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地区的古人类过着群居生活。在群居的男女之间，出现 了
母女共夫、父子共妻的现象。这种乱婚，也叫做杂婚，实际上是一种多夫多妻制。这可从黑
龙江地区旧石器晚期时代考古遗址中男女分葬的实例得到证实。
黑龙江地区人口的族内婚制延续时间很长，直到辽金时期，还存在着子继其母、弟继其
嫂、侄继其婶母的接续婚姻，仍是一种不按辈份的杂婚婚制。《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
志》均记载了女真社会生活中，盛行收继婚姻，“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
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这个氏族将外氏族女子娶来之后，即使她的丈夫死后
，也不许再嫁到别的氏族中去，而是由本氏族人接续为妻。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谓“虏
人……有妻其继母者”。《金史》也有“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的记载。乌桓人父兄死，
妻继母、续兄嫂，说明在黑龙江古代民族中的“接续婚姻”是较为普遍的。
两汉时期，夫余人建国前经历了“知母不知父”阶段，其祖先是一个崇拜图腾的善射部
落，这与齐齐哈尔地区昂昂溪文化为代表的渔猎先民部落有关。与中原地区一样，黑龙江古
代民族也经历了男女杂交或血缘群婚的时期。
公元前40～30世纪，黑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一致，均处于“传说
时代”。从当时男女分葬而没有合葬的现象，看出黑龙江地区人口的婚姻关系已有了族外婚
。在婚姻形式上，已实现了由“内婚制”向“外婚制”的转变。当时，古人类的氏族外婚姻
及其以后黑龙江古代民族如鄂伦春等少数民族，都严格实行这种传统的族外婚制，配偶双方
必须是不同氏族的男女，同姓不能通婚，辈份不同不能通婚。
三四千年前，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已经定居，并且从事原始农业和纺织业。从全省分
布的古文化遗址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起，黑龙江地区人口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居民逐渐增
多，其婚姻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明清之际，分布在黑龙江中游今同江、抚远一带的乞
列迷人（赫哲族中的一支），亦称费雅喀人，其婚姻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遗风，父
子不亲，夫妻无别，婚姻若娶其姐，则姐以下皆随其为妾，一夫有10妇之多。
随着畜牧业与原始农业的发展，族外的对偶婚姻开始形成，夫妻圈子缩小到一男一女两
个人。虽然也趋向个体婚姻，但丈夫或妻子还可以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婚姻的主动权掌
握在女方，是以妇女为主体的婚姻形式，由女方选择丈夫，采取男拜女“从妇居”的形式结
成夫妇，建立对偶家庭。这种婚姻关系还不稳定、不巩固，夫妻间既无共同的经济基础，也
不能因夫妻关系而取得财产继承权。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婚姻状况。
《后汉书》与《魏书》记载了黑龙江西部地区古代民族处于母权制后期时女人娶夫，男
人出嫁，婿随妻归，以及“知母不知父”的婚姻状况。乌桓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者
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①（①王沈《魏书》
。） 。在对偶婚的后期，男子婚后便迁到妻子的氏族内，使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女儿有了
经济上的联系，为促进并产生单偶婚姻和个体家庭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母权制开始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形成了妇
女的被压迫与从属地位。在奴隶社会初期，这种单偶制婚姻已很普遍。
距今4000多年时，随着农业与饲养业的发展，男子已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和氏族公
