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初期（1912—1931年）
　　　　中华民国建立后，在黑龙江地区推行移民垦殖政策。1914年（民国3年）设立垦荒局，从 事测量和调查可耕土地等事务。同时还设立了清丈兼招垦局，实行放荒、招垦、清丈同时并 举的方针，大规模移民垦荒。到1930年（民国19年）西部地区放荒7641万亩，东部地区放荒 2872万亩，耕地达到8763万亩。粮食总产量达759．5万吨，比民国3年增长1．7倍，农业生产 有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日趋商品化。1922年，铁路沿线农户出售的各种粮食比例， 大豆、小麦的售量为产量的80%以上，玉米为55%，高粱为45%，谷子为30%。在农户的全部收 入中，售粮的收入占60%。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种植区域化的趋势，铁路沿线各县成为 大豆、小麦的集中产区，松花江上、中游地区成为玉米的集中产区。
　　　　伴随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公司。1912—1925年（民国1—1 4年），在绥滨县曾建立5个垦殖公司。一是1912年（民国元年）江浙集团、美国花旗银行美 人巴尔穆创办火犁公司，占地57．6万亩，其中耕地3．5万亩，雇工380余人。有油犁一台， 火犁两台。二是1915年（民国4年）江浙集团陈陶遗创办东井公司，占地2．4万亩，其中耕地 6800亩，雇工100余人。三是1915年（民国4年）江浙集团周大容创办智远公司，占地1．6万 亩，其中耕地3500亩，雇工100余人。四是1915年（民国4年）河北财团朱庆澜创办近恩公司 ，占地2．4万亩，其中耕地5000亩，雇工100余人。五是1925年（民国14年）黑龙江省省长吴 俊升和鲍贵卿，创办广信公司，占地45万亩，其中耕地5．2万亩，有佃户800余户，雇工250 余人。这期间，呼玛县还建立起三个垦殖公司，由浙江宁波人李云书经营，占地3．6万亩， 其中耕地6000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 ，大型犁3台等农机具，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
　　　　二、沦陷时期（1932—1945年）
　　　　日本殖民者侵入后，把黑龙江地区作为掠夺农产品的基地之一。除大量侵占土地外，还 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利用傀儡政权，颁布各种法令，控制种植计划，强迫农民 按照他们的需要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对农产品，最初是通过贸易手段收购。1937年以后， 实行“统制”政策进行搜刮，开始主要对粮食进行“统制”。1939年又对大豆、苏子、麻子 等油料实行“统制”。从1941年起，采取了强制购销“粮谷出荷”的方式，强制农民除交纳 田赋外，还必须按官定数量、价格，在规定时间内出售粮谷。“出荷粮”数量很大。一般大 豆占产量的80%以上，小麦占60%左右，而且价格又很低。当时大豆市价每百公斤伪币200元， 而“出荷”价仅17元，为市价的8．5%。日伪的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一是粮 豆单产降低，总产减少。在1934—1944年的11年中，后6年大豆平均垧产由前5年的1010公斤 ，减少到840公斤，下降16．8%；小麦平均垧产由前5年的825公斤，减少到731公斤，下降 11．4%；高粱、玉米、谷子分别下降13．7%、11．6%和14．7%；粮豆总产量也由入侵前1931 年的759万吨，降到1934年的397万吨，下降47．6%。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多地掠夺农产品， 在1935—1945年的11年间，曾设立农业试验场、模范农场、兴农合作社，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但收效很小。粮豆总产量一直徘徊在600万吨左右，最高的1943年，也只有677．7万吨，仍未 达到1931年的水平。二是播种面积初期大幅度减少，后期逐步恢复。1934年，播种面积6056 万亩，比1931年减少3319万亩，下降35．4%。其后，不断加强农业管理机构，进行土地关系 和制度的调整，先后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 合法》、《开拓农场法》、《农事合作社设立要纲》等一系列法规。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时播种面积才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
　　　　三、东北光复至新中国建立（1946—1949年）
　　　　日本投降后，日本“开拓团”的耕地大部撂荒，加之当时土匪滋扰，农业生产又一次遭 到破坏。黑龙江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剿匪和土地改革 的同时，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及时发布指导文件，召开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生产会议，抽 调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指导农民适时春耕播种，夏锄铲，秋收征粮。同时还根 据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 施。
　　　　（一）鼓励劳动致富
　　　　土地改革后，有些农民怕发展生产“冒尖”，怕富了再挨斗挨分，不敢添车买马，对农 村贷款、财产私有权，也很不托底。针对这种情况，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了相应政策，明 确承认农民分得的房产、地产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私有权。还颁布了奖励生产、鼓励致富的 办法。基本解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的积极性。
　　　　（二）组织换工插犋
　　　　土改后，党和人民政府，针对大多数贫雇农缺少牲畜，农具不配套，很难适时进行生产 的实际情况，及时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换工插犋，组织生产互助组。据1947年统计 ，合江省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0%以上。原黑龙江省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 0%左右。同时在农村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运动的发展。
　　　　（三）发放农贷
　　　　为了扶持农民发展生产，黑龙江地区各省都发放了大量农贷。据1949年不完全统计，黑 龙江省发放农贷粮3万余吨，松江省发放农业贷款848亿元（东北流通券）、农贷粮2700吨。 有力地帮助那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缺少劳力，购买种子、牲畜、农具有困难的贫雇农、中 农及那些生产成绩显著的互助组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
　　　　（四）奖励发展牲畜
　　　　各省都明令禁止屠宰耕畜，开办兽医训练班，加强牲畜防疫，推广优良畜种，使大牲畜 有了较大的发展。1949年，大牲畜发展到167．6万头，比1945年增加23．8万头，增长16．6%。
　　　　（五）扩大开荒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黑龙江地区各省，制定了开撂荒地当年不纳税，开 生荒地三年不纳税的政策，调动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1948年开荒360万亩，1949年又开荒3 45万亩，两年共扩大耕地705万亩。这期间，还建立起宁安、通北、赵光等17个全民所有制的 国营农场，开荒69万亩。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到1949年，全省播种面积恢复到8534．3万亩。粮豆薯总产量达到5 77．5万吨，保证了前线军粮供给和后方人民的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