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进入1958年以后，城乡各条 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改革农具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1958年2月份，全省参加水 利建设，积肥送肥和从事各项副业生产的人数已达到250万人。到7月，全省完成水利工程土 方2亿多立方米，扩大水田25万垧，①（①黑龙江地区多数是1垧等于15亩。1公顷等于1万平 方米，也是15亩，每亩666．6平方米，面积相同。）增加灌溉面积近于解放以来增加水田面 积的总和。改造各种农具100多万件。这些活动，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城市出现了大办工业和生产竞赛的高潮。1958年初，省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发动群 众，全民动手，遍地开花，以小型为主，大中小相结合，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仅在4个月的时 间里，全省就建起了10．3万多个工厂。农村也积极大办乡社工业，全省乡社办的工厂达到6 ．2万多个。全省已建成小煤矿、土铁矿、炼油厂、化肥厂、土副产品加工厂等中小型企业2 0多万个。
　　　　在大办工业的热潮中，整个工业战线还开展了一个学先进、比先进，超先进的生产竞赛 高潮。广大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劳动 ，积极钻研技术，改革工具和操作方法，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生产定额不断刷新。在全省广 大职工努力下，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74．7%。
　　　　财贸战线也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财贸部门调整了机构，商业、服务、供销三合一，企业和行政合一，取消公司，组成城乡的 商业网。同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土特产品生产基地。采取了大购大销，生产多少就购多少的 政策，扩大了农副产品收购量，从而使商品充足，市场活跃，物价稳定。
　　　　经过这些调整，财贸工作通过经济活动、购销业务和物价政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
　　　　1958年上半年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是十分喜人的。但在这个时期的生产建设中，已经 开始出现了形式主义、虚夸和冒进的现象。8月以后，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使这种倾向继 续发展，并遍及各部门。
　　　　二、国民经济“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 的强烈愿望，但指导思想存在“左”的倾向，急于求成，在执行中又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作 用，造成了不良后果。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 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要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些思想本来都是对的，但只强 调“敢”字当头，超越了客观可能，陷入盲目蛮干。毛泽东还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 ”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插旗。不是无产阶级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白旗，要大鸣大放 、大字报，把白旗拔出来，把红放插起来。这种把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 度，势必要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黑龙江省贯彻这个精神，提出要同保守派、怀疑派、 神秘论、唯条件论作斗争。在城乡机关、工厂和生产队中批判和撤掉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 对蛮干的干部，在理论教育界批判和打击了一些有头脑、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助长了经济建 设上头脑发热和盲目蛮干情绪的发展。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 及当前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不切实际地提出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4000亿公斤至 5000亿公斤。规定了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产量翻一番，要求两年超过英国的 钢产量。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 建立人民公社。并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 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 国普遍兴起。
　　　　为贯彻执行北戴河会议精神，1958年9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 会议文件，提出了“全面发展、全面跃进、全面奋斗、全面紧张”的指导思想，并确定了工 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各自的“跃进目标”。这些目标以钢铁翻番为中心， 要“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全省制定的1958年炼铁指标必成数20万吨（期成数30万吨）， 炼钢指标必成数40万吨（期成数60万吨），仅按必成数计算，炼铁指标比1957年增长104倍， 炼钢指标增长32倍。1959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80亿公斤以上，比1958年翻一番，每人占有粮食 达700至825公斤。亩产超过“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并争取越过“黄河”，达到亩产 225至300公斤。在科学教育方面，提出大搞技术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发展尖端技术，5年普及 中学教育，7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跃进目标”。这些目标的确定，在当时无论从时间、生产能 力、原材料、资金、电力、运输等方面都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个高指标，当时采 取了以下几方面不适当做法：
