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猪及猪肉
　　　　（一）扶持生产
　　　　黑龙江地区的生猪及猪肉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古代即有。清代中期此业渐盛。至19 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镇陆续建立，人口不断增加，生猪和猪肉的上市量增长幅度较大。 1910年（清宣统二年）仅哈尔滨一个屠宰场，就宰猪10746头。1916年黑龙江地区养猪达65万 多头，商品猪约为15万头以上。东北沦陷时期，1936年黑龙江地区屠宰生猪为46．8万头。1 937年饲养头数达到158万头。1940年前后，日伪加紧经济统制，生猪饲养量和商品量急剧下 降。1943年的饲养头数减少到87．8万头，市场上基本无肉供应。
　　　　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农民发展养猪的政策和措施。国营商业自成立之日起 ，就一直把扶持生猪生产发展当作重要任务，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提请政府确定了按养猪头数 划给饲料地、养猪投肥给适当报酬的政策。在农、牧、商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促进了生猪生 产不断发展，1956年生猪存栏数达到371．6万头。从1964年起，积极开展“猪医生”活动。 商业部规定从商品流通费用中，每收购一头猪提取2角钱作为“活动费”。配合农、牧部门开 展春秋两季预防注射，收购时，带药下乡，防治猪常见病多发病。为此，各级食品公司开办 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培训基层收购人员掌握防疫卫生知识和防治技术。1967年，猪的存栏 数达到455．8万头。1970年，为促进生产，推广良种，各地食品公司相继办起种猪场，为养 猪户服务。1971、1972年两年间，全省举办防疫卫生学习班127次，培训6300人次。食品公司 系统的1203名基层收购人员中，有会给猪禽打针的903人，其中能治猪禽病的400多人。由于 省内疫苗不足，商业部门派人到南京、兰州组织进来疫苗近千万头份，免费给农民养猪进行 预防注射。各地食品公司还办起猪药厂51个，生产各种针剂158万支。同年，省食品公司总结 与推广了利用开荒、利用田边、地头种植或套种饲料的多种经验。1973年，猪的存栏数为68 3．8万头。1974年从南方引进高产的水生饲料绿萍，并在五常、东宁等十几个地方建立种绿 萍越冬基地。1975年引进亩产10万斤的青饲料紫草。先后编印绿萍放养知识、紫草栽培技术 手册7．5万册，宣传画20万张，无偿送给养猪农民。1975年又从辽宁引进用仙鹤草根驱除人 的绦虫经验，与有关部门配合开展了“驱绦灭囊”防治猪囊虫病的工作。1978年猪的存栏数 最多，为835万头。1979年各地食品公司有种猪场79处，养猪5138头，其中母猪1808头。许多 收购站，还饲养良种公猪。1982——1985年，共生产和投放驱绦药95．9万人份，打下人体绦 虫11．5万条，治疗“痘猪”38288头，从而使商业收购生猪的“痘猪”率，由1975年的14． 7%下降到1985年的7．52%。1985年随着农业生产结构和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存栏下降到59 0．9万头。
　　　　（二）省内收购
　　　　抗日战争胜利后，生猪主要由私营猪贩走屯串户，估个论价，就地成交或在集市上收购 。国营商业为供应军需，稳定市场，也直接收购一小部分。1949年黑龙江地区收购生猪40— —50万头，之中国营商业仅收购4．3万头。1952年开始，国营商业大力加强了收购工作，并 陆续采取了预购、订购等一些新的收购办法，收购量显著增加。1953年收购32．9万头，195 4年收购56．3万头，占社会收购量的93．8%。1954年开始实行生猪派养派购，1956年生猪全 部由国营商业收购，1958年收购量达到103．5万头。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生猪收购下降 到29．8万头。1963年开始回升，1965年达到198．5万头。此后，6年收购量徘徊在170万头以 内。1972年采取了超计划交售部分加价25%的鼓励措施，收购量比上年增长23．2%。之后，收 购量逐年上升，1978年突破200万头，1980年达300．4万头的高峰。1985年放开经营，国营商 业收购量减少到85．6万头。