社中的支配地位，占据了原来由妇女从事的经济领域，还占有了剩余财富，出现私有制。财
产按父系继承，世系则由母系转移到父系。婚姻也从对偶制向单偶婚制转化，男子“从妇居
”转变为女子离开氏族到丈夫家去居住。为了繁衍子孙，传宗接代，并将私有财产交给亲生
子女继承，于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被确立了，出现了个体家庭。氏族公社解体后，以家庭
为单位并按地域结成的公社出现了。
定居于黑龙江境内的肃慎、东胡和濊貊三大族系的先民，正处于父系公社，也叫做父系
氏族制或父权制阶段，是继母权制之后的一个社会阶段，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
。当时分布在牡丹江流域及其周围，包括乌苏里江流域及其它广大地区的肃慎人，居住在河
湖岸边较高的台地上，一般由20个到50个半地穴式、没有门道的小屋组成原始部落，即相当
于现今社会的20户到50户组成的村庄，如此之多的小房子相毗连，反映了当时氏族公社制度
下聚族而居的特点，也说明婚姻关系的相对稳定和个体家庭的出现，由对偶婚制到一夫一妻
制的过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经历的几种婚姻形态的演变，在黑龙江地区早期也同样是存在
的。参阅郎太岩、张一兵编写的《中国婚姻发展史》，编绘出黑龙江地区原始社会人口婚姻
状况年表，作为对黑龙江各种婚姻状况延续时间的考证。
从秦汉到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人口婚姻基本上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度。汉代，居住在以
嫩江平原为中心的夫余人，用刑极严，男女淫乱者皆被杀掉。可以看出，处于奴隶社会时期
的夫余人，已经实行着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汉、魏、晋时的肃慎人，在婚前享有性自由
，结婚后才讲贞操，妻子丧夫，必须终身守寡，说明妻子已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过渡到奴
隶时代的靺鞨人，已有较为固定的夫妻关系，但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男女对偶关系的残迹，“
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①（①《隋书·靺鞨传》。）。
原始人的血族婚姻，是男女自相结为夫妇，并无嫁娶之事。而掠夺婚的出现，则是男子
以武力掠夺的方法，娶女子为妻妾，被视为抢亲。抢婚之俗，曾流行于上古时代黑龙江地区
的许多民族之中。开始是真抢，乘女家不备，以黄昏时为宜。以后便沿用此法，定为婚姻之
时，男于黄昏时而往，女遂因之而来，婚姻便宣告成立了。这是对偶婚制进入个体婚制即一
夫一妻制的发展阶段的产物。最早记载黑龙江抢婚的是汉魏之际，至民国年间，有些地方仍
有抢婚的现象，北魏时，居住在嫩江上游松嫩平原一带的人口，包括齐齐哈尔以北至大兴安
岭北麓的呼玛、瑗珲的室韦人、乌洛侯、地豆于诸族人，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是以畜牧为
主的氏族部落集团，“与靺鞨同俗”，“其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
马为聘，更将夫归家，待有孕（娠），乃将随还舍”②（②《北史·室韦传》；《隋书·室
韦传》。）。这虽是抢婚制度，但这是假抢婚，因为在抢之前“二家”已“相许”。妇女被
抢之后，男子还要送牛马为行聘之礼，实际上是在买卖婚与聘娶婚中出现的一种“窃婚”、
“盗妇”的婚姻形式。
人殉与妾殉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史书记载，在中国西汉时，就废除了人殉制度，并改为
死者与先死者实行夫妻合葬。但是，汉代夫余人却“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③（③《后汉
书·东夷传》第2811页。）。女真人建国前，处于早期奴隶制状态，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
者生焚所宠奴婢和所乘鞍马以殉之。
夫死即为寡妇，除殉节外，多为守寡。旧时规定，夫亡不能外嫁。五代以前，寡妇再嫁
的事还较多。黑龙江地区古代人口早在汉代就“以死人之妻难以共居”为由，限制“妇人再
嫁”。《旧唐书·北狄传》记载了室韦人与靺鞨人妇女已成为夫家的私产，并丧失了婚姻自
由，“夫死，不再嫁”。以后又把寡妇再嫁看为失节，常以“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
