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颁布的《大清监狱律》和民国时期司法部颁布的《监狱规则》都曾规定监狱收押 犯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入监者监狱官非认定具备适法之公文，不得收之”，但实际并未 认真执行。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特务机关不受任何法律约束，随意将有“共产党嫌疑”者、 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无辜群众扣上种种罪名关进监狱。所以监狱在收押人犯时，也经常不认 定适法公文，有时也不管入监者是不是判刑者，只要是当局或有权势者的一个批条，一句话 ，就可以收监。1939年，哈尔滨道外北市场王姓姐妹二人，以说唱大鼓书谋生，有几分姿色 ，被一个特务看中，百般调戏，遭到拒绝。特务恼羞成怒，向特高课告密，说她们聚众宣传 反满抗日，是共产党嫌疑犯，便将其逮捕入狱。1943年，香坊哈尔滨监狱收押的政治犯占20 —30%，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反满抗日人士和爱国群众，既有已决犯，也有未决犯。巴（ 彦）、木（兰）、东（兴）事件时，日寇抓了100多名农民，未经判决便送到香坊监狱，有一 半人被活活绞死。
　　　　黑龙江地区解放初期，人民政权管理的监狱收押犯人，大都是经过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 执行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罪犯。同时，也收押部分未决犯。
　　　　1949年，松江、黑龙江两省分别制定了监狱收押制度。松江省规定：收押犯人必须有人 民法院押票或介绍信，并制定了拒绝收押的三种情况：（1）精神失常，心神丧失者；（2） 患严重疾病与传染病，执行关押不仅不能收到法律效果，且有生命危险者；（3）为保护妇女 、婴儿健康，女犯怀胎8个月以上及分娩不足1个月者。
　　　　196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劳改队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做好对罪犯的收押 工作，在省属第二、三监狱和富拉尔基、佳木斯、一面坡3个劳改支队建立了入监集训队，负 责全省各地市以及国营农场、林业、铁路、航运等部门公安机关关押投送的已决犯。集训队 的主要任务是：审查犯罪事实，发现冤假错案，控制收押条件，完备法律手续；清点犯人财 物，登记造册；进行入监教育，主要是向其交待劳改政策，进行遵守监规纪律、认罪服法和 初步生产知识、生产技能的教育，并开展交待余罪，检举社会犯罪线索的活动。1964年10月 ，鉴于当时判刑投送关押的犯人减少，将犯人入监集训队由5个合并为3个，即撤销第二监狱 和一面坡劳改支队集训队。入监教育时间为两个月，半日劳动，半日学习。
　　　　1964年至1966年，黑龙江省劳改机关收押罪犯的法律凭据和收押手续进一步完善。收押 罪犯，凭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二份和罪犯结案登记表。没有上述法律文书和材料 ，劳改场所拒绝收押。罪犯入监时，必须进行登记工作，并由干部谈话，填写《罪犯入监登 记表》，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出身、职业、家庭住址、文化程度、 特长、健康状况、个人简历、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判决的人民法院等项，并贴附1寸免 冠照片。对于案情、历史、社会关系特别复杂的罪犯，还令其写出详细材料，以利于控制。 收押罪犯还要进行人身健康和物品检查。健康检查是为了防止把一些有严重疾病或生命危险 和已经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罪犯收押进来，以免妨害监管秩序和罪犯的身心健康。从而使劳 改机关根据罪犯的体力情况，分配适当的劳动，为罪犯从事劳动改造打好基础。人身、物品 检查，是为了防止罪犯携带违禁品入监，造成事故发生。对于检查出来的违禁品或赃物，送 请人民法院处理。凡非日常生活用品和现金，劳改机关代为保管。现金存入银行，利息归本 人所有。在有正当用途时，允许本人使用，释放时发还。检查后，给犯人更换囚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劳改单位陆续被撤销，关押犯人的网点大量减少，入监集 训队也先后解体，大批已决犯不能入监。仅1970年，全省就有8749名已决犯不能收押入监， 而交由群众在地方监管改造。
　　　　1983年，全省“严打”斗争开始，为解决新捕罪犯及时收押，在新肇、北安监狱和泰来 、莲江口支队建立4个收押犯人接待站，分别将刑期9年以下的罪犯，投放到香兰、笔架山、 莲江口劳改支队；刑期10年以上和无期、死缓罪犯，投放到哈尔滨监狱；女犯和少年犯，投 放到革志监狱和省少管所；拘役犯，由凤凰山劳改支队收押。省直劳改单位的男犯和少年犯 超押。
　　　　1984年，撤销原设的4个收押犯人接待站，恢复各劳改单位的入监集训队，使全部已决犯 及时投送到劳改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