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余人口文化状况
　　　　夫余是东北土著居民中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和建立政权者之一。在其存在的数百年间，曾 创造了饶有特色的文化，为松嫩平原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夫余人有自己的语言，但随着夫余族人的解体，本民族的语言在后来逐渐消失了。关于 夫余文化状况，文献古籍未留下任何记载，不过鉴于汉晋之际的夫余已是强大的奴隶制王国 ，经济文化水平在周邻诸族人口中处于领先地位，又与中原地区及王朝之间来往密切，其统 治集团及上层社会接触到汉文化并受其影响和熏陶，包括接受儒学教育及使用汉字。“濊王 之印”的存在即已表明，夫余先民已接触汉字。随着夫余各方面人士往来于汉地之间，汉字 及儒学已传播到了夫余地区。两汉之际的夫余人至少在其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中，已有许多 人接受了中原儒学教育。这可从《三国史记》卷13、《高句骊纪》的记载中得到间接证明。
　　　　二、渤海人口文化状况
　　　　渤海国为唐属地方民族政权。大祚荣接受唐廷册封不久，即令生徒6人赴唐人学。其后， 其历代帝王也都不断派遣王族或子弟入唐就学，这些学生学成归来后，都成为盛唐文化的积 极传播者。渤海国按照唐朝教育模式，在京城设胄子监、国学；地方设府、州、县各级学校 。渤海人除进入胄子监、国学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有进入专门学校学习文学、音乐、医药、 天文、历法等专门知识的。渤海国内的府、州、县学校，只限于经济、政治发达地区。入学 受教育者也仅限于渤海王族及商贾绅士等上层人士子弟，广大贫苦编民仍处于文盲状态。在 渤海国腹地上京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具备了设立府、州、县学的社会基础 。在黑龙江境内的上京龙泉府下属三州：龙州下属永宁、富利、肃慎三县均在今宁安县境内 ；湖州下属丰水、佐慕、扶罗三县均在今镜泊湖附近；渤州属县贡珍在今牡丹江市郊南城子 。上述龙泉府所属各州县地处上京近畿，政治、经济发达，当普遍设学。
　　　　渤海国私塾早于官学。渤海建国之前，南部地区曾受高句丽王国统治。高句丽时期即出 现了扃堂或私学，显然渤海国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历年来，在上京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文字 砖”，一般认为这些文字（包括刻印在陶器及其它器物上的文字）均系工匠们戳印而成，有 的文字书法圆熟，有一定功力。如1931年在东京城采获刻有汉字的瓦残片多种，计得80余字 等。1949年发掘的贞惠公主墓碑，刻有汉字碑文，计725字。1980年发掘的贞孝公主墓碑，计 刻有汉字碑文728字，并发现了“曾邦于广”的文字砖。上述文物说明在渤海的普通匠人之中 也有有文化者。渤海上层社会的某些女性也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从贞惠、贞孝二公主的“幼 受女师之教”的事实中得到证实。由此可见上层社会人士学习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
　　　　渤海国各类学校生徒毕业后，或经过“科举”之类的考试，或直接推荐，出任官职。渤 海人科举时直接参加唐朝的抡才大典，称之为“宾贡”。渤海人应唐宾贡试后，有5人取得进 士及第和同进士出身的功名。但实际上不止于此，因渤海国中后期在盛唐文化的薰陶下已臻 “海东盛世”，文豪、诗人辈出。如杨泰师、王孝廉、王文矩、杨承规等人皆以文才蜚声海 内外。
　　　　三、辽代人口文化状况
　　　　公元929年初（辽天显三年十二月末），契丹统治者强迁上京地区渤海遗民到辽河流域居 住，数十万人口离开今牡丹江流域及绥芬河流域，使许多城邑荒落。但黑龙江其它地区人口 的文化传播仍在进行之中。
　　　　公元981年，宋太宗大举伐辽，颁布了“赐乌舍城浮海琰府王诏”，联合定安国、乌惹对 辽形成夹攻之势，并得到了积极响应。其答表条理清晰，文词简练古朴。定安国是渤海遗裔 为抗辽复国而建立的，其地约在今黑龙江省东部同江、宝清、密山一线以东及俄罗斯滨海部 分地区。“乌惹”为辽强制南迁时北逃的女真人，其地位于今依兰以东佳木斯、双鸭山、富 锦一带。渤海灭亡已逾半个世纪，尚能出此手笔，可见渤海遗裔随着部民的繁衍生息，人口 的文化教育仍未停止。公元983～1012年（辽圣宗统和年间），铁利部（位于今依兰至通河间 ）人因助辽平息乌惹人反抗有功，得到辽廷丝绢的赏赐并准奏铁利部头人那沙立学。1012年 （辽开泰元年八月），圣宗“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 《礼记》各一部”。表明在这之前，那沙等早已懂得佛象及儒书的重要性，也是铁利地区人 口文化素质达到一定水平的反映。辽道宗即位不久，于1059年（辽清宁五年）即下达了各府 、州、县设学的诏书。泰州居民多系汉人和渤海人俘户遣此地建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军 事、经济、政治、文化都占有一定地位，人口文化素质也较高，各地设学时，泰州州学的建 立亦属必然。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塔子城发现《大安刻石》，上有“大安七年”标记，其上 残留155个汉字，罗列了汉人、渤海人姓名达47名。可见当时已有很多人懂得汉语与汉字。