　　　　第一，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省委提出“停车让路保证钢铁、机械元帅升帐”的口号，要 求各地方、各部门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 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它工业应当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 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企业、机关、厂矿、学校、农村等各条战线，出现60万人的 浩大的炼铁大军。为保证钢铁生产有足够的矿源，全省开展了全民找矿运动；为解决生铁供 应不足，又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在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农村收集废钢铁。有的把完好的 铁栏杆、铁门也拆下来作为废铁处理，农村有些地方甚至把民用的铁锅和农具也充当废铁。
　　　　第二，大搞群众运动，大办“小土群”。黑龙江省还提出“发动群众，全民动手，重点 突出，遍地开花，以小型为主，大中小相结合，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使全省城乡到 处出现了大办“小土群”的热潮。到1958年底，全省共办起了“小土群”工业企业73500多个 ，为1957年实有工业企业4256个的17．26倍。其中有小钢铁厂、小高炉、小炼钢炉、小铁矿 、土法炼焦厂，还办了一些小农机修造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砖瓦厂、小造纸厂等， 这些“小土群”后经整顿大都下了马，所剩无几，造成很大的浪费。
　　　　国营大型企业也刮起了“跃进”风，实行高指标、大计划，拼设备、拼体力，乱采、乱 伐、乱掘，致使许多产品产量升而复降，产品质量每况愈下。从1958年到1962年5年间，全省 工业产值大起大落。1958年、1959年、1960年分别比上年增长74．7%、41．3%、17．6%，但 1961年、1962年又分别比上年下降53．4%和8%，整个“二五”时期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5%，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第三，盲目追加投资，扩大基建规模。有些工业企业，原有生产能力完不成高指标的任 务，就不顾一切地追加投资，扩大基建规模，扩大生产能力。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预算内基 本建设投资额大量增加，而且很多地方和企业利用发行公债、挪用流动资金、摊入成本等各 种手段追加自筹资金，使自筹资金总额高达2．51亿元，比1957年增长近8倍，占投资总额的 17．9%。由于基建规模急剧扩大，使基本战线越拉越长，基建用物资不足已成为当时突出问 题，造成大量工程不能按期竣工，损失浪费严重。
　　　　第四，商业、财政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商业部门为此开展了“大购大销”运动， 对省内工业品和农产品提出了“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由于大购大 销离开了国家计划的指导，脱离了市场的需要，违背了价植标规律，片面追求购销数量，致 使生产部门不顾需要，不求质量，盲目生产。商业部门大量积压，损失浪费十分严重。黑龙 江省商业、供销部门到“三清”时查出的损失达6亿多元，是全国损失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
　　　　对商业和工业企业资金不足，财政就让银行贷款，提出“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 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给”。结果把银行的资金和存款，大量垫付给企业作为流动资金，甚 至有的转为企业基建投资或库存呆滞物资。这样“以钢为纲”“跃进”的结果事与愿违，到 1958年底，生铁产量只有5．6万吨，仅完成必成数的37%。钢产量只有34．5%万吨，仅完成必 成数的86%。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除粮食产量、农田水利、土地深翻和 施肥等项高指标外，省委还要求：到1962年，渔业生产达到每人每年100公斤，畜牧业生产达 到每人每年肉食180公斤，牛奶175公斤，鸡蛋1000个，蚕业生产达到每人平均穿绸1．6匹。 在农业工具改革方面，提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轴承化”、“轨道化和牵引化”、“与镰刀 扁担绝交”等口号。《人民日报》还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在这些高 指标的鼓动下，各地基层组织制订了更加不现实的生产计划。有的县提出1959年的粮食产量 要翻5番；有的提出全乡3天内实现“绳索牵引化”，1个月搞完土地深翻，每垧施肥15万公斤 ，达到全地全肥；有的公社1958年垧产还不足2000公斤，却盲目提出1959年垧产上万斤。为 了实现这些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一些地区便谎报成绩，弄虚作假，或强迫群众蛮干。如有的 为了达到打井数字，在地头挖了一些干井；有的积肥只是在地头堆起一些土堆；有的少报亩 数多报产量；有的单纯追求深翻的深度而不顾土质情况，深翻1米，把地下的黄土都翻了上来 。这种弄虚作假，不求实效的作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从1958年8月份开 始，在全省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即在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原来的1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700多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2800户。在“越 大越公越好”的“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还搞了一县一社的大公社。
　　　　在处理公社中的经济问题时，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连社员人 合作社时的股金，也一律转归公社，作为社员在公社的股份资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在各 管理区之间搞无偿支援和“抽肥补瘦”，任意调拨集体的劳力、耕畜、土地、资金和物资。 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社员干活不记工分，按人平均付酬，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大办公 共食堂，吃大锅饭，有的实行“吃饭不要钱”。这就是以集体经济内部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 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共产风”。
　　　　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 原则，造成了农民的思想混乱和恐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公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在组织机构中，出现了机构庞大，兼职过多，分工过细， 科股林立的严重机关化和官僚主义化的倾向。
