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甄别工作与平反历史错案
　　根据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甄别工作指示精神，省委从7月开始进行摸底、试点。 12月，发出了《关于甄别受批判、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工作的指示》，指出：最近几年来， 对少数干部、党员的批判和处分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影响了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伤 害了一些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严肃认真地进行甄别，以利于分清是非，改正 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 的积极性。各级党委依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对1958 年到1961年初处理的案件，重点是在整党整社、反右倾、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运动中 受批判、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进行甄别。这项工作开始时，少数领导干部对甄别工作 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怕纠正自己经手处理的案件丢面子，加之经验不足，方法不够得 当，有的不走群众路线，背靠背的查证核实，因而进展缓慢。到1962年4月，只甄别结案500 0多件，占第一批应甄别6．93万件的7．2%。
　　　　1962年，中央发出《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省委监委于4月7日召开地 、市委监委书记甄别工作座谈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加快甄别工作进度的做法，审 议了59起省管以上干部的甄别案件，通过案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会后，报请省委下发了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采取简便、认真、迅速的办法，进行甄别工作。在农村基层，对1958年以后历次整风整社中 被认定右倾、反党反领导、“白旗”（所谓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方向的人）而受批判、处分 的，以及因完不成工作任务和生产任务而受批判、处分的，都采取简便办法进行甄别。事实 和是非本来十分明显的，不搞繁琐的查证核实；批判错的，由各级党组织列一名册统一宣布 ，一律不写文字材料；处分错的，一般党员、干部，只填一登记表，简要写清甄别结果，不 搞其他文字材料。此后，加快了农村的甄别工作进度。对于反右倾运动中批判、处分错的领 导干部甄别，也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在事实清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经请示上级党委同 意，先公布甄别结果，后补办手续。采取这种办法，对经过甄别全错和基本错的案件，省委 又一次审批了64名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的甄别案件。各地、市相继审批了300多名省管和地 、市管干部的甄别案件。全省甄别工作，从贯彻中央关于加速甄别工作指示精神以后，4个月 的时间，甄别案件结案2．87万多件，占第一批应甄别案件的41．5%。同年10月5日，省委监 委召开地、市委监委书记座谈会，检查了甄别工作中的问题，对甄别范围和方法等问题又作 了具体研究。通过这次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甄别与不甄别的界限，即1958年以来各种政治 运动和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等几个“大办”以及拔“白旗”、高指标、高估产、 高征购中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均列入这次甄别范围之内。被戴上“右倾”、 “反党反领导”等政治帽子的全部摘掉，是什么错误就按什么错误处理。对于贪污盗窃、腐 化堕落、违法乱纪、违反劳动纪律和技术、责任事故等性质的案件，以及肃反、审干中的问 题，一般不列入甄别范围，其中有处分错了的和本人申诉的，按复查案件个别解决。
　　　　1962年12月，根据中央监委“善始善终地做好甄别工作”的指示精神和省委关于做好复 查补课的要求，凡是结束或基本结束甄别工作的单位，都进行了认真复查，查该甄别而未甄 别的案件，查思想工作不透或工作草率，查甄别对象工作、生活安排等问题。经过复查，各 地发现有程度不同的错、漏。据青冈、兰西、肇州、依安4县和齐齐哈尔市及讷河、穆棱、绥 棱3县中的4个公社及1个县直党委统计，在需甄别的1208件案件中，遗漏的有328件，占需甄 别案件的27．15%。在已甄别的案件中，处理不当的有44人，占20%，其中应平反而未平反的 17人，不应留尾巴而留尾巴的21人，不应平反而平反的6人。各地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 认真补课。
　　　　到1963年2月，全省甄别工作结束。共甄别复查受处分、受批判的党员、干部115147人。 甄别复查结果：批判、处分正确的占甄别复查总数的64．96%；批判、处分部分错了的占8． 05%；批判、处分完全错了的占26．97%。此外，还甄别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39374人。在甄 别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向被错批判、处分的人赔礼道歉，对被撤职的恢复了职务， 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各级党组织通过甄别工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1963年6月25日，省委监委在甄别 工作总结中，对1959年前后发生的过火斗争，错批判、处分一些干部、党员的原因，综合以 下几点：一是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违背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二是对某些问题的政策界限划分得不清，把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误认为反对“三面红 旗”；把顶“五风”（浮夸风、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如实反映情况，误 认为右倾保守；把批评群众运动中的形式主义，误认为反对群众运动。对地富分子与地富子 弟政策界限不清，对阶级异己分子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犯了错误的人政策界限不清，对反 革命分子与有政治历史问题而犯了错误的人政策界限不清，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三是有些错案是由于事实情节不清，责任不清造成的。有的在调查错误事实时，道听途说 ，偏听偏信，按需取材，甚至主观臆断，致使有的问题失实，有的夸大情节。四是不按党章 办事，不尊重党员的合法权利，有些单位在讨论或决定党员的处分时，不通知本人到会，不 给本人看处分结论，甚至有的个人决定处分党员。
　　　　经过两年来的甄别工作，基本上解决了几年来错误处分和批判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这对活跃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干部，增强团结，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起 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甄别工作也难以做到彻底，有的 案件的甄别还遗留一些问题。原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长李云仲，1959年被定为“阶级异 己分子、投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在1962年甄别时撤销了原定性质和给予的 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但在其甄别结论中，仍留有“认识有片面性，对‘ 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估计不够，并错误的归结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尾巴。 原德都县委书记于祥，1958年前后，在省委和县委研究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私人房 产改造、市场管理等问题的正式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959年反右倾时，被定 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调到松花江专署机关工作。他对处 分不服，发表一些言论，1960年又加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开 除党籍的处分。1963年对于祥上述两次处分进行甄别，结果只撤销1960年对他开除党籍处分 ，1959年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处分不予改变。这些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才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