　　　　四、金代人口文化状况
　　　　金时，黑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有提高，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较雄厚 的物质基础。从金国建立到海陵王南迁燕京，即从1115年到1153年的38年间，上京会宁府（ 今阿城白城）一直是金国都城，除女真上层人士外，还集中了大量汉族人，其文化水平有很 大提高。
　　　　女真贵族在辽朝统治时期，在与契丹、汉人的接触和影响下，受先进文化熏陶，文化素 质明显提高。他们利用其地位和权力，聘请一些汉族名儒使节，对其子女进行家庭教育。金 建国后，先后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小字，又于1126年在上京设女直学。上京女直学为金初最高 学府。女真兴兵伊始，即注意培养贵族子弟学习契丹字和汉字，热情接纳来降的渤海人、汉 人官员，授以要职并聘为老师。南宋出使金国的著名人士也被长期羁留不遣，以充王亲、贵 族子弟汉学之师。据《金史·选举志》载：“养士子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 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当时尚未迁都，故该国子监及所属 学校多建于上京城内。随着海陵王的迁都燕京，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也跟随去了燕京。
　　　　公元1161年，完颜雍即皇帝位，定年号为“大定”。他在位期间（1161～1189年），选 贤任能，躬身节俭，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重视农桑，轻徭薄赋，使金朝统治达到鼎盛，人 口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据《金史·选举志》记述，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尚 书》颁行之。后择明安穆昆（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大定十三年“ 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 小学生（指文字生）百人”。1171年（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上京路速速堡子（今五常县） 徒单部人徒单镒，同全国诸路被选人的30名女真学生赴京师参加御试，获得了头名状元（勅 头），成为金朝历史上女真进士科举的第一名进士。1188年又开设了女直太学。属专科性质 的学校司文台5科（指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10科。全国设府州学2 2处，其中在黑龙江境内有上京、胡里改、恤品、蒲与、泰州等五处。金大定二十年规定女直 科举考试，“凡上京、合懒、恤品、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者，则赴会宁府试。” 可见各路均设有女直学。《金史·地理志》会宁府条载，上京大定时人户统计：“户三万一 千二百七十”，下属肇州“户五千三百七十五”，两地合计36645户。按300户为1军政单位1 谋克，核为122个谋克。大定时期学制规定“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上京路教育发达 ，以“贡三人”计算应有学生三四百名。《金史·食货志》常平仓条记载，1193年（金明昌 四年十月），尚书省调查“今上京、蒲与、速频、合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 七万六千有余”。其中减去合懒路户数，净剩上京、蒲与、速频、胡里改四路户数为139355 户，核为465谋克。四路教育次于上京，应以“贡二人”计算，则为930人，三路平均则每路 学生为200名上下。上京路与上述四路共计生员约1300人左右。另据大定时期所定科举考官： “女直经童千人以上，差（官员）四员，五百人以差三员，不及五百二员”①（①《金史》 卷五十一，选举一。），又明确规定：“凡上京、合懒、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则 赴会宁府试，……差（试官）三员”。知女真经童考生在500名以上。科举考生与在学学生之 比约为1：2左右。《金史·列传》中记载，会宁府考取进士者有9人。
　　　　五、元代人口文化状况
　　　　元朝时期能就学者多为蒙、汉、女真族中的上层人士子弟，广大贫苦人民及其子弟，仍 处于无力就读的困境。当时，黑龙江地区人口进入官学就读的学府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军民万户府官学
　　　　元初，在水达达路设军民万户府5个，抚镇北边，分别管辖混同江（松花江）南北之地。 《元史》载路、散府、州均有教职员的配置。以上5府均设有官学，配置了儒学、蒙古字学、 阴阳学、医学等学官，择蒙古、女真等官员子弟入学学习。据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学 额规定：“散府20人，上、中州15人，下州10人”①（①《元史》选举志。）。估计每府学 生当在10～20人之间。又据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二月）下诏称：“省女真、水达达万户府 冗员”②（②《元史》卷二十四，仁宗一。），可知5个军民万户府官员已达饱和，其子弟入 学者必然较多。