由来制止妇女改嫁。公元3世纪，魏晋南北朝时，地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广大地区的勿吉人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阶段，“父子世为君长，以马为财产，以女人为货物……
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妇女“寡居终身不嫁”①（①方拱乾《宁古塔志》。）。
最早发现“妻母报嫂”的婚姻形式，是在黑龙江西部地区，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
制阶段的乌桓人中流行过。汉代，居住在以松嫩平原为中心的夫余人发展最快，已进入奴隶
社会阶段，其婚姻中有“兄死妻嫂”②（②《后汉书》东夷传夫余条。）的记载。
最早记载黑龙江地区人口“服役婚制”的是《后汉书》和《魏书》。汉代，居住在黑龙
江西部地区鲜卑民族中的一支，当时处于母权制后期的乌桓人，“其嫁娶，必先私通（先请
媒人通情），略将女去……婿随妻归……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
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③（③《后汉书·乌桓传》。）。
最早记载童养媳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汉晋时代，地处今黑龙江省穆棱、东
宁、绥芬河与鸡东县一带的濊貊族的后人——北沃沮人，“女年十岁，已 相投许，婿家迎之
，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女家责钱，钱毕，乃复还婿”④（④引自《魏略》。）
。
汉晋时期，肃慎人后裔挹娄人与濊貊族后人北沃沮人的父系家长制已 经确立，随着贫富
分化与“邑落”的出现，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男女婚嫁，重财礼，致礼聘”⑤（⑤《晋
书》，四夷传肃慎条。）。
唐代渤海人，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丈夫不许纳妾，不许有外遇。妇女通过结拜10姐妹
互助的手段互相监视丈夫们的婚外行为，捍卫妇女们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一旦发现丈夫
有了外遇，必毒死其夫所爱之人。一夫有犯奸，而妻不觉者，九人则群聚而攻之，故契丹、
女真诸国皆有女娼，而其男人皆有小妇、侍婢，唯独渤海人无之。渤海国是一个呈金字塔型
的封建社会，除贵族外，还有平民（编户）、部曲和奴婢，在如此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
女性还有较多权力，还有母权制余晖。女真人在建国前后，采取“纵偷”形式，让男女自由
婚配与性交，不仅不限于妻女的共同占有，还有财物的共同占有，保留着原始群婚的遗存。
渤海人也还保持着古老的抢婚习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这表明姑娘们选择
对象时，还有着一定的婚姻自由。
纳妾，也叫讨小、娶小老婆，是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2～前221年）的一种婚姻形式
。诸侯娶一国之女，“姊以下皆随为妾”①（①《开原新志》。）。唐代，黑龙江西部地区
的契丹人与黑龙江东北部地区的生女真人均有纳妾的事实。“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娼，
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②（②宁人洪皓《松漠纪闻》。）。
黑龙江地处边陲，婚制多承中原王朝之制兼袭地方民族之俗，历来是“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秦汉以前，令“男30而娶，女20而嫁”。因为“血脉满，筋骨强”、“孕而育，子
坚壮强寿”。但是封建帝王和部族酋长为了添丁加税，民间渴望生子得济，多使婚龄提前。
唐代先把婚龄提高到男20、女15，以后又恢复到男15、女13。渤海承继唐制，规定“男15，
女13以上得嫁娶”③（③《唐书·食货志》。）。
唐代末期，分布在大兴安岭两侧与洮儿河以北地区的室韦人，仍保留着有偿婚制到女方
家居住的旧俗。其“婚姻之法，男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
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④（④《新唐书·北狄传》室韦条。）。这是从乌桓人那
里承继来的旧俗。
辽金时期的女真人实行过一夫一妻制，出现了比较固定的个体婚姻与个体家庭。夫与妻
