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代黑龙江地区的经济
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辽为防止渤海遗民反抗，徙其民百万于辽河流
域，并将上京等地宫殿，民宅全部付之一炬。渤海国200多年创立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居民流离失所，或“亡人新罗、女真”⒂或“保聚之隅”⒃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这一
时期，松嫩平原的室韦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乌吉、敌烈、阻卜诸族的社会生活，却得到进
一步发展。女真人由牡丹江流域迁到阿什河流域后，到四世绥可已“种植五谷”，“田宜麻
谷，以耕凿为业”①（①《三朝北盟会编》政宜上帙《神簏记》）。辽代，其它女真部落也
都过着定居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高丽史》记载，显宗朝十一年（1020年），“东女真
酋长达鲁率众来献蕃米三百石”。②（②《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靖宗朝八年（1042年
）“东女真一次能向高丽献米300石，并向高丽索请耕牛，反映了当时女真族农业生产也发展
到一定的水平。
辽代，生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和各部酋长等提倡和重视有关。函普、绥可教人“勤
于耕作”，“种植五谷”；撒凯“家居纯俭，好稼穑”③（③《金史》卷70《撤凯传》），
太祖阿骨打“力农积谷”，与辽作战时，“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阿离合懑与宗翰在
阿骨打即位时，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④（④《金史》73《阿离
合懑传》)。阿骨打敬而受之。尽管如此，农业生产仍然十分有限，农作物品种单一。据《茆
斋自叙》记载，“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黍，所种上稗子春米”。⑤（⑤《三朝北
盟会编》政宜上铁四《茆斋目钞》)辽初，呼伦贝尔草原上也出现了早期农业。会同二年（9
39年），辽太宗“以乌古地水草丰美，命欧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田
为农田。”⑥（⑥《辽史·食货志》0会同三年（940年）诏：“以谐里河（今额尔古讷河上
游）、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南院温阿刺三石烈人，以事
耕种。”⑦（⑦《辽史·太宗记下》）辽兴宗时，为防止乌古、敌烈诸部侵扰而在呼伦贝尔
草原上实行屯田，这也促进了那里的农业生产。到了道宗初年，那一带农业连续获得大丰收
。“凡四十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
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上，曾发现了不少辽代古城与村落，并有农田水利设施，这些都证明
了辽代呼伦贝尔草原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畜牧业在辽代生女真部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女真向辽进贡马匹数目和辽向女真动
辄掠马以万计，间接说明了辽代生女真人养马业的发达程度。除马以外，牛和猪也是女真人
的重要家畜。还饲养羊、狗、鸡，有时还把狗作为贡品，向辽朝进贡。
采集和狩猎在辽代生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黑龙江大森林中盛产的松
子、蜂蜜、白附子等，是女真人采集的重要经济作物。这些土特产，一方面供女真人自己食
用，另一方面用于与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和高丽人进行交换。
辽代生女真部落中，已出现了专门从事铁器生产的家族，出现了铁工、锻工等手工业者
。织布业有了较大发展，布帛是女真和辽国进行贸易的重要产品。
二、金代黑龙江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金朝的建立，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金代黑龙江地区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金建国后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增长。大批汉人的迁入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黑龙
江地区，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肇东八里城、伊春大青川
、逊克沾河达出土的铁农具看，种类繁多，结构合理。例如耕地用的犁就有犁铧、犁镜、
头和牵引器等多种。铧又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镰分带柄
和无柄手镰之类，并有大小、式样不同。此外还有锄、钁、铲、锹、铡刀、垛叉等。阿城五
道岭铁矿井和冶铁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这些铁器大部分是当地制造的。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耕地的开垦是古代开垦史上的一个顶峰。黑龙江、嫩江、牡丹江
、绥芬河与乌苏里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广阔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
《金史》记载：上京、蒲与、速频、曷赖、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计176000有余。以
每户10人计算，则有170多万人。这五路有四路在今日黑龙江境内，约有130余万人。五路每
岁收税粟255000余石，所支者66000余石，①（①《金史》食货志五）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农
业生产水平。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品种又有所增加，《金史》、《大金国
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时的农作物有小麦、粟、稷、麻、菽类，蔬菜有葱、蒜、
韭、葵、芥、瓜类等。《松漠纪闻》作者洪皓记载，黑龙江地区所产的西瓜味甘脆有汁，色
