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地区文艺报刊和文艺集会上，经常开展对新的创作成果的评论，以 指导当时的文艺创作；同时大量评介了产生在老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五四”时期具有 民主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
　　　　两省文联成立初期，文艺评论力量薄弱，缺少经验，两省文联领导采取措施，积极扶持 热情鼓励年轻的文艺评论队伍。1950年10月1日，《松江文艺》创刊号发表省文联驻会副主任 白韦《希望与要求——代发刊词》和主编关沫南《致文艺评论界》两篇文章，阐明了开展文 艺评论的重要意义，号召文艺界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提高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认为群众创作中目前存在的幼稚状况和公式倾向“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最重要的是运用批 评武器“多作指导和帮助”。1951年《松江文艺》第一卷第四期再次发表白韦文章《关于文 艺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当时文艺创作和演出中较普遍地存在的一些问题，号召 广大群众参加文艺批评。《黑龙江文艺》也发表了若干同类文章。当时能够参加文艺评论的 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作者和编辑等，大多是对作品和演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发表读 后感、观后感、内容或人物简介等文章，是初步的群众性的评论意见，带有真诚坦率的批评 特点，保持着健康纯正的批评空气，起着积极有益的指导作用。
　　　　1956年以后，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有力推动下，文艺评论 呈现出活跃局面。1958年“大跃进”以后，除组织撰写文章之外，也讨论当时带有倾向性的 文艺思想问题。
　　　　1960年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创建专职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队伍。该研究 所与文艺报刊相互配合，坚持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 评标准，推动重要的文艺评论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由专职文艺评论工作者、少数文艺 领导者、作者、编辑和大专院校师生组成的文艺评论队伍初步形成，报刊上的文艺评论、专 论、短论、随笔、读后感等评论文章和作品讨论会、座谈会等活动报道迅速增多。由于“左 ”的思想影响，对阶级斗争的日益强调，使部分观点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但整个文艺 评论活动却以健康的风气和活跃的面貌吸引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群众的注意，成为全省 文艺工作的重要一翼。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批评，从极左的立场出发，脱离了常轨，一部分以“大批判 ”方式强词夺理，对作品横加指责，比附构陷，惯于把艺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抓辫子， 打棍子，扣帽子，失去了公正；一部分硬拿“三突出原则”的框子来套丰富多采的文艺创作 ，使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都遭到摧残和束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文艺评论也出现新的生机 和活力，评论文章和作品讨论会迅速增多。
　　　　1979年9月，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的大型文艺评论双月刊《文艺百家》创刊，虽只出版 两期，却产生影响，团结了队伍，为黑龙江创办专业文艺评论刊物摸索了经验。
　　　　1982年2月，省文联主办的《文艺评论报》创刊。该刊作为全省仅有的一个文艺评论园地 ，与省内文艺报刊相配合，联系群众，团结队伍，密切注意不断产生的新作，本着“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及时发表短小精焊的评论文章，也发表不同意见的争鸣，对团结和锻 练评论队伍，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活跃文艺评论，推动文艺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7月，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成立。《文艺评论报》改为《文艺评论》双月刊，立 足本省，面向全国，在《文艺评论报》的基础上提高质量，以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开展了评 论工作，成为全国重要的文艺评论刊物之一。
　　　　在思想解放的热潮里，黑龙江省文艺领导部门为文艺创作和评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促 使文艺评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说理，实事求是，摈弃了“左”的政治化批评模式， 充满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文艺评论队伍迅速壮大，一些文艺领导者和作家艺术家也经常参 与评论活动。凡在全省和全国获得奖励的优秀作品，都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和鼓励。文艺评 论已经成为文艺队伍中颇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关于小说《杨青林开截煤机》和《韩成》的评论