都有固定的称谓，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的辽代生女真人，虽然也以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为基本形式，但仍存在着抢婚、偷婚之风和
纳妾之俗，“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女僻静处，为男子劫持者”；还有“先与女私约”，借
“纵偷”之日，“至期而窃去者”。金初时，仍流行原始社会晚期的抢婚制，女真族“乌萨
札部有美女名罢敌悔，青岭东混同江蜀末水人掠而走，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
金昭祖与石鲁谋取之，遂偕至岭右，炷火于箭端而射。蜀末水人怪之……却还久居。昭祖与
石鲁以众至，攻取其货产，虏二女以归。昭祖纳其一，石鲁纳其一，皆以为妻”⑤（⑤《金
史·欢郁传》。），这是用抢劫的方法求妻，是有权势者掠夺美女为妾，属于真抢婚。至金
世宗时才“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
辽代女真人实行族外婚与异姓通婚制，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联结邻近各氏姓的部
长之家（北至呼兰河、通肯河，南至拉林河，西至松花江，东至今五常县）形成了庞大的世
婚集团，结成通婚恒族关系，规定部落的成员只能同另一个部落的成员通婚。从60岁函普与
完颜部40岁老女结婚起，到阿骨打时期，基本上是实行氏族外婚制。
同姓不婚的婚禁制度，是石器时代和西周初期实行族外婚留下的。汉唐乃至辽金与明清
时期均承其旧律，严禁同姓为婚。黑龙江地区土著民族几乎都是实行族外婚制，严禁氏族内
部同姓通婚。金建国之初，1117年（金太祖天辅元年）7月1日金廷诏禁同姓为婚，对同姓为
婚者强制离婚。1121年（金天辅五年），金太祖诏禁“同姓为婚”、“许奴自赎”是为定婚
制，去奴籍。金世宗拥有奴婢万余人，贵族有奴婢2000名，也有700、500、100个左右的。1
113～1134年（金天会年间），上京（今阿城）“在都宗室将军户”170户，28790口，内有正
口982人，奴婢口数为27808人，每户平均占有奴婢163．6人，奴婢口占总人数的96．59%。在
民间多因负债而出卖妻子的，阿骨打曾说：“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
人心所同”①（①《金史》。）。金代，还对纳妾人数做了规定。1150年（金海陵王天德二
年）12月，金廷命众官可以娶妾二人，平民百姓也被允许置妾。
在金代也有寡妇再嫁的，但条件苛刻，多加限制，改嫁者要受到婆家的百般刁难，并勒
索高额的身价钱。1169年（金大定九年），金世宗下令允许汉人、渤海人寡妇守丧三年后可
以再婚。女真族也有“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往亦如之”。还有妇女丧
偶后被宗族接续的风俗。
辽、金时期，女真族人婚后仍有入赘服役三年而后同妇还家的习俗，“既成婚，留于妇
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②（②字文懋《大金国志·婚姻条》。）。
封建社会，父亲享有支配子女婚姻的权力，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专制下，产生
了许多“巧妇常伴拙夫眠”的悲剧。父母对子女的指定婚配，极为久远。清代以前，儿女婚
事多依媒妁之言，听从父母之命。金昭祖之妻徒单氏，是由其父绥可为之选娶的。《金史》
记载，献祖为昭祖选娶“性刚毅，人莫敢以为室”的乌古论都葛，以配勇断异常的昭祖①（
①《金史·昭祖威顺皇后传》。）。景祖乌古乃之妻唐括氏，又是由其父金昭祖为其选娶的
。以后，从宫廷到民间的婚配活动，都是在这种家长专制下展开的。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另
一种形式是以指腹为婚或襁褓童幼之时相许为婚。辽金时期，黑龙江地区各民族人口中十分
盛行指腹婚姻，婚约既定，长大以后就是发生了贵贱变化也不能反悔。“金人之俗，多指腹
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②（②《松漠纪闻》。）。
在历代统治者中，大多提倡多民族通婚，尤以金朝为甚。金初，实行迁徙以实内地（上
京）的政策，允许并提倡女真谋克户与百姓（汉族与契丹人）通婚，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多民
族融合。以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杂居，便允许与契丹、汉人通婚，出现了女真人娶汉人为妻
