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林，原名王同政，曾用名王彤骥、姚辉，1919年1月生。河北省赵县西关村人。在北 京读中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后去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新四军第六 支队《拂晓》报社、豫皖苏区《群众导报》社、淮北四地委《路东通讯报》社编辑、淮北灵 北县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沈阳市桃匠屯区区长兼区委书记、黑龙江省宝清县委 书记。1950年1月，调任桦川县委书记，1952年任松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后任吉林省农业厅副 厅长。
　　　　1954年秋，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第一个国营大型谷物机械化农场——友谊农场，任命王 正林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参加组建工作。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荒原，条件十分艰 苦。他担任前线总指挥，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顶风冒雪开荒。当年开荒40万亩，比计划超 额10万亩。平时，除了开会、写材料外，绝大多数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全场地形地 貌、气候条件、作物茬口、栽培措施、产量高低，了如指掌。在同生产队长研究生产计划时 ，能随口说出每个生产队，每个地号去年种啥，前年种啥，今年该种啥。大家对他认真工作 态度，十分钦佩。
　　　　1958年，王正林调任合江农垦局副局长。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后，又先后担任副局 长、局长。职务提升了，可每年深入基层的时间仍占一半以上。下基层从不要人接送，有时 来不及吃饭，拿个馒头就匆匆去赶火车。下去后，白天去田间，晚上开调查会，经常工作到 深夜，有时住在办公室或职工宿舍。到基层参加劳动，无论翻粮、灌袋、码垛、锄草、排水 ……赶上啥干啥，别人锄几根垄，他也锄几根垄。
　　　　面对如何办好中国式的国营农场这一新的课题，王正林以忘我精神，不断探索，锐意改 革。60年代初，许多农场根据苏联模式，只重视春种秋收，忽视经营管理和农田基本建设， 结果是灾害严重，减产减收。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一整套生产管理经验和措施，受到农 垦部的表扬和肯定。后来，党中央在下发的“五条”、“十六条”农垦工作文件中，充分吸 收这些经验和措施。在王正林任局长期间，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阶段，垦区各 方面都面临着一个尽快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王正林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根据国家的部署，制定并实施每年重点武装100个机械化生产队的方案，激发 职工生产积极性，推进垦区发展的进程。各行各业，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经济效益，都有 显著改善和提高。这些年代，被群众称作北大荒的“黄金时代”。
　　　　王正林在去中南海汇报工作时，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两次到苏联 访问。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入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60年代 初，牡丹江农垦局发生小麦赤霉病。人吃了染病小麦反胃，称作“头疼面”。他得知后，立 即带人前去调查，决定从合江局调运小麦、白面，很快解决了牡丹江局的吃粮问题。
　　　　1961年困难时期，一位干部患了肝病，他把家里白糖给送去。“文化大革命”中一名被 下放改造的同志，回总局办事，王正林特意把他接到家里吃早饭。早饭很简单，却分成两样 ：他自己吃一碗玉米粥和一个冷馒头，给客人吃一碟烤面包片和一碗麦片粥。王正林说：“ 你不是有胃病吗？这份饭是健胃的，多吃点。”王正林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格。1958年， 妻妹在农学院毕业，要求来友谊农场工作，他没有答应。1971年他和爱人身体不好，而且上 有7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料。爱人想把下乡的三女儿调到身边来，因怕影响知识青年们安心边 疆建设而被他拒绝。
　　　　1969年王正林调任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1978年任省农场总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 记。为挽回“文化大革命”给农场造成的损失，带病下基层蹲点。他这个患晚期脑血栓的病 人，在1个月时间里，召开28次座谈会，个别交谈达53人次。1980年到广州疗养。不久，又走 出疗养院，在广州、上海、长春等地进行社会考察。待日夜兼程赶回佳木斯时，一份《农工 商联合企业的考察报告》已经写好并交到党委，可是，他却再次昏倒在办公桌前……
　　　　1980年9月26日，王正林因脑血栓突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1岁。逝世后，垦区 广大群众自愿集资建起1座“王正林同志纪念碑”。收集40余篇回忆文章，汇编成书，名为《 北大荒人王正林》。王正林生前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