　　　　黑龙江省的生猪重点产区在松花江、绥化、嫩江、合江地区的25个县，生猪收购量占全 省70%以上。省内城市和矿林区从省内调入的生猪，基本上靠这些重点县。到1985年16年间， 总计从省内重点县调入1453万头。
　　　　（三）省外调入
　　　　黑龙江地区1949年从省外调入生猪，主要是通过哈尔滨肉联厂加工后，供应出口。1962 年以后的调入则是补充省内市场供应。由于黑龙江省的生猪生产不能自给，不得不提出“立 足省内，争取外援”，积极组织省外调入。从1960年起，商业部将省际间的猪肉调拨列入计 划，确保京、津、沪，对黑龙江省照顾调给一些，时多时少，极不稳定。1960——1962年， 没有调入，1963年调入942万市斤，1964、1965年全国货源好转，调入量分别为3789万市斤和 2276万市斤。1969年以后，全国货源转紧，调入量急骤减少。为了争取省外货源，1970—— 1977年省里曾拿出一些木材、奶粉、糖果等商品和省外产地协作，但调入量仍很少，年均43 2万市斤。1978年全国货源好转，1979、1980年，年均调入在7000万市斤。以后，大量计划外 猪肉流入黑龙江市场，进货量猛增，1982年高达22879万市斤。1983——1985年，省外调入量 相对稳定，每年在11000——12000万市斤之间。
　　　　（四）市场销售
　　　　建国初期，猪肉是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1949年销36万市斤，约占市场总销量的10%，1 952年销2450万市斤，占50%左右。1954年，国营商业加强经营，销售4637万市斤，占社会总 销量的90%以上。全省按非农业人口计算（下同），国营商业供应量，人均11．9市斤。1957 年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限量或定量供应，同时对军需、特需、煤矿井下工人、饮食业等做 专项安排供应。1964年货源增加，从8月起敞开供应。1965年开展农村卖肉、卖降价肉，销售 量猛增到19462万市斤。1969年4月到1978年，再次实行定量供应。1979年下半年货源好转， 保留定量，实际敞开供应，人均供应量为34．9市斤。1980年销售44848万市斤，人均供应量 上升到39．7市斤，成为历史最高峰。1981—1984年，年均销量保持在4亿市斤左右。1985年 放开经营，国营商业销量下降到23611万市斤。
　　　　（五）卫生检疫
　　　　1954年省食品公司成立了兽医卫生部门，配备技师4人、技术员6人、助理技术员6人。同 时根据省里决定，接收了原来各市、县隶属农业、卫生系统的兽医、检疫员107人。开始由商 业部门全面负责生猪屠宰加工的肉检工作。肉检的主要项目有：猪囊虫、猪瘟、猪肺疫、猪 丹毒、传染性水泡病、猪旋毛虫等直接危害畜群和人身健康的病类。1979——1985年期间， 食品公司系统共屠宰生猪1403万头，检出各种疫病猪149万头，检出率为10．6%。到1985年末 ，全省食品公司系统拥有工程师83人、助理工程师137人、技术员146人、肉检员432人、检疫 员440人。
　　　　二、牛肉
　　　　（一）收购、调入
　　　　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的牛肉市场，多由回民肉商经营。建国初期，国营商业开 始经营时也是随收、随宰、随卖，调剂市场，购销量很少。1949年只收购菜牛（含收牛肉折 头数）260头，1950年为4187头，1951年增加到3．6万头。1952——1957年6年间，省内收购 菜牛共为64．3万头。另外从吉林、辽宁、内蒙调入牛肉及菜牛，共折肉为916．8万市斤。在 此期间，收购调入的牛肉中，供应出口1491万市斤。