　　　　1951年《松江文艺》第一卷第四期《文艺批评》专栏发表了署名一鹤的文章《评〈杨青 林学开截煤机〉》（小说作者章语凡，载《松江文艺》第一卷第二期）在思想艺术上的得失 。小说描写一青年矿工为改变体力劳动采煤法，掌握机械化采煤法，积极报名学习，回来掌 握运用，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终获成功，使采煤生产增长几倍。小说反映的是发生在鹤岗 煤矿的真人真事。文章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朴素的风格和生动的语言，描写了杨青林为发展矿 山生产，又要克服学技术上的困难，又要和周围落后思想作斗争的顽强精神，表现了工人阶 级纯正的思想品质，很是感人。同时指出小说也存在严重不足，主要是杨青林这一英雄形象 刻划得不够突出饱满，只是个一般的工人积极分子形象，一心学习掌握先进技术的思想动机 挖得不深，甚至只从个人角度考虑，缺乏党的领导教育作用；人物的成长过程过于简单化， 甚至脱离群众，孤伶伶地成长；杨青林学开截煤机成功后对矿山生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写得 不够。文章指出作品思想价值的单薄，作者加强思想学习的重要性。
　　　　1951年《松江文艺》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署名老杨的作品读后感《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 ，对小说《韩成》从思想意义上给予了肯定。短篇小说《韩成》（作在周连道，载《松江文 艺》第一卷第二期）描写哈尔滨市被服工厂生产小组长韩成，应父亲要求回到乡下家里结婚 ，举行完婚礼后，为完成明天生产任务，韩成把新婚媳妇扔在家里，连夜返回工厂，一宿也 没在家住。读后感认为小说表现了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的优良品质，“通俗生动，短小有力， 真实自然，令以难忘”。该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峻嶽的《对小说〈韩成〉的几点商榷意见 》，认为小说除优点外，有严重缺陷。举行完婚礼后竟一宿不住，赶火车来不及，就步行60 余里连夜赶回工厂，这种事既便生活中有，也是个别偶然现象，写进小说就显得不近情理， 不典型，不可信，也说明不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指出作品立意虽好，但艺术上幼稚 粗糙也是不能感动人的，只能削弱教育作用。
　　　　二、关于话剧《马》和《家务事》的评论
　　　　1955年末到1956年初戏剧创作重新活跃起来，反映农业合价化运动的独幕话剧《马》（ 作者王地、崔宝库、姜清文）和反映工人家庭内部思想矛盾的独幕话剧《家务事》（作者陈 桂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几年来戏剧舞台上的新收获。1956年3月，两剧同时参加 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大会，均获大会剧本奖和演出奖。《马》剧被称为是“群众集体智慧 的产物”，作者是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相结合的集体，从作者到导演到演员，从县委领导到 剧团领导无不对剧本创作和演出尽心尽力，四次修改，终于完成。为戏剧创作的组织领导提 供了新的启示。《家》剧的作者是铁路职工家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生活经验丰富，体 验细腻。两剧获奖后在省内广泛演出，仍有不同看法。为了总结创作经验，提高创作水平， 黑龙江省文联与《北方》编辑部于1957年2月，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对这两个剧本进行讨论 。《北方》也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的评论文章。经过座谈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两个 剧本是黑龙江省群众创作较好的作品，对其成绩应予以充分地肯定。《马》及时反映了农村 实行合作化开始时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全省反映农业合 作化运动的第一部较好的作品，对主人公内心思想的刻画细腻深刻，语言朴实生动，但人物 设计和故事情节有公式化影响。《家务事》自始至终充满喜剧气氛，是开在生活沃土上的一 枝鲜花，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塑造真实，心理描写细腻，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独特的艺 术手法。但还不够精炼，带有某些自然主义倾向。
　　　　三、关于说《“把家虎”和“顾小头”》的评论
　　　　1960年《北方文学》第3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把家虎”和“顾小头”》（作者董春林） ，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评论界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小说写的是“把 家虎”王富和“顾小头”顾大嫂之间的故事，通过两人之间的矛盾纠葛，表现了维护集体经 济利益的先进思想和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
　　　　1960年《北方文学》第8期发表洛成的文章《两个生动的形象》，认为这是一篇较为成功 的小说，认为“作者用章回体的形式，幽默的笔法，准确而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与 落后之间的矛盾，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而对立的形象”。作者“歌颂了我们生活中那种大公 无私，爱队如家，处处维护集体利益的人；对那种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贪图便宜的人，作 者也抱着爱护之心，给以同志式的帮助”。在同期发表了曲峰、庶平的《评“把家虎”和“ 顾小头”》对小说做了基本肯定之后指出还存在严重缺点。认为，“把家虎”王富对“顾小 头”偷队里的苞米不吱声，不揭发；打伤了“顾小头”的猪，觉得很抱歉，还拿自己的猪赔 偿。这些行为表现了“把家虎”的斗争性不强，甚至有些“老好”。