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帖的广泛流通，不仅为各地奸商豪富所利用，更为当地军政官吏巧取豪夺、搜刮民财 找到了机会。他们纷纷以商会或临时虚设的组织如“农商钱局”、“筹饷处”乃至直接由县 公署出面，借口“接济地方”、“赈济灾荒”以及“组建自卫团保境安民”等需要，肆意发 行。
　　　　市帖（见图1－2－2）与商帖不同，主要反映在：一是利用地方团体或组织的名义，凭其 在当地的权势进行发行，强制群众收受；二是只发不收，不能兑现，有的虽声称“准持此条 完纳饷捐”，但到后来也成了欺骗百姓的一纸空文；三是发行数额巨大，动辄数十万、上百 万吊，有的甚至一次就发行1000万吊之多；四是发行几及全县城乡，比商帖只在本街本屯行 使范围广。
　　　　市帖的发行，以民国初期最盛。例如1915年（民国4年）春，通河县水灾严重，县知事史 某伙同农商绅民4人成立农商钱局，以赈灾名义发行市帖40万吊。后因连年荒歉，更以该局经 理人等意图肥己，藉词陆续增发新帖40万吊。1916年8月10日，广信公司坐办李品堂，就通河 农商钱局滥发市帖事，曾亲赴通河进行了解。
　　　　1924年7月，黑龙江省长史纪常据群众多次告发，曾饬令通河知事复称：“该农商钱局所 发市帖，纯系不兑现纸币，但在流通中却与官帖等价行使。致该局究竟由谁负责，屡次邀集 地方绅商开会，都说不知。经查农商钱局卷宗帐簿，历年来共贷出398万吊，其中有抵押品的 225万吊，无抵押品只有担保人的173万吊；再各机关挪用计507万吊，其中私人应酬欠款51万 吊，公产占用56．7万吊，历年开销261万吊，现该局已浮滥支出并无余存”。（黑龙江档案 馆档案：62全宗5目2508卷。）
　　　　1923年12月，庆城县以胡匪骚扰，乡民带款来县城纳捐不便，警察饷粮难于发放为由， 发行一种“接济款条”，面额有五百吊、千吊、二千吊3种，总共40万吊。（见接济款条式样 ）
　　　　
　　　　1924年，通河县知事宋汝霖与该县绅商李玉堂等以“保境安民”为由，筹设自卫团兵丁 1000名，由地方发行“筹饷券”1000万吊，以购买硝磺、服装等用。县署规定：所需饷款由 当年已种的粮田内，每垧地收粮2斗。不分地主、租户，概以得粮者为征收对象。同年12月2 4日，通河县公民、前省议会议员许常英等向省府控诉道：“宋知事先于大街路西设立团部一 处，并设秘书、军需、营副、连排长等官职，团长、团副，营、连、排长等薪饷动辄数千。 办理月余，无一兵一卒，而花费则月不停止。后强令旧有堡防拨归自卫团，按乡分营编排。 且堡防之兵，原系各乡民自筹兵饷，本年各乡甲已支饷十个月，再加县署规定每垧捐粮2斗， 实系重复。以致有地一垧，无论抛荒与否，官租、警政、省防兵饷已达二百四五十吊，再加 堡防每垧亦须二三百吊不等，再捐粮2斗，值价四百余吊，与本年乡僻之地卖价相等，已种者 固已无力交纳，而未种者更以何缴款？”（黑龙江省档案馆档案：62全宗5目2507卷。）
　　　　此外，呼兰县地方储蓄银行尚发行面额为五吊、十吊、二十吊、五十吊总额27万吊的“ 储款收据”；明水县商会以举办公益事业为名发行凭帖251万吊；绥东县发行“救济券”小洋 1000元；汤原县商会发行“存款收据”50万吊；通北县政府发行“存款证书”45．1万吊等。
　　　　黑龙江禁止私帖流通，开始于副都统程德全执政时。但由于当时币制无法统一，同时官 帖实际上在数量上一时也无法替代，以致不了了之。1909年（清宣统元年），财政部制订《 限制官商银钱行号票纸暂行章程》二十条，明文规定：
　　　　“非银钱行号不得擅自发行纸币”，但并未引起地方重视。1914年（民国3年）7月，财 政总长周自齐在东三省官银号督、会办呈阅的百余种私帖票样中，有所触动，当即饬令东三 省总督并黑龙江巡按使，要求商户限日收回所出私帖，并强调不准续发，否则从严惩处。可 是在上下之间一番体面的公文往返之后，各地行动并不积极，禁者自禁，发者自发，有些地 方甚至愈发愈多。直到1924年，黑龙江省政府迫于民愤和地方财政需要，在通令各县查禁同 时，撤职查办了通河县擅发筹饷券的直接责任者县知事宋汝霖，还制订了对违令者按情节轻 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金的处罚条例。省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地方官的震动。 从此，黑龙江省滥发私帖的情况，渐见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