　　　　总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计划平衡受到破坏，生产发生混 乱，损失浪费严重；随着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盛行，谎报成绩，弄虚作 假，强迫命令盲目蛮干等问题日益严重，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
　　　　四、纠正“左”倾错误与反“右倾”
　　　　“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的其他同志经过调查研究，逐渐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失误。为纠正这些错误，从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先后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两次政协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对人民公社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作了理论和政策上的阐述，着重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 的“共产风”和经济建设的高指标等问题，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在初步纠 正“左”倾错误上作了努力。
　　　　黑龙江省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58年底开始，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党 中央指示精神，进行纠正“左”倾错误：（1）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多次降低生产计划的高指 标；（2）召开各条战线的六级干部会议，全面检查总结工作；（3）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和农 业生产，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但是，由于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工作，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又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 ”，“大跃进”的气氛仍然很浓，这样就影响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深度和进程。在纠正“ 左”倾错误时，省委虽然作出了一些正确的规定，然而由于这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来得 及得到全部贯彻执行，致使在“反右倾”之后，“左”倾错误又开始复活和发展。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原定要继续解决全党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但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 批判，会议的中心转向“反右倾”，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所谓的 “右倾”其实质是许多同志看到“大跃进”违背了客观规律，破坏了生产，引起群众不满， 因而要求纠正这个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实际是对这些正确思想错误地进行了批判。
　　　　庐山会议作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后，形势急转直下。1959年8、9月间， 省委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召开了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错误地给讲真活、实话的一些 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对他们的所谓“反党错误”进行批判。此后，这 种“反右倾”斗争在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开展起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停 顿下来，经济上原来“左”的倾向又有回升，经济建设又出现新的“跃进”的情况。
　　　　第一，仍然制定了高指标，大计划。在安排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工业总产值为120亿 元，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33%。钢产量为74．28万吨，比1958年增长115．3%。生铁产 量30万吨，比1958年增长455．56%。原煤产量3600万吨，比1958年增长69．33%。原木产量1 500万立方米，比1958年增长39．92%。农业总产值37．1－38．5亿元，比1958年增长57．21 －63．15%。为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掀起一个新的更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实际执行 的结果，所订的指标没有一项完成。
　　　　第二，继续大搞“小洋群”和“小土群”。全省上下再次组织人力找矿、挖煤、炼钢、 炼铁、炼焦、建厂、建矿、建炉等，其结果是乱采滥掘严重，损失浪费惊人。
　　　　第三，1960年1月，中央和省委号召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运动，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形式，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 和气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用高速度而不是用一般速度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并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这场运动的主观愿望是发展生产力，并且也一度促进了生 产的增长，但是由于脱离了当时物力、人力、财力和技术条件，搞出的技术成果，大多是技 术条件不具备或者没有使用价值的。
　　　　五、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