把“顾小头”比做鲁迅 《故乡》中的杨二嫂，《红楼梦》中两面三刀的王熙凤，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 中的批判也是“苍白无力”的。谢万陵发表在《北方文学》1960年第9期的《一篇带有根本缺 陷的小说》，对小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把家虎”是歌颂的对象，“顾小头”是批判的对 象，“作者就是企图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农村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应该 说，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但是，“由于作者没有按照毛主席一再指示的原则去分析 人物的本质，正确地反映时代，妥善的安排人物和情节，因而冲淡了农村中两条道路、两种 思想的斗争，甚至歪曲了时代面貌，丑化人民群众，贬低了党在领导农民对资本主义自发势 力及其思想作斗争中的作用”，作者得出结论说，“不但降低了作品的教育意义，而且从整 篇作品来看都带有根本性的缺陷”。
　　　　《北方文学》编辑部对这次讨论情况进行了综合整理，以《一次有益的讨论》为题发表 在《北方文学》1960年第12期上。这篇文章认为讨论的分岐点，主要集中在对作品主人公王 富和顾大嫂形象刻划及他俩之间的矛盾纠葛的处理上。一是认为是好作品；一是认为作品存 在严重的缺陷。持否定意见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这篇小说虽然存在某些缺点 ，甚至是比较显著的缺点，但就作品总的倾向而论，还不失为一篇好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以及现实的教育意义”。文章还认为，小说不是尽善尽美的，缺点还是有的，有 的缺点甚至是比较明显的。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对王富和顾大嫂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挖掘和 充分地表现”。其次是小说在描写王富和顾大嫂之间的矛盾纠葛时，“对群众的作用表现不 够”，这样使王富这个先进人物有点孤立，也使得顾大嫂的转变缺乏强有力的正面环境的影 响和推动。
　　　　四、关于话剧《北大荒人》的评论
　　　　话剧《北大荒人》（集体创作，晓范执笔）表现的是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在北大荒与 天斗与地斗，建设富饶美丽的新家园的斗争生活，歌颂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和公而忘私、舍已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赞美了神奇的北大荒黑土地和纯朴豪爽的北大 荒人。
　　　　虎饶农垦局文工团于1962年初来哈尔滨演出话剧《北大荒人》，引起很大的反响。省戏 剧家协会于1962年1月17日举行座谈会讨论话剧《北大荒人》。省和哈尔滨市作家、戏剧家、 评论工作者及虎饶农垦局文工团领导、导演等2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北 大荒人》是一部好戏，《北大荒人》真实地反映了黑龙江省的新气象，歌颂了建设祖国边疆 的英雄业绩，有较强的战斗性和生活气息。在表现剧中人物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克服困难 的斗争中，有着丰富的感染力，给观众以很大的鼓舞、教育作用。
　　　　与会人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剧本的主题、特点及其结构；关于两条斗 争线索的发展与结合；关于高潮的安排与渲染；关于人物性格描写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 法和值得商榷的意见。这是黑龙江对戏剧创作有组织地进行的第一次认真而深入的讨论。
　　　　根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剧作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剧本多次进行修改，在演出中反复 进行加工，使其更加完善。《北大荒人》最终搬上了银幕。
　　　　五、关于小说《家》和《龙套》的评论
　　　　韩统良的短篇小说《家》和《龙套》在1962年10月号《北方文学》发表以后，引起人们 的关注。张镇的评论（载《北方文学》1962年）在肯定这两篇小说的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 是地分析了作品中存在的问题。1962年10月31日作者韩统良就创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给文化 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写了一封信，并寄上了《家》和《龙套》两篇作品，希望得 到茅盾的指教。信中说：“我们生活在工厂里，成天遇见很多人和事，其中有许多是生动感 人的，总想把他们反映出来。可是一提起笔来，若不是从具体事实出发，局限于真人真事， 缺乏典型意义，就是从条文、政策原则出发，写出来的东西空空洞洞，干干巴巴，而为了富 有‘生活气息’，就叫作品里的人物打扑克、喝酒、谈恋爱、说笑话……总之，在具体的事 件与表现政策原则的高度之间，还有一个距离，结合不起来。不知道毛病在哪里，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
　　　　茅盾读了韩统良的信和作品之后，1962年11月15日抱病写了回信，针对韩统良信中提到 的问题和《家》、《龙套》两篇小说，谈了个人的意见，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信中说： “为真人真事所拘束而不能进行概括、想象，然后创造人物形象，——这是大家感到棘手的 一个问题，这也是创作中的一个关口。特别是过去几年，写真人真事成为风气，在此风气中 ‘陶冶’过来的人不免习惯成自然了。”要改变这种创作风气，重要的是“提高思想水平和 文化修养，加强艺术锻炼，认识生活求其广博深透”。对两篇小说，给予了肯定和具体指导 ：“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目前很流行，但大多数的‘我’只作为贯串故事的线索，而不是一 个有个性的或至少也是个形象鲜明的人，《龙套》和《家》中的‘我’却已不光是贯串故事 的线索而是形象鲜明的‘人’，——即使个性还不突出。这是可贵的。”