1959年开始，由于全省肉食市场紧张， 对菜牛的收购，列为计划收购品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年收购量下降到几千头，省外货源 中断。1963年以后，从省外调入菜牛是补充供应市场，但时多时少。1964年，菜牛收购量开 始回升，至1968年，才回到前十年调入的水平。之后，收购量为3万头左右。1973年对菜牛收 购实行了奖售布票和化肥的措施。但收购量仍没有增加。1975年10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决定，将菜牛交给外贸部门经营，统一安排收购、出口、调运和市场供应。1984年8月，又将 菜牛收购交回商业部门，同年11月放开经营。1985年收购量为1．1万头，省外调入为279万市 斤。
　　　　（二）销售
　　　　1950年，国营商业销售牛肉4万市斤。成立食品公司后，加强了经营，1956年销售了124 万市斤。1957年猪肉定量供应的同时，对回民供应同等数量的牛肉。这一年销售941万市斤， 1958年销售461万市斤。1962年销售量最少，为23万市斤。此后，随着货源变化，多数年份的 销售量为三四百万市斤。1980年开始，猪肉敞开销售，由于牛肉货源不足，继续实行定量供 应，当年销量为363．9万市斤。1981年平价定量供应同时实行议价销售，当年销售量为320万 市斤。1983年销售389万市斤。1985年4月城市猪肉放开经营，对消费者实行补贴办法后，回 民也按同一标准补贴，当年销售牛肉539万市斤。
　　　　三、羊肉
　　　　（一）收购、调入
　　　　黑龙江地区菜羊的商品量很少，国营商业的经营量也不大，1950年收购量为2050只。由 于省内的菜羊产不足销，从1951年起，每年都从内蒙、河北、河南等地调入，而且数量大， 有些年份调入量，超过省内收购数量。1960年，羊肉作为牛肉的补充品种，也实行定量供应 ，并纳入计划收购范围。1964年省内收购2万只，省外调入11万只，1966年省内收购2．2万只 ，省外调入4．4万只。1970年以后，年收购量上升到四五万只。省外货源时断时续。1980年 开始，省内菜羊饲养量增加，省外货源也多了起来。1981年收购6．9万只，1982年收购达到 9．1万只，省外调入13．8万只，均为历史最多的一年。1983年一度出现农民“卖羊难”。1 984年8月省政府决定，在继续实行菜羊议购议销，开放经营的同时，国营商业对菜羊议购实 行保护价，并确定当年收购菜羊10．3万只，实际完成5．3万只。1985年放开经营后，国营商 业只收购菜羊1万只，省外进货也只有8500只。
　　　　（二）销售
　　　　羊肉的市场供应，由于受货源的制约，销售量起伏不定。1952年销售80．2万市斤，195 3年为56．6万市斤，1958年为133．4万市斤，1959年为76．3万市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 营商业为调剂肉食品种，加强了经营，年销量保持在60——100万市斤之间。1964——1969年 ，销量有所增加，年均215万市斤。1970年起销量下降，到1979年销售在100——150万市斤。 1980年以后，饮食业的“氽锅子”、“涮羊肉”风行起来，并进入居民家庭，加之羊肉货源 充足，销量剧增。1980年为210万市斤，1982年达到529万市斤。之后由于羊肉市场放开，多 渠道经营，国营商业销量下降，1985年为172．6万市斤，但社会消费量则是有增无减。
　　　　四、鲜蛋
　　　　（一）收购、调入
　　　　国营商业从1949年开始经营鲜蛋，当年省内收购334万市斤。1950年起，国营商业把鲜蛋 的经营，正式纳入商品流转计划，并由省统一制定购销价格，收购量稳步增长。1952年省内 收购889万市斤。1953年开始，从省外购进，当年调入22万市斤。1954年省内收购为914万市 斤，省外调入275万市斤。1958年省内收购上升到1046万市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省外货源 中断，省内收购量下降，各地自行采取卖蛋奖售饲料粮的措施，有的还按户派蛋等，但收效 甚微。1961年收购量为326万市斤。1962年全省统一规定了奖售措施，到收购旺季，由各级政 府进行部署动员，收购量明显增加。