　　　　1958年至1960年3年“大跃进”，使黑龙江省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并在某些方面出现 萎缩状态。就在这时，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合同，决定于1个月内召 回在我国的全部专家，中断正在进行的援建项目和停止供应设备，使黑龙江省遭受严重损失 ，加重了经济困难。从1960年开始，连续3年，农业受到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黑龙江省农 业受灾面积221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1．8%，1961年受灾面积285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27．5%，1962年受灾面积33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3%。真是雪上加霜，使整个国民经济出 现严重困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大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农业总产值就低于1957年0．93亿元和1．05亿元，而1960 年则比1959年又降低4．93亿元，略高于1952年水平。耕地面积1958年接近1957年水平，195 9年和1960年分别比1957年减少493万亩和726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连续3年都比1957年减少 ，特别是1960年减少了600多万亩。粮豆薯产量，1958年和1959年高于大丰收的1955年820． 5万吨，而1960年和1961年则大幅度下降，都低于1949年57．75万吨的水平，是建国以来最低 水平。由于浮夸风、高估产，加上继续高征购，农民口粮减少，生产水平有所下降。特别在 1958年秋季以来，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大搞深翻地等任务，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农 业生产第一线劳力缺乏，田间管理混乱，土地荒芜，秋收质量差，损失浪费严重，加之连续 自然灾害，灾情严重，部分减产绝产。
　　　　（二）重工业生产升而复降
　　　　重工业生产在“大跃进”的3年中大幅度增长，工业总产值从每年最低为17．6%到最高为 74．7%的速度增长。但1961年和1962年又分别下降到49．36亿元和45．30亿元。特别是重工 业，由1960年的71．85亿元下降为1961年的30．32亿元，下降幅度为57．8%。
　　　　（三）工农业比例失调
　　　　黑龙江省“一五”时期，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0．5%，农业为39． 5%，基本上比较正常，到1958年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提高到72．9%，1959年提高到79．7% ，到1960年上升到85．7%。而农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则由1958年的27．1%，1959年的20．3% ，下降到1960年的14．3%。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57年的2：1变为1960年6：1。由于工 业的迅速发展，职工的大量增加，要求农业提供的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材料大大增加，而 这些需要又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本身所承受的能力。当时最突出、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19 59年和1960年分别比上年减产15亿斤和37．4亿斤，而1960年全省人口比1957年增加了308万 人。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要，当时采取高征购政策。从1958年到19 60年3年间粮食征购量分别为86．56亿斤、103．24亿斤、65．59亿斤。粮食征购量占粮食产 量的比重由53．1%上升到65．2%和64．8%，因此，农村中的粮食“三留”大量减少，有些地 方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四）轻重工业比例失调
　　　　1958年国家对黑龙江省工业投资为100269万元，其中轻工业9381万元。1959年工业总投 资114234万元，其中轻工业11106万元。1960年工业总投资144030万元，其中轻工业10758万 元。3年轻工业投资仅占10%左右，重工业占90%左右。
　　　　1958年工业总产值63．61亿元，其中轻工业21．33亿元。1959年工业总产值89．90亿元 ，其中轻工业30．07亿元。1960年工业总产值105．70亿元，其中轻工业33．85亿元。3年轻 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1／3左右。全省“一五”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值的比例是75．32 ：57．9，即1．3：1。实践证明，这个比例和当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虽然在当 时已感到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发展不足，但以为这是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3年 中重工业产值由1957年的25．1亿元，激增到1960年的78．6亿元，增长了2．1倍。但轻工业 增长缓慢。在全部轻工业产值中，能投放到市场销售的产品只占1／4左右，加重了轻重工业 比例的失调。
　　　　由于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调，所以当时出现了农业和轻工业的“短腿”现象，造成各方 面的紧张，以致后来花大力气进行补长“短腿”。
　　　　（五）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
　　　　3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实行“以钢为纲”的方针，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 了基础配套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与工业发展极不协调。黑龙江省“一五”时期，工 业总产值增长1．08倍，而货运量增长1．15倍，体现了交通运输的先行作用。1958年至1960 年3年“大跃进”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90．3%，货运量仅增长98．5%。由于交通运输发展缓 慢，满足不了工农业生产对货物运输的需要，特别是铁矿石、煤炭、建筑材料等运输的需要 ，物资运不出，进不来，使公路、铁路、水运等经常处于严重超负荷状态。
　　　　（六）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
　　　　黑龙江省1957年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占30．95%，“一五”时期年平均积累率为 27．26%。而从1958年到1960年的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44．4%、44．9%、42．8%，3年平均为 44．03%。其积累总额为71．33亿元。由于高积累挤占了消费基金，造成人均消费基金占有量 增加缓慢，甚至还有下降。
　　　　积累效果差。黑龙江省“一五”时期投资总额为35．8亿元，新增加固定资产31．3亿元 ，平均每百元投资额新增固定资产87．4元，投资效果比较好。1958年每百元投资额所增固定 资产为70．2元，1959年为73．4元，1960年为75．9元，3年每百元投资额所增固定资产平均 为73．2元，与“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降低14．2%。
