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省委监委根据全省严重缺粮、人民生活困难的严峻形势，提出案件检查审理工 作以查处私自动用国家财物、虚报冒领粮食、私招乱雇劳动力、不执行国家计划、严重大吃 大喝、生活特殊化等案件为重点，监督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1962年，省委监委落 实中央关于清仓核资工作和厉行节约的指示，案件检查审理工作确定以查处贪污盗窃、隐瞒 不报、私分国家物资、生活糜烂、腐化堕落、投机倒把案件为重点。据1961年至1962年统计 ，全省共检查处理违纪党员11946人。其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2468人，占20．66%；违反 政策法令1410人，占11．8%。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处副处长分散转移价值3．5万多元的 物资；佳木斯市交际处党支部书记及市宾馆副经理等人隐瞒价值2598元的物资，漏报价值12 6048元的物资；双鸭山市隐瞒少报、转移库存粮食750多万斤，有关人员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后，对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人进行平反 。据此精神，省委监委于1963年2月召开了党的监察工作会议，总结前几年主要是反右倾运动 中案件检查审理工作中的教训，分析了造成错案的原因。提出：（1）案件检查必须克服主观 片面和官僚主义作风，对错误事实要证据确凿，不可先入为主，或夸大歪曲错误情节。（2） 对错误性质必须以党章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作 出正确结论。（3）认真贯彻执行党对犯错误人员的方针，严肃谨慎，区别对待，处分要恰如 其分，不要动不动就开除党籍，更不要株连与错误无关的人员和家属。（4）对于各项政治运 动中揭发出来的案件，一般应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次会议之后，案件检查审理工作吸取 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再以“右倾分子”、“严重右倾”定案查处，也不再用大鸣大放、大字 报的方法。但由于“左”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案件检查审理工作仍坚持“以阶级斗 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强调配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检查在两 条道路斗争中的大是大非案件，因而纠正工作仍然不可能彻底。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中央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 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赔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凡 是自动交待，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并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予处分。只 是对那些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待，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才给以必要的纪 律处分”。并规定：“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 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 分之二以内。”为使案件处理的更稳妥，避免偏差，还规定“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 的以外，都要‘冷处理’，一般放在运动结束二、三个月以后再作处理”。同年12月17日， 召开全省农村社教试点单位案件审议会议，共审议案件185起，其中原定处分75人，占试点单 位干部总数的3．09%，经过审议认定应予处分的47人，占试点单位干部总数的1．94%。会议 指出：试点工作在组织处理工作上，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的不全面，贯彻的不力，对犯 错误的干部贯彻团结教育的精神不够，对组织处理放宽一些的精神，在具体案件上宽不下去 ，对犯错误干部态度好坏的分析上有片面性。此后，通过对案件的审议平衡，注意了提高干 部的政策思想水平，统一掌握政策的标准，并选择了一批案例，印发社教工作队参照。但运 动铺开后，在组织处理上处分面仍然偏大。全省城乡开始第一批“社教”运动，农村6个县和 2个公社，城市135个单位，干部受处分的为2119人，占这些单位干部总数的3．54%。
　　　　1965年12月13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批“社教”运动组织处理工作克山现场会议。审议 了57起案件，针对处分面偏大的情况，重新明确了“以县为单位，把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 职处分的干部人数，一般地控制在1%左右，最多不超过2%”。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反 “右倾”的情况下，总的看处分仍然偏多偏严；重处分的比例多数地方仍然超出了中央的规 定，而且定为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也较多。直到第三批“社教”运动，有 的地方这种情况仍没有明显改变。据统计，1964年至1965年，全省共检查处理各种违纪党员 12380人，其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及丧失阶级立场、蜕化变质 等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有2826人，占22．8%，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定性不准，处分过重，有 的是错案，挫伤了部分党员干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