1963年为871万市斤，这一年省外调入314万市斤，1965 年省内收购为2480万市斤，省外调入984万市斤。1968年收购量下降，1969年减少到1719万市 斤。1970年起实行按母禽派蛋，货源有所增加，但有的地方出现强迫命令现象，引起群众不 满。1971——1978年间，年均收购2380万市斤。在此期间，省外货源逐年减少，年均调入43 4万市斤。1979年，省内外货源都多，这一年省内收购3197万市斤，省外调入2304万市斤。1 980年以后，城市自给比重扩大，省外进货只是调剂品种，多为鸭蛋或再制蛋。1983年省内收 购上升到6509万市斤，省外调入减少到325万市斤。1984年10月取消了鲜蛋派购政策。全部放 开经营后，1985年省内收购下降到524万市斤，省外调入651万市斤。
　　　　（二）销售
　　　　鲜蛋的市场供应，1958年以前是敞开销售。销售量逐年上升，由年销售量100多万市斤， 到1958年，销量达到983万市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市场基本不供应，只安排军需、特需、 饮食业、糕点加工以及产妇用蛋，年销售量下降到150万市斤。1963年开始对城市实行定量供 应，当年销售889万市斤，1965年增加到2985万市斤。1966年以后的13年间，年均销量为265 0万市斤。1979年，货源充裕，销售4861万市斤。1983年敞开销售，当年销量高达6798万市斤 。1985年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销量下降到1105万市斤。
　　　　1953——1967年，国营商业部门承担鲜蛋供应出口任务，累计供应出口1255万市斤。
　　　　五、家禽
　　　　（一）收购、调入
　　　　1950年以前，家禽全部由商贩贩卖或农民进城直接出售。1951年11月国营商业专为供应 军需，在巴彦、呼兰、双城、五常、尚志、依兰等8个县收购冻鸡5．3万只。1951年起，国营 商业开展了家禽购销业务，当年收购量为11万只，从省外调入13万只，1955年省内收购增加 到43．7万只。1956年城市肉食市场呈现紧张，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家禽的经营，1957年收购量 上升到150万只，省外调入116万只。1959年省内收购达278．9万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收 购量下降，1961年收购115．8万只，1962年采取奖售工业品的措施，收购量又回升到231．6 万只，省外基本无调入。1964年肉食市场缓和，恢复正常经营。此后8年，年收购量在100— —170万只之间，省外也基本无调入。1973年肉食市场供应再度转紧，采取了每个农户交售1 只鸡的派购办法，当年收购207．9万只。1975、1976年，收购量均在300万只以上，1977年高 达422万只。1980年取消派购，实行议购议销，收购量下降到97万只。1981年10月，对家禽实 行计划收购，每个养鸡户要向国家交售一二只平价鸡，以县为单位，完成计划后再开展议购 议销，当年收购量增加到315万只，1982年上升到388．3万只。1983年取消计划收购办法，放 开经营，国营商业收购量减少，1984年为137万只，1985年为160万只。
　　　　（二）销售
　　　　国营商业供应家禽，主要在市矿林油区。1950——1952年累计销售量为17．8万只，195 4年为36．7万只，1957年为105．3万只，1958年上升到264．8万只。之后，一直到1982年， 市场供应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是新年、春节期间，城市每户供应1只鸡。1982年销量增加到 445．7万只。1983年全面放开经营，国营商业销售489．5万只，1984年下降到312万只，198 5年仅为272．1万只。
　　　　（三）调出
　　　　1980年黑龙江省食品公司打开了大鹅的省外销路，当年调往上海白条鹅26．9万只。以后 又把销路扩展到江苏、福建、广州等地。1981年调出28．5万只，1982年为36．3万只，1985 年增加到81．9万只。
　　　　六、肉制品
