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吞并土地
　　　　东北沦陷时期，许多大地主与侵略者相互勾结，充当汉奸，在日伪各级政权机关中担任 要职，依仗日伪势力侵吞土地。据《土地改革运动》资料记载，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张景惠 、大臣李绍庚、吕荣环、熙洽等大汉奸，都在双城县占有大量良田。由二地东或管事的代为 管理，租给农民耕种。农民不但受汉奸地主的剥削，还要受二地东增地（八亩算一垧）增租 （二石增为二石二斗）的勒索。伪满初期，日伪统治者把农民的土地强行收归“国有”后， 1939年又向农民返回一部分土地，并发放地照，即当时所谓“小照地”。一些与日伪有勾结 的汉奸地主利用“土地买回”之机，剥夺了许多小户人家的土地买回权，把土地攫取到自己 名下。密山县马家岗区刘家村共有“买回地”710垧，被刘兆汉等3家汉奸地主占去600垧。大 地主沈子钧，在哈达岗、宝山屯、大荒地3个村子就占了557．2垧的“买回地”。黑台区大地 主王兆桐，在兰岭强占“小照地”200余垧。还有一些汉奸地主以“满拓地”经理人的身份， 为殖民者经营侵占的土地。宝清县青山区地主李士玉，原是个拥有100多垧地的地主，担任“ 满拓地”经理人后，掌握周围5个村的1900垧“满拓地”的经营权。鸡宁县（今鸡西市）滴道 区地主郭海亭，为日本人管理800多垧土地，除了自己种100多垧外，还出租400多垧吃租子。 鸡宁县新兴区吉东屯张姓地主，当上伪屯长后，日本人侵占的土地，经他手转租给中国农民 ，成了土地经理人。这样，日伪统治时期，在日本殖民者掠夺土地的同时，农村的土地又大 量被地主、富农所吞并。据土地改革时松江、合江、牡丹江等地的调查，土改前，农村70%以 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的手里，成为他们残酷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
　　　　二、封建剥削
　　　　地主、汉奸、占有大量土地，主要经营手段是租佃给农民或雇工耕种，进行剥削。据《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记述，对北满17个屯调查，1934—1936年，佃耕的面积占59．3%。《滨 江省概观》记述，伪滨江省所属各县平均佃农和自耕兼佃农户，占农村总农户的58．1%。租 佃剥削的租额渐趋加重。据满铁调查部1934年编的《满洲经济年报》记载：富裕、呼兰、绥 化、拜泉、安达、青冈等县一些村屯的调查，1934—1938年，平均地租率由29．1%增加到 40．1%，5年间增长37．8%。青冈县董家店屯的地租由25%上涨到45．1%，增长80%。地主除了 出租土地外，还自家直接经营一部分土地，招雇贫苦农民为其耕种。他们所用雇工，少则三五 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当时给自营土地的地主、富农当雇工的农户，约占农村总户数的 40%以上。由于地主不断吞并土地，破产农民日增，为地主当雇工的农民越来越多。据《东北 经济史》载，呼兰、绥化等7个县的7个屯调查，1934年被雇佣的农民占总农户的48．8%。到 1938年，被雇佣的农户增加到59．4%。1938年，富裕县七家户屯25户农民中就有18户当雇工 ，占总农户的72%。这些贫苦农民，在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榨下，不仅过着衣不蔽体 、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要被抓去当“劳工”干苦役，许多人有去无回，家破人亡。
　　　　封建的土地制度，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掠夺，使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的 苦难。但他们也在长期磨难中不断提高觉悟，培养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经过 世世代代坚韧不拔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20世纪40年代，打败了日本殖民 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成为新中国 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