极青翠，匾蒲而园，性冷，易保存。他还记载当地所产桃李使用了压枝栽培法。
金代由于朝廷重视畜牧业，于各水草丰美之地，设置群牧而得到发展。天辅九年（1119
年），金太祖采纳阿里罕的意见，禁止以马殉葬。至海陵王天德年间（1149－1153年）“置
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①（①《金史》卷44《兵志》）《金
史·地理志》记载的群牧所就有12处。为了解决放牧人员，“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
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
羊”。同时，建立“蕃息衰耗之刑赏。”②（②《金史》卷44《兵志》）这些措施使金代畜
牧业完全脱离农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空前繁荣起来。海陵王后期，由于要发动侵
掠南宋的战争，大肆搜刮嬴马，激起牧民反抗，于是爆发了牧民起义，致使当时的畜牧业濒
临破产。到了世宗年间，经过20年的“厉行牧政”，“蕃养滋息”，畜牧业又得到了较快发
展。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
四千”③（③《金史》卷44《兵志》）。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黑龙江地区的畜牧业处于发展
阶段。
以冶铁业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在金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铁器的生产，从矿石开采、冶炼
到铸造、锻打、加工都有固定作坊，这从考古遗址中得到证实。铁作坊内部有严格的分工。
黑龙江各地发现的铁制手工产品中既有铸铁件，也有锻铁件。铁制手工业产品主要有：铲、
刮皮刀、钳子、铁锅、铁权、熨斗、菜刀、小刀、铁钩子、抹泥板、抽屉拉手、铁锁、钥匙
、铁凿子、铁圈、门鼻、穿条、铁钉、铁马蹬、铁马衔、马挠子、烙马火印、手铐、脚镣、
铁钻和其它生产生活工具。黑龙江地区发现过许多金代的铜器，如铜钱、铜镜、铜印、铜锅
、铜钗、铜佛像、铜人、铜牌、铜龙、铜带胯、铜楼阁、铜龛等。金代缺铜，铜产量少，所
产铜大部分用于铸钱和制造武器，因此朝廷采取政策进行铜禁。
金朝廷鼓励民间开采金银矿。如金世宗说过，“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得
私铸”。④（④《金史》卷48《食货志三》）银器在黑龙江许多地区都有发现，常见到的有
：锭、钏、耳坠、簪、壶、碗、盘、带銙等。金器常见到的有金耳坠、金带銙、金牌、金串
饰等。这些产品明显带有女真族的特点，显然是当地工匠制造的，可以说明金银业发展的程
度。
盐业是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也是金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海盐产于速频路的滨海地区
，土盐则产于西部的肇州。盐业是金代黑龙江地区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根据文献记载，“旧
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改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①（①《
金史》卷49《食货志四》）。又据《金史》载，兴定二年（1218年），“岁获盐十三万斤，
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②（②《金史》卷49《食货志四》）从中可以看出金代盐业的规模
。
金代建筑业大量使用砖瓦。砖一般呈黑灰色，长33厘米、宽17厘米、厚4—5厘米，火候
较高，素面为多。在金上京（阿城白城）发现龙纹花砖，甚至还发现过文字砖。在蒲峪路城
内出土过牡丹花花砖，肇东县八里城出土过手印砖和羊蹄纹砖。板瓦一般呈浅灰色，背面也
有布纹，但浅而密，瓦头部分的纹饰却很复杂，有花点形、圆点纹，水波形、几何图案形等
。金代女真族也烧制瓷器，典型的器物有四系瓶、碗、小动物等。
随着金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各类城市分布在黑龙江的广大地区上，沟通各地之间的
交通线也比以前更为健全。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均记载
了从金上京到中原的交通线和驿站里程。这条路线是金代由上京通往中原的重要交通干线，
于1124年（天会二年）由金太宗下令修建，是黑龙江地区最早的一条驿道，沿途每50里置一
驿站。
生产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黑龙江地区的商业。金代建国初期，黑龙江地区的商业还十
分落后，北宋派遣许亢宗由中原出使金朝，过拉林河，进入黑龙江境内看到的情况是：“自
此以东，尽女真人，更无别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③（③许亢宗：《
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但是经过金熙宗的改革，金朝社会经济封建化，商业也得到长足发
展。如在金上京城内出现了专门的封建行会组织。当时的城镇中有油、石、布、金银等行，
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的头人为行头、引领。他们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
垄断本行商业并控制小商人。
金代商业交往，已广泛使用铜钱，但流通的大部分仍为辽宋旧钱，以宋钱为多。金代曾
铸造过“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等铜币，这些钱币黑龙江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大部分为
窖藏，多则千斤，少者数十斤不等。
金朝和南宋的贸易，是和当时的战争形势相联系的，同时也与统治者采取的互市和禁市
政策有关。金皇统二年（1142年）五月，金朝同意南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设立榷场
。当时，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乳香、檀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
、钱、牛、米等；金向南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
罗等。
总之，金代在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是黑龙江古代历史
上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