和汉人娶女真人为妻的现象。
辽、金时期女真人婚嫁，富者以牛马为聘礼，富家女以“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为
陪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廷曾规定民间婚聘财
礼分为三等，上等100贯，中等50贯，下等20贯，但与实际状况出入颇大。
黑龙江地区早有禁止早婚的议论，而没有实行晚婚的法规。“男30而娶，女20而嫁”只
是古代一时倡导，但收效甚微，极少记载。旧时晚婚或不婚者，多为贫苦人家无力聘娶之人
。辽、金时期，多数民族的初婚年龄不是很小。辽代耶律述妻年18而嫁，耶律中、耶律奴及
邢简之妻均为20而嫁。金代始祖明懿皇后出嫁时16岁有余，显宗昭圣皇后选入宫时年23岁。
辽末时期，女真始祖掯浦（即函普）出自新罗，奔至阿触胡（即按出虎，今阿什河畔）无所
归，遂至完颜地定居，“六十未娶”，时“有邻寨鼻察异酋长，姓结徙姑丹，小名圣贤者，
有室女年四十余，尚未嫁，遂以牛马财用农作物之具，嫁之于掯浦”③（③《金史·后妃传
》载：“聂孝女年23，适进士张伯发”。见《列女传》。）。男年60未娶，女年40有余未嫁
，经人作媒而结为夫妻。但地处黑龙江下游的赫哲人“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
即娶”④（④《开原新志》。）。其婚龄之小，显而易见。
元代，蒙古社会的家庭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享有特权的汗、那颜贵族却过着一夫多
妻生活，还有一夫有数十妻或百余妻的。明初，女真人已经实现了女子出嫁的父系家长制。
在家长制的父权之下组成的大家族，家族长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直到明朝末年，女真人的
婚姻才逐渐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还存在着杂婚的痕迹。
元、明时期，对寡妇守节还旌表门闾，或在家门口挂匾，或在村头竖碑，叫“贞节牌坊
”。明洪武元年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
家差役”。
明代是节女烈妇最多的朝代，清人编修明史时发现，当时的节烈妇女传记不下万余人。
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仍有烈女夫亡从死、烈妇殉婚之事，多有夫故守节，或抚子守节或勤苦
守节的。凡属烈女者地方官吏多请旨旌表，发给造坊银两建贞节牌坊。查阅《八旗通志》初
集《烈女传》，仅系八旗报部节烈妇女及夫死从殉者就达3000多人，上至王公节烈福晋夫人
格格，下至兵丁闲散节烈之妻。寡妇殉节、活妻殉葬的惨景实不忍睹。“男子死，必有一妾
殉。当殉者即于生前定之，不容辞，不容僭（意代）也，当殉不哭，艳妆而坐于炕上，主妇
率皆下拜而享之，及时，以弓弦（白布条）扣环而殒之，倘不肯殉，群则起而搤（缢）之死
矣”。“殉葬。主人死，有妻妾愿从者，关白官府，为给衣衾，亲戚涕泣，具酒饵相别。至
期投环自缢，并无难色，死则同棺火化”①（①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在妇女贞操
的桎梏下，“女子未出嫁前，绝对不准与人合，违者痛责或处死；改嫁之妇之外，婚后也不
准与他人合，违者不是痛责，也是必死……凡私生子皆死之”②（②刘爽《吉林新志》，辽
东编译社，1934年版。）。
明、清时期，对初婚年龄规定为男16岁、女14岁。也曾严加禁止收继婚。“而娶亲属妻
妾，不问为有服亲或无服亲，均须加刑并离异”③（③陈顾远《中国婚姻制度之发生并其进
展》，民国26年《东方杂志》。）。清代法律规定“良贱不得为婚姻”，“若妄以奴婢为良
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④（④嘉庆《大清律制·户律·婚姻》。）。1750年（清
乾隆十五年），曾禁止蒙古人与汉人通婚。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曾将偷挖参人犯王
和新私娶赫西贝钩之女为妻，已数年之久，并生有一女，但乾隆仍下令将王在当地枷号一年
，限满后发往烟瘴地方，还将其妻雅郎伊及3岁之女，赏给有功兵士作为奴仆，赫西贝钩被交
给地方另行议罪①（①《黑龙江历史编年》，第228页）。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清廷
下令禁止旗人抱养汉人及户下人为嗣。其实这种婚禁是徒劳的，因满族人、汉军皆与蒙古族
人互通婚姻，而蒙古族人也多与达呼尔、巴尔虎族人互相婚配，或与蒙古族人通婚。在营、
站、官屯中则有满族人与汉军互相婚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