　　　　1963年1月号《北方文学》以《给一位青年作者》为题，发表了茅盾致《北方文学》编辑 部并转韩统良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韩统良写给茅盾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编者按说： “不久前韩统良同志托我们转给茅盾同志一封信，提出了有关他最近写的两篇小说和创作上 的一些问题，向茅盾同志请教。茅盾同志工作繁忙，又在病中，但还是费心劳神，写了回信 ，写而复辍，三日始成，这样对青年的深切关怀，令人感动不已。茅盾同志在信中所谈的问 题，对广大青年作者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六、关于小说《雁飞塞北》的评论
　　　　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写的是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火热斗争生活。小说出 版后，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产生了强烈反响。小说中反映的大河镇（即小说中的清河镇） 和雁窝岛（即小说中的大雁岛）地区——农垦生活所在地宝清县，于1963年4月召开读者座谈 会，到会的有转业军官、中小学教师、文化局、文化馆干部、新华书店营业员等30多人，对 小说首先进行了座谈讨论。省作家协会于1963年6月19日在哈尔滨召开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 》座谈会。会议由省作家协会主席延泽民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省文联、省作协、《北方文学 》编辑部、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哈尔滨晚报 、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毛织厂等单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文艺领导干部共28人。 作者林予出席了这两次座谈会。
　　　　这两次座谈会对小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从黑龙江省第一 次文代会后，反映黑龙江省现实斗争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黑龙江，体 现了时代精神风貌，表现了黑龙江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英雄气魄。小说的出现，是黑 龙江省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全国也是优秀作品之一。
　　　　小说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塑造了众多的先进人物和后进人物，在人物性格发展上写得合 情合理，因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雁岛分场党委书记张兴华、拖拉机队长罗海玉等人物 形象的刻划是成功的。小说的内容丰富曲折，故事情节动人，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活风貌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小说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是“结尾弱了些，前面铺得太开，后面收得匆促，特别是最 后几章，匆忙地交待了众多人物的结局，缺乏应有的力量”。还有的细节描写不够真实等。
　　　　继这两次讨论之后，一些报刊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从各个方面探讨了这部作品的成 就和不足，影响较大。
　　　　七、关于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评论
　　　　丛深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发表在《剧本》月刊1963年11月号，在哈尔滨演出后，引 起强烈反响。文化艺术界一致认为，《千万不要忘记》是一部优秀剧作，省和哈尔滨有关部 门及时组织了座谈讨论。报刊也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北方文学》1964年第1期发表了李束 丝的题为《因小见大，伐微攻隐》的评论文章，从思想、艺术和生活几个方面评论了话剧《 千万不要忘记》的成就。《北方文学》1964年第3期，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笔谈”专栏 ，集中发表了五篇文章进行评论。
　　　　评论认为，剧本通过对工人日常生活的描写，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加 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浸蚀的问题，具有深 刻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剧本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在艺术上是很有特色的。有人写 道：“这个戏，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写的生活中的小事，情节不算复杂，但它写的绝不是小 事，而是阶级斗争的重大冲突，表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这个戏提出了当前全国人民最 迫切关心的一个极富有战斗性的主题，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的文章称赞这个 戏的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主要人物形象的鲜明，语言的生动风趣，生活气息的浓郁扑人， 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其成就都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独到之处”。而能达到这些独到之处， 原因很多，比较基础的一条，是作者长期深入生活和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结果。作品所显 示出来的特点之一，是描写生活的深度。作品的成功是作者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结果，也是其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
