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字鼎芳。1896年生，吉林宾县（今黑龙江省宾县）人。1911年就 读于宾州府中学堂，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张学良将军麾下，历 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1925年，升任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1928年初， 又擢升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7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1928年底东北易帜，任陆军独立第 七旅旅长，驻守沈阳。
　　　　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大部进驻北平，王以哲旅留驻沈阳。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连续 挑衅，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事件，形势险恶。王以哲搜集研究日方军事动态，于1931年8月 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日军活动情况并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随即派人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 ，接到的却是“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的命令。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第七旅驻地北大 营，王以哲忍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后，率部退入山海关1932年8月，王以哲调任北平军分 会一处中将处长兼一○七师师长。1938年初参加长城抗战，率部出古北口，给日本侵略军以 巨大杀伤，受到国人赞扬。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把失地罪责嫁祸于张学良，逼其下野出国。 张学良临行前将东北军编成4个军，擢升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
　　　　为了鼓舞部队树立雪国耻、救家乡的决心和信心，王以哲命六十七军参谋处创办《东望 》杂志，并亲自为该刊题词：“所欲告诉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 誓必我身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
　　　　1934年3月，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线阵地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剿共”。王以哲不愿打内 战，态度消极。次年夏秋，蒋介石又驱使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六十七军尾追红二 十五军开至陕南、洛川、延安等地。9月下旬，一一○师在劳山中红军埋伏，全师覆灭；10月 ，六一九团在榆林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浮。
　　　　东北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南京政府却削减番号、减发军饷，对死者不抚恤、生者 不安置，使张学良、王以哲深感寒心，不得不转而探索新的出路。1935年底，红军派高福源 返回东北军，王以哲密送他见张学良，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秘密交往。根据张学良的指 示，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 长钱之光等，就红军与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3月5日，王以哲陪同从南京返回的 张学良与李、钱会晤。4月9日，又陪同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共商救国方略 ，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此外，双方还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 。
　　　　经过多次密商，王以哲越来越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因此，他开始 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努力。他所属部队与红军关系也更 加密切，两军成为真正的友军，互相默契配合。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10余万 人组成左路军，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进攻红军。此期间，王以哲与红军前 敌总指挥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函电交驰，秘密联络。他冒着“以军法论罪”的生命危 险，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等通报彭德怀，并按彭德怀的要求寻找 借口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由于东北军的拖延，胡宗南孤军深入，11月21日在山城 堡中红军埋伏，3个师被击溃，1个半旅被全歼。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坚决支持张学良捉蒋兵谏的行动，并随张学良 、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事变当天，王以哲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捉蒋 的消息，并代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 古等为代表赴西安。经过艰苦的努力，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政府、驱逐 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6项协议。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 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开始，王以哲对蒋介石的蓄谋报复非常愤慨，积极部署军队准备与 蒋军作战，后经周恩来等晓以大义，转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与红军代表团站在同 一立场上，力排众议。王以哲成为张学良被扣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因而成为 东北军中极少数野心分子反对和平、反对共产党、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少数野心分子以“开会”为名，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中级 军官骗至王以哲家中，封锁院门，宣布所谓“除奸”计划，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 死在血泊中，时年42岁。
　　　　在事件发生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等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以哲家中吊唁。1937年 2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了唁电，电称“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 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对王以哲作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