　　　　（二）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官学
　　　　从元世祖到仁宗四代屯田，肇州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给肇州设学提供了经济基础。肇 州的教育状况，既决定于经济发展，又决定于万户府官僚机构，因为只有官员子弟才能入官 学。肇州万户府除设有在《元史·百官志》中诸路总管府条规定的职官外，据肇州特殊情况 另设的机构有司狱司、平准行用库、录事司等，上述官府的官员子弟为肇州官学提供了充足 的生源。1300年（元成宗大德四年十月）规定，府学子弟限20人。肇州是北方屯田枢纽，官 僚机构比普通府治庞大，当突破20人的限额。至1312～1320年，全国教育曾一度发展，肇州 学生数估计为20～30人之间。
　　　　（三）泰州官学
　　　　1312～1320年是元朝时期人口文化素质大提高时期。泰州（今泰来县塔子城）随着泰宁 府、泰宁路等连续升置，相应官僚机构增大并增设了官学。按路治规定，配属蒙古学教授、 儒学教授、阴阳学教授、医学教授等学官及助教、学正、学录等教职员，以满足路治教育设 施及官僚子弟入学需要。
　　　　除上述官学外，私塾也是蒙、汉与女真族子弟获取知识文字的重要途径。元朝建立后， 大批蒙古军、王府、怯怜口、奥鲁③（③奥鲁：蒙古语，意为“老小营”，设奥鲁赤（官名 ），凡军户皆归奥鲁官府管辖，不受地方政府节制。）等官员（其中有少数汉人官员）进入 黑龙江地区，进行政权建设，各地出现庞大官僚机构。元代王公府邸、官衙分布于黑龙江各 地。各地蒙古王公、蒙汉封疆大吏在进行统治的同时，对其子孙的文化学习与教育尤为重视 ，并择幕僚中品学兼优之士作为老师，以家塾、书馆对其子弟进行培养。金国灭亡后，原上 京路、胡里改路、恤品路等为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女真世家及富裕家族，通过自愿招师，或 自家受学于父兄者等方式，向其子弟传授文化知识来保持、延续女真文化。明朝永乐年间编 辑的《女真馆杂志·来文》证实，女真私塾至明朝前期仍在继续传授女真文字。
　　　　六、明代人口文化状况
　　　　明灭元后，在黑龙江地区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卫所进行节制。任命其酋长为 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行旧俗，各统其属，对其生产、生 活、教育不加干预，但与汉地卫所不同，不设官学，女真族通过私塾来获得文化知识。文化 学习经历了女真文的废弃、蒙古文字的借用和满文的创立等阶段。
　　　　明初，黑龙江流域的野人女真乘机向经济较发达的松花江下、中游地区进行原始掠夺， 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当地女真人不得不向农业发达地区迁徙。一支向 西，迁至呼兰河、松花江上游两岸定居，称为海西女真；一支向南迁至绥芬河、图们江一带 定居，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居住在元代的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所在地。此地农业经济发 达，蒙古居民较多，蒙古文化气氛较浓。女真、蒙古两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趋于平等， 民族隔阂日渐消除，交往增多，遂在语言上产生一些新语言和新词语。在交往过程中，女真 文的弊端暴露出来，而蒙古字则简便易学。于是，海西女真私塾逐渐废弃女真字而代之以蒙 古文字的学习。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之变”①（①土木之变：明正统十四 年，蒙古瓦剌部也先入侵，宦官王振用事，挟持其宗亲征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南）被困 ，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明朝在东北的势力大大削弱。海西女真、蒙古族的朵 颜三卫和建州三卫，同时向辽东富庶地区靠拢，并在开原南北两关马市进行贸易，从对明朝 叛服无常，到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这对海西女真巩固蒙古字的学习和应用，并对建州 女真早日废除女真字，学习蒙古字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东洋文
　　　　库》收藏的明抄本《华夷译语》其中鞑靼（蒙古）馆来文中，有蒙文来文30篇，属于女 真各卫的竟占2／3，其中尤以海西女真占多数，可见海西女真私塾学习蒙古文的普及性。15 99年，努尔哈赤命额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拼写女真语，创制满文，编成国语颁行。满文的创 制和推广，为后来满族人学习与教育打下了基础。
　　　　当时女真私塾受教育的范围，只限于卫所官员及其上层家族，平民百姓仍无条件学习。 在学习形式上，除少数官员在家庭设有教师定点辅导、定时学习外，文化知识的传播多是通 过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相互传授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