　　　　进入80年代，如何评价《千》剧问题曾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1980年《戏剧艺术》第3期 发表冯守棠文章，对该剧思想政治内容完全否定，认为该剧的“倾向性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 中‘左’的思潮的反映”，“‘千’剧错把不合理的现存事实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中合理的现 实加以肯定和颂扬，从而卷入了当时‘左’倾思潮涡流中推波助澜”。
　　　　1981年《作品与争鸣》第5期发表彭放的文章《也谈怎样评价〈千万不要忘记〉》，针锋 相对地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该剧“是60年代初期所产生的一部充满生活气息、反映人民内部 矛盾和新时代风貌、塑造英雄人物的好戏”。“今天，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它存在的问题，历 史地肯定它在当时曾经起的作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去否定它， 无端地对作家作品进行指责，弄得大家都灰溜溜的，这是关系到如何正确总结教训，使文艺 工作者向前看、向前进的大问题。”文章认为，“剧本并没有象冯文所说的‘把姚母驱向资 产阶级营垒’，划为资产阶级分子加以斗争”，剧中对姚母思想的批判“没有超出人民内部 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范围”，“但她的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还不是旧社会顽固 势力的一种表现吗？”文章说，“认为合营而没有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姚母就不是作 为一种资产阶级势力而存在着，这种把生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一刀切’的说法，很值得研究 。”文章指出，“应该看到，‘千’剧在艺术构思和形象刻划过程中，存在着思想和艺术矛 盾的一面，作家一方面在生活中看到了姚母这样的人，通过生活琐事进行着‘看不见摸不着 的腐化活动’，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另方面，为使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达到当时思想理 论的高度，又不得不对自己的认识强行拔高。”今天重新评价这部作品，“就不能只从表面 上去看它的政治宣言，而应历史地、客观地去评价它的成败得失”，“不应超越时代去苛求 作家”，“如果剧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提出了时代和人民所关心的 问题，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是不应该轻易抹煞的”。冯文指责《千》剧“卷入了当时的 ‘左’倾思潮涡流中推波助澜”，没有任何根据，“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这 种主观推断不符合事实”。
　　　　八、关于连环画《枫》的评论
　　　　连环画《枫》（陈宜明、刘宇廉、李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连环画报》1979年8月号 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对美术作品的一次影响最大的 讨论热潮。8月10日至23日，北京有关方面相继召开座谈会。9月26日，省美术家协会和哈尔 滨市文联联合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讨论中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少数人对《枫》持否 定意见，有的意见相当严厉和尖刻，认为画中出现林彪、江青形象和江青的话，是为林彪、 江青招魂；让人回顾武斗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作品丑化了被批斗的领导干部等。反 映了评论者对作品中的某些内容的不满情绪。但大多数人认为连环画《枫》是在思想解放运 动中冲破题材禁区，打破思想禁锢的第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它大胆地揭露了现代迷信给人们 特别是青年一代带来的灾难，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给人们带来的浩劫；在形象、环 境处理上都很得当，是真实可信的；彩色处理得很成功，充满音乐感，有低沉、高昂、热烈 、冷静等不同调子，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九、关于小说《妻子》和《等》的评论
　　　　鲁琪的短篇小说《妻子》（载《北方文学》1979年第2、3期）和《等》（载《北方文学 》1980年第6期）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两篇小说采用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都 是描写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妻子》描写“文化大革命”中，雯秀的丈夫何林被打成黑帮关 进“牛棚”，雯秀顶住了造反派关于同何林“划清界限”和离婚的要求，不论刮风下雨，每 天都抱着小女儿站在门外空地上等“黑帮”到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丈夫互相望上一眼。