　　　　从积累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看，黑龙江省“一五”时期每百元积累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为36 ．18元，高于国家35元的水平。1958年至1960年3年间每百元积累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为－67． 7元。说明这一时期生产领域物质消耗过多，损失浪费大，亏损现象严重。
　　　　（七）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在这一时期，黑龙江省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超过了当时人力、财力的可能性。由于 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人财物力分散使用，造成一些项目不能按时建成投产，发挥经济效 益。“一五”时期全省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75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4个，建成投产率为58 ．75%。“二五”时期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46个，全部建成投产的18个，建成投产率只有12． 3%。
　　　　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地集中在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一五”时 期非生产性建设平均占投资额的18．6%，已经低于全国的28．3%的平均水平。在“二五”时 期非生产性建设占投资额的比重继续下降，5年分别为15．1%、16．5%、16．5%、15．9%、1 2．8%，其平均水平只有14．4%。“一五”时期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6%，“二 五”时期平均水平只有6．1%，与“一五”时期相比降低了1／3左右。由于职工增加，城市住 宅面积没有相应增加，使人均居住水平下降。1957年人均住宅面积3．74平方米，到1962年人 均住宅面积仅2．12平方米，比1957年下降了1．62平方米。
　　　　（八）人民生活困难
　　　　城市居民粮食供应下降，农村“三留”严重不足。
　　　　从1960年至1962年，全省城市居民口粮供应逐年下降。省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 57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粮食为230．65公斤（原粮，下同），平均每人每天消费粮食为0． 83公斤；1960年人均年消费粮食126．2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消费量0．35公斤；1961年人均 年消费粮食量减少到102．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消费量只有0．28公斤。农村“三留”（口粮 、种子、马料）严重不足。全省城乡居民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确定《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以度过困难和灾荒》。省委、省政府及时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生产“代食品 ”的活动。所谓“代食品”就是把苞米皮、苞米瓤、豆皮、稻稗、稻壳、麦壳等通过简单机 械加工，磨成粉状再做成食品用来充饥。仅据1961年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农村参加搞“代 食品”的人数达10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0%，共有生产“代食品”的加工厂和作坊6万余个 ，日产淀粉达3000吨左右。
　　　　由于食用“代食品”，人体营养匮乏，加之“代食品”质量低劣，食用以后产生副作用 ，人民的体质普遍下降，各种疾病突发，患病率增高，常见的患浮肿病、干瘦病、肝炎、肺 结核等病的人数明显增多，有些妇女患有闭经和子宫脱垂病，幼儿患佝偻病等。
　　　　人民生活困难，副食品消费量逐年下降。省统计局抽样调查表明，1957年人均消费猪肉 5．65公斤，蛋类2．00公斤，1958年人均消费猪肉3．8公斤，蛋类2．55公斤；1960年人均消 费猪肉只有0．8公斤，蛋类仅有0．65公斤。1961年比1960年略有回升，人均年消费猪肉1． 45公斤，蛋类0．9公斤。
　　　　1960年至1962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年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960年的369967 万元下降到1962年的289574万元，平均每年下降11．5%。社会商品购买力也在逐年下降。由 1960年的382503万元，下降到1962年的291465万元，平均每年下降12．7%。城乡居民持币待 购商品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农民1961年货币收入为7．4亿元，实际供应给 农民的商品为4．8亿元。供应给农民的商品占全部货币收入的64．9%。1960年末农民手存现 金为2亿元，到1961年末上升为4．1亿元，增加2．1亿元，这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而且也影响 了农业生产。
　　　　这期间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不断上涨。1960年至1962年全省零售物价水平平均每年增长 4%，高于“一五”时期每年增长2－3%的水平，其中1961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1960年上涨22% 。这一时期的物价是在几年物价持续上涨的基础上又大幅度上涨的，因而对城乡居民的生活 影响较大。
　　　　1960年和1961年每个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636元和621．1元，与1959年每个职工平均工资 666．24元相比，分别下降4%和6．2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61年实际工资为497．3元，比 平均工资减少123．8元，即减少19．9%。
　　　　由于收入少，生活费用高，不论是城市职工家庭，还是农民家庭，都有相当一部分困难 户。1961年城市职工平均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需要13元以上，一个5口之家每月需要65元收入 才能维持生活，然而全省有12%以上的职工家庭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这些困难户中有相当一 部分依靠国家补助过日子。1960年全省仅国家机关职工生活补助费总额为70万元，1961年增 加到100万元，比1960年增长42．8%。补助人数由1960年的1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1．35万人， 增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