对其他配给店，只是没收其不应取得的不义之财， 限制其过于苛刻的额外剥削，不能采取消灭政策，一般工商业者不是清算对象。1946年7月4 日，合江省民运工作委员会下达由张闻天起草的《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强调要在 清算过程中注意保护工商业。同年11月21日，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在西满分局、西满军 区干部会议作形势任务的报告中，也强调提出要发展生产，扶持工商业。在党和政府的重视 下，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保护民族工商业，不仅原有的民族工商业者能够安心经营，而 且又增加了新的工商业户。齐齐哈尔市一年间就增加了工商业210户，佳木斯市私营工商业原 来810户，到1946年末发展为2836尸。
　　　　1947年，黑龙江地区土地改革深入发展。在运动中，一些地方农民进城抓地主、挖浮财 ，封闭了地主经营的工厂、商店，由此引起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地主兼工商业者或工商业者 兼地主，以及与地主有牵连的工商业者惶惶不安，放松了对厂、店的经营管理。有些资本家 缩小经营、分散隐藏资金，有的外逃，私营工商业户因此出现下降趋势。东北局针对这种情 况，于8月8日发出《关于清算地主在城市工商业的指示》，指出：“对一般中小地主在城市 的工商业，不论其大小，一律不动。对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的工商业财产处理，须经城 市最高党委同意，由政府公安机关执行。对没收的工商业不得破坏，应尽可能转为公营或群 众合作经营。”黑龙江地区各省委和市委认真贯彻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分别作出规定：凡农 民进城抓人，没收财产，事先要经县委同意，并报省委批准；对工商业者兼地主，以工商业 为主的，只没收其土地；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其在城市的工商业 一律不动；凡在土改前从事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 护；对过去有错误，现在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的工商业者，除使其政治上坦白外，不能 借故没收其财产或任意罚款；对业主住在蒋管区的正当工商业户，保护其继续经营。同年8月 24日，齐齐哈尔市召开商民大会宣布：只要不是大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一律不予侵犯 ，要求工商业主安心经营。10月15日，中共松江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要求在纠正土改运 动中发生的侵犯中农利益问题的同时，也要纠正城市侵犯工商业的“左”的偏差。各地通过 贯彻上述政策措施，制止了农民进城随意封闭厂、店，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对被侵犯的工商 业，采取折股、购买、出租、退还、代营、减税或免税等方法进行处理，使工商业得到保护 和扶持。
　　　　1947年12月，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公布后，黑龙江地区各省、 市党委在全面贯彻这个报告的精神中，进一步明确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重申《中国土地法 大纲》中关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的规定，以及“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检查和部署保护和扶持工商业的工作。1948年1月，合江 省委发出的《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指示》指出，必须保护城市工商业，应没收的由政府和 公安部门负责，农民不得直接进城查封和没收。牡丹江省委和嫩江省委也分别发出关于保护 城市工商业的通知。松江省委于2月发出《关于群众运动问题给各县委的一封信》，针对本省 实际情况提出：“不论任何工商业，今后一概不得再动。”黑龙江省委在2月召开的县委书记 会议上，把克服对私营工商业打击面过宽的偏差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要求全省按中央的指示 精神和政策规定认真加以解决。哈尔滨市于3月颁发布告，重申“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和合法 经营不受侵犯”。
　　　　土地改革完成后，为了进一步发展民族工商业，各地都采取了具体政策措施，概括起来 主要有：（1）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原料、动力、运输、产品销售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鼓励他们 积极经营，为战时经济服务。（2）保护工商业者的生命财产，允许工商业自由贸易，简化办 货路条手续。（3）取消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少数出厂税、面粉税、酒税等外，只收营业税， 取消县与县之间的过境税。（4）对于有发明创造的厂家，政府酌予减税、免税或者给予一定 时期的专利等特权。（5）根据战争的需要，对有些工厂给予贷款或加工任务。这些政策措施 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到1948年底，哈尔滨市私营 工商业已由解放前的6000多户发展到2．4万户，齐齐哈尔市由解放前的1600多户发展到3500 多户，牡丹江市由解放前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1500户，佳木斯市由解放前的810户发展到310 0多户。私营工商业在当时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市场供应和支援前线以及后来争取财政经 济的根本好转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恢复，私营工商业继续发展。建国初期，为了在私营企业中贯 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市和部分县私营 企业主要行业中，开展订立劳资集体合同的工作。1950年2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对全省订立劳 资合同工作的初步总结指出，订立劳资集体合同不仅是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也是推动 劳资双方积极生产的有效办法，要求各地在订立劳资集体合同中继续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 利的政策，防止与克服各种偏向，使资本家积极扩大生产，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两省还在生产和流通上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以加工订货、供给原料等方式，扶助有利于国 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哈尔滨市百货公司设立了专为扶助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定购 代销的工业服务部。仅1950年4、5两月，加工成品约值421．8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占 该公司推销总额的12%强，为千余家私营企业代销产品160多亿元。哈尔滨市纺织业已有一半 纺织机器为工业服务部加工。同年7月，黑龙江省召开工商科长会议，检查了过去对私营工商 业管理限制多于积极领导，有时又放任自流的问题。提出今后要在国营经济领导和共同发展 的原则下，根据原有条件、原料来源、市场需要、价格高低等情况，说服教育私营工商业者 ，使其从过去的盲目投机中转变过来，求得正常发展。并要求省商业部门积极与私营工商业 订货，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经营中的困难。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松江、黑龙江两省委统战部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工商 界广泛开展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进行抗美援朝的组织动员工作。哈尔滨、齐齐哈 尔、佳木斯、牡丹江市工商界订立爱国公约，提出：不投机、不倒把、不偷税，奉公守法， 积极经营。齐齐哈尔市工商界还组织了私营业主交假帐，补报营业额，多为国家积累资金， 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在军需生产和物资供应中，组织工商业者加工订货。哈尔滨、齐齐哈 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市都安排私人工业加工粮食、服装、背包、手榴弹袋和子弹袋、面袋 等军需产品，使私营工商业者在支援抗美援朝中扩大生产门路。
　　　　1952年1月以后，在“五反”运动中，松江、黑龙江两省委统战部根据省委的要求，协助 省、市协商委员会分别讨论了在工商界进行思想动员和组织发动等问题。接着，两省分别召 开工商界广播动员大会，使工商业者正确认识并积极参加“五反”运动。在运动中，两省省 委还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给以“保护，照顾使用”的政策，对刘佩芝、武 百祥（哈尔滨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同记商场经理）等34名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给予了保护 和照顾使用。“五反”运动后，部分私营工商业者对党的政策有疑虑，认为私营经济没有前 途，消极对待生产经营，有的工厂、商店停产关门，有的未经批准折卖家底自行废业，私营 工商业户明显减少，有的怕“树大招风”，化整为零，缩小经营。针对这种情况，两省各级 党委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共同纲领》 及有关的方针政策，纠正他们的各种错误认识，使他们加深了对“五反”运动意义和目的的 认识，从而明确了“五反”运动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为了消除不法行为。通过思 想和政策教育，使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也使一些不安心或没有信 心的工商业者安定了生产经营情绪，感到有前途、有奔头。在开展思想教育的同时，党和政 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私营工商业，在主要行业中，进行扶助生产，扩大经营范围，调 整公私商业网点，调整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扩大包购包销和加工的范围，安排国营企业向 私营企业加工订货，增加银行贷款等。1953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黑 龙江省私营商业的零售比重比1952年同期提高21%。两省1953年的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上 升18．6%。私营工商业继续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