丈夫 又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雯秀主动要求去照顾丈夫，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小说中多 有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等》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下放女知识青年与当地青年树强 的爱情故事，姑娘要返回上海去照顾年老的父母，临别时紧握住树强的手，说她会说通父母 让她回来，“你可要等着我呀！”要是变心了，或是要死了，“我会写信告诉你”，那时你 就不用等我了，你就可以找二梅那样漂亮姑娘……，若是不见我的信，你可要等我，可不要 忘了我。深情的话语真挚的爱使树强一心一意地等着她。一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 了，信没有来；两年、三年过去了，信还没有来，有多少姑娘追求树强，都被拒绝，树强深 信她会回来，因此，等，等啊，等……，评论界认为两篇小说都是别开生面地描写了对爱情 的忠贞不渝，不但刻划了人物的美好心灵，也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给一些人的爱情所造成 的苦难、苦涩和无柰。
　　　　史宝庆的评论文章《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载《北方文学》1979年第7期）着重从小说 《妻子》的艺术成就上进行了分析，认为“篇幅虽小，文字朴实简练，然而思想意义却深刻 、丰富、耐人寻味。这主要是作者注意寓思想于形象、场景和情节之中；善于抓住人物典型 的外在动作，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文章分析了小说成功地描写了雯秀的两次颤抖和何林 的三次落泪这些细节，指出正因为作者注重于精细入微的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才使读 者受到了强烈的感染，战斗的鼓舞，加强了作品的教育意义。”铁锋发表评论《漫评鲁琪的 短篇小说——读妻子》（载《小说林》1983年第6期），指出作品通过对“妻子”雯秀的“真 挚的感情，美丽的心灵，高尚的情操，宽阔的胸怀的描写，反映了历史的风云，人间的疾苦 、现实的斗争，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义”。李福亮在《又闻子规啼月夜》（载《北方 文学》1983年第1期）的评论中说：“在世道人心桑田沧海的今天，树强那种朝朝暮暮心如盘 石的苦等所启迪读者的，已绝非单纯的儿女痴情，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一种不容推卸 的义务……一种信念，一种追求”。文章联系作者其它作品中的反映《等》的主题，指出： “这种望穿秋水苦等，与消极无缘，与绝望相反，它植根于对人民和党的无限信赖，来源于 对光明未来的虔诚信仰……”就作品的诗意和激情，对人世间美好心灵的描绘所达到的凝炼 隽永，感人至深，回味无穷的境地，“足以使鲁琪列入‘第一流小说家’之列”。铁锋在上 述文章中认为《等》不但构思新、主意新，人物和情节安排也新，就连题目和开头、结尾也 不同凡响，富于悬念，引人人胜，发人深思”。评论界对两篇小说的看法一致。《等》改编 成电影文学剧本《等啊！》，发表在《电影文学》1982年第1期。
　　　　十、关于小说《夏》的评论
　　　　张抗抗的短篇小说《夏》（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发表后，即引起社会广大读者 的关注。许多读者肯定了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有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为此， 《北方文学》从1980年第10期开辟了《关于短篇小说〈夏〉的讨论》专栏，就作品的主题思 想、人物塑造等问题，许多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短篇小说《夏》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全面地勾勒了思想解放的历程。《夏》 的主题是什么？有的人认为，“它通过三角恋爱的故事，表现了青年人怎样去选择对象”。 也有的人认为，作品“不是在写爱情的纠葛”，岑朗的个性“主要也不是表现在爱情上”。 小说的思想内容具有独特之处，对现实生活很有启示意义。更多的人认为，“《夏》以一对 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1979年在肃清“左”的思想残余的日子里，青年一代解 放思想，为大干四化而努力学习，同僵化、保守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
　　　　评论者对作品中我、岑朗和吕宏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有不同的看法。对岑朗，马爱诗在 《探索与创新》一文中认为，岑朗是“来自于生活的，是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物”，是“勇于 大胆探求、创造新生活的新型大学生”，“岑朗的性格体现了新一代青年的特点”。金梅在 《让更多性格独特的人物来到我们中间》（载《北方文学》1981年第1期）中认为，岑朗是个 “敢于冲破传统樊篱的、个性‘多边性’的人物”，岑朗的独特和新颖主要表现在她“敢于 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风气的斗争精神”上。李福亮在《有待成熟的硕果》（载《 北方文学》1980年第11期）中指出，岑朗这一性格是真实的，但“不是新一代坚持思想解放 的大学生的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它不是典型的、深刻的”，这是因为，“追求个性解放、 争取恋爱自由，毕竟是以反封建为本质特征的五四时代青年们的崇高理想”，而在80年代这 个具体环境中，“它却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值得大作文章的了”。对吕宏的看法， 刘伯奎在《应该忠于生活的本来面貌》（载《北方》1980年第10期）中认为，吕宏这个形象 是不真实的，“吕宏不仅不能代表现在大学里的班级领导人，而且与一般的大学生的水平相 比也相差太远。以她作为大学——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不能正面反 映大学的真实面貌的”。李福亮在《有待成熟的硕果》中也指出，“吕宏也象是人为立的靶 子。作者没有抓住思想僵化的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特点深入刻划，而是满足于表面化脸谱 化的描写，从而对这类的思想行为夸张得过分”。卫岩在《富于创新精神的好作品》（载《 北方文学》1980年第11期）中通过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吕宏形象的塑造不但不违背现 实主义原则，恰恰相反，是严格地遵循了这个原则。她不但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概括了那些 以正统派自居、实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阻力的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她的形 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艺术的独特开掘。”