　　　　黑龙江地区的肉制品，从清末开始，在原有的传统风味产品外，又由沙俄传入灌制品， 形成中式和欧式两大类。中式肉制品大部分由饭店自产自销，有酱肉、猪头肉、熟肝肚肠、 熏鸡等品种。另有下水房子和酱肉铺，加工销售头蹄下水。随之出现许多地方名产，如安达 、泰康一带的熏山猫（野兔）肉，宾县鸟河和尚志县帽儿山的烧鸡，哈尔滨老都一处饺子馆 的酱肉、熏鸡，哈尔滨“正阳楼”的风干香肠、熏鸡、松仁小肚等。欧式产品是1900年（清 光绪二十六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创建秋林公司时，附设肉制品作坊（后改为秋林洋行灌肠工 厂）开始的。随后，波兰人也开设了欧式产品作坊。
　　　　建国后，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开始生产肉制品，1954年各市县食品公司先后设立了肉 制品加工厂或车间。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许多小厂并入大厂，肉制品除饮食业加工 一部分外，基本上由市、县食品公司统一经营，且多转向以大路货为主，只有极少的厂、店 保持了原有的传统名牌产品。欧式产品原来都沿用外语名称，消费者使用不便。1964年8月， 省和哈尔滨市分别用汉语统一了欧式产品的名称：“里道斯”定为红肠、“茶衣”定为茶肠 、“依斯板斯”定为油脂肠、“敖克那”定为西式火腿、“古列金克”定为五花卷肉、“格 拉布斯”定为哈尔滨肠、“意大连斯”定为松江肠、“老巴克”定为火腿、“鲁列特”定为 馅卷肉、“安特果斯”定为外脊卷肉、“乌克兰斯”定为环形肠、“阿怀尼”定为小干肠、 “沙因斯”定为肉泥肠、“玉池那”定为火腿肠、“非列依”定为外脊肠。此后的20多年， 肉制品的品种、规格、质量每况愈下。直至1978年，花色品种有些创新，但仍有些传统风味 产品未能恢复。1980年改革开放后，肉制品加工业出现了多种经济办厂的新局面。特别是加 工熏鸡、酱肉、茶蛋的个体户发展更快，已经成为这些品种在市场上的主力。1985年肉制品 的品种，城市平日保持二三十种，节日可达五六十种；县城平日为10余种，节日可达二三十 种。
　　　　七、副产品
　　　　副产品回收，历史上仅有猪鬃、猪毛、肠衣等很少几种。大力开发综合利用，是从1958 年全省财贸系统“双革”展览会上提出“猪身都是宝”的口号后开始的。黑龙江省食品公司 总结各地经验，提出对每头猪除原已采集的猪鬃、毛外，要全面采集血、胆汁、胃粘膜、蹄 筋、蹄壳、膀胱、杂骨、肠衣、脑下垂体等，每头猪回收价值为2．78元。其中，胆、胃粘膜 等，是制药原料，鬃、毛、肠衣供应出口换汇。1960年，皮张紧缺，曾采取宰猪剥皮，用于 生产皮鞋。随着猪副产品的综合利用，1961年哈尔滨、齐齐哈尔、望奎、明水、拜泉等地先 后制出肝浸膏、白明胶、胆钙盐、硫酸软骨素等产品，打开了脏器生化制药的门路。1978年 又制成肝B12、肝泰、肝宁、肝精等营养药物，以及磷酸氮钙、胰酶、胃酶等半成品。当年全 省脏器制药产品达42种，产值187万元。其中哈尔滨肉联厂的胰岛素、细胞色素C、肝素钠； 牡丹江肉联厂的冠心舒片；哈尔滨牛羊肉加工厂的壮肾安神片、羊角片等，远销香港、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地。据外贸部门统计，1979年出口肠衣111万根，创汇61．1万美元。同年， 为增加皮革货源，各地食品公司，又大量开剥猪皮，这一年剥猪皮137万张，1980年上升到1 87万张。1980年国务院确定全国生化制药归口商业部门管理后，对省内原有生化制药厂和产 品进行了调整与技术改造。1985年省商业系统所属的生化制药厂有：哈尔滨生化制药一厂（ 原哈尔滨肉联厂五车间）、哈尔滨生化制药二厂（原哈尔滨牛羊肉加工厂制药车间）、牡丹 江制药厂。主要产品有：胰岛素、细胞色素C、人工牛黄、壮腰安神片、羊角片等。1980—— 1985年共生产针剂88．4万支、片剂35．3亿片、粉剂138．5吨，产值1228．6万元，实现利润 120．7万元。在此期间，肠衣由于国营商业自身加工肉制品，需用的多，供应出口量减少， 年均50万根。剥猪皮的数量也逐年减少，1985年仅为13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