　　　　十一、关于小说《北极光》的评论
　　　　张抗抗的中篇小说《北极光》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光明日报》、《文汇 报》、《上海文学》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了讨论。为繁荣文学创作，活跃文艺评论，省 作家协会于1981年12月10日，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于1981年12月24日先后召开了《北极光 》讨论会。两次讨论，对《北极光》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倾向、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特色等进 行热烈而认真细致的探讨。
　　　　对主题思想和主要倾向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 问题和不足，但主题思想是积极的、向上的，主要倾向是好的。作品不是写爱情的，它是通 过陆芩芩在爱情上的选择，表现她对生活的选择，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未来理想的选择。 陆芩芩否定了傅云祥胸无大志、庸俗自私的人生哲学；批判了费渊的悲观消沉、“坐而论道 ”的人生观；倾心于曾储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活力、热烈追求的精神。陆芩芩追求纯洁、瑰丽 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北极光》的主题思想和主 要倾向是有问题的。作品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北极光》 不能作为生活的教科书，小说的人物也不能作为青年学习的榜样。读后感到情调不很明快， 不能使人向上，看不到希望，感到压抑。人物总是在矛盾、忧虑、痛苦中思索，对国家的发 展和未来都不关心，更多的是追求个性解放。小说缺乏热情，缺乏时代气息。作者写出这样 的作品，是世界观使然，作者笔下的人物是“我”的再现。所以，作品的主要方面是站不住 的。
　　　　《北极光》写了四个人物：陆芩芩、曾储、傅云祥和费渊。大家对傅云祥和费渊两个人 物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这两个人物性格特点比较突出，是当前社会中某些青年的典型，具 有普遍性。对陆芩芩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陆芩芩这个人物是真实的。作者通过这个人物 表现了对人生道路和美好理想的追求。她追求象北极光那样美好的理想，是可贵的，她在精 神上的追求是应该同情的；她在爱情上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其选择、比较也是可以的。另 一种意见认为，陆芩芩不是光采熠熠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在生活面前的等待主义者、消极主 义者。她的理想和对社会的思索，没有同人民群众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是脱离实际的，她 对爱情的处理是不严肃的，是草率的，她对爱情的追求，表现了她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 对曾储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曾储代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他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百折不 挠的追求精神。另一种意见认为，曾储是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单薄，缺少行动；曾储的思想 是复杂的，混乱的，带有时髦色彩。他所做的都是小事，他追求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十二、关于小说《八百米深处》的评论
　　　　孙少山的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在1982年2月号《北方文学》发表后，引起了轰动效 应。《黑龙江日报》、《文艺评论报》、《北方文学》、《人民日报》、《工人日报》、《 文艺报》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对小说给予充分肯定。评论认为“《八百米深处》深刻地 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广阔胸怀，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舍已救人的崇高精神”，“ 在描写工人本色方面颇有些动人地方”。作者歌颂的是那“在移动着的、跳跃着的集体主义 精神之火”，它的“五个人物有老有少，都写得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摇曳生姿 ”。有的文章谈到李贵这个人物，“既有时代印迹，又有鲜明个性”。一致认为，这篇小说 是集体英雄主义的赞歌。
　　　　《创作通讯》1983年第2期，以大量篇幅转载了《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艺报 》、《北方文学》等发表的评论文章，并发表了介绍作者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公社媒矿青 年工人孙少山的文章。《八百米深处》是黑龙江在新时期所出现的第一篇正面反映中国工人 阶级的优秀短篇小说。对小说的评论中肯恰当，意见一致。
　　　　十三、关于诗歌《给他》的评论
　　　　林子的爱情诗《给他》，发表于《诗刊》1980年8月号，后结集由香港出版，是黑龙江所 产生的第一部爱情诗集，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1984年12月17日，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在省创作之家举办林子诗歌讨论会。与会者30人。 会上肯定了《给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有人说，一些表现爱情的纯真、大胆、坦率和真挚 的诗，是经过长久的曲折之后，才在今天的诗坛上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林子 的《给他》问世，是思想解放的一个丰硕成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人认为，林子的《给他》采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在形式和内容上受白朗宁的一些影响 。这在全国诗歌创作中绝无仅有，这种大胆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基本上的成功的。但林子的 诗，既有模仿，又有创新，特别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真情，这是远为一 百多年前英国女诗人所不及。还有人认为，尽管她的诗受西方影响较大，还有很强的可读性 。青年人可以从诗中体味到爱情的甜美；老年人也可以从诗中回忆起美好的时光；群众读这 样的诗是一种美的享受。
　　　　有人认为，爱情诗所以难写就因为情感的火候很难掌握，要么写得虚假、恋而无情；要 么写得庸俗，格调不高；林子的《给他》一反某些俗套，不是“革命加爱情”或“劳动加爱 情”一类的爱情描写，诗人直接地大胆地写了男女之间的热恋之情，男女之间的性爱，是文 学中的爱的觉醒，是新时期诗歌对人性的呼唤。诗人以初恋的年青姑娘题诗“给他”的方式 和表白心迹的口吻，来展现抒发主人公的心灵世界。通篇可以称作是初恋少女的内心独白， 这种构思比较巧妙，抒情主人公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灵的窗子。全诗写了少女的幸福感， 辞婉情真无雕饰，缠绵缱绻不媚俗。情感的真实是诗的力量所在。在这一点上，不能像过去 一样，把它轻易地判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不能指责为“宣扬 爱情至上”。如果回避写正常的性爱，那爱情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有人称《给他》是为 挣脱封建意识束缚的人性迸发；是冲破“左”的禁锢的呐喊。
　　　　在讨论《给他》的社会意义时，有的人说：优秀诗人善于捕捉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对人 的精神面貌所造成的那怕是极其细微的影响和变化，在揭示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反映出时代 的某些本质方面。《给他》尽管时代精神表现得并不充分，还是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我不 会把眼泪轻抛，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除了爱情——还有众多的工作和欢乐，——象海 绵一样，吸去了思念的愁苦……”诗中的这种描绘，虽然着墨不多，却是颇具深意的。优秀 的爱情诗应当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对待爱情和工作、家庭和社 会。对诗集《给他》的评论，意见是一致的。
　　　　十四、关于小说《幸运儿》的评论
　　　　刘亚舟的长篇小说《幸运儿》（198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继《男婚女嫁》 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某县城里的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婚姻、家庭和 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作品出版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反响，许多人给作者直 接写信，提出自己的感受和意见。1985年5月15日，省作家协会召开了长篇小说《幸运儿》讨 论会，与会者有省文学研究单位的专家，省和哈尔滨市各有关报刊编辑、记者，省和哈尔滨 市专业作家20余人。大家认为从小说所反映的题材内容来看，作者不拘泥于自己已有的生活 层面，体现了作者在创作上的新追求。小说把青年人在爱情、婚姻、家庭上的个人遭遇，同 全国人民所遭遇到的不幸和痛苦结合起来，正面直接地展现了“文化大革命”过程，表现主 人公在运动中受到的创伤和变态心理，反映“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在题 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开掘方面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作者把握住了人物性格基调，采用对 比、陪衬等艺术手法，塑造出陈元生、林霞薇、常杰、迟欣丽四个主要人物，刻划出了人物 在畸形社会环境中性格的畸形发展，如林霞薇的悲剧命运，是时代给予她的不幸，也与她的 个性特点有关。常杰这个反面人物，有人认为是成功的，写出了他心底的狠毒，钻营和卑下 ，没有漫画化；有的人认为还不够“圆”，还缺乏主体感，是个类型化人物。有的人认为， 作品重点没放在揭示人物性格上，而放在了反映社会动乱上，使得人物不是很鲜明，不是很 深刻，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剧性作品，往往是在把个性发展和社会环 境紧密揉合在一起，重点揭示人物性格，由此折射出社会发展，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