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兰县，旧名三姓。位于牡丹江、倭肯河流入松花江的会合处。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是黑龙江地区早期的商品集散地之一。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设协领衙门，翌年筑三姓 城，设防驻旗。1732年（雍正十年）设副都统，当时这里又成为三江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三姓京之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置依兰府，1913年改为依兰县。
　　　　一、早期的初级市场
　　　　依兰，古代是肃慎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游牧渔猎，行踪不定。清朝以前这里只有简 单的商品交换。作为满族发祥地，清入关初划为禁区，不准其他民族擅入。此时与外地物资 交流主要靠贡貂皮与赏乌林（财帛）制度。边民每户每年纳貂皮1张，根据边民不同身份和地 位，分五等，配套赏给衣服（后改为绸缎布料）和生活用品。最低的一等赏给一般百姓，计 有毛青布袍1套（包括有棉袄、裤子、暖帽、袍带、靴、袜），梳子、篦子、手帕各1（件） ，3尺长绢两块，针30，扎腿带两副，线3纽，扣子8个。贡赏是清政府对东北边疆各民族从政 治上考虑的特殊恩赏，赏赐每户的物品价值约为1张貂皮价值的5倍。通过赏赐，每年从全国 各地进入三姓所属地区毛青布1．9万匹，白布9200多丈，高丽布8400多丈，白绢1600多丈， 绸缎530丈，棉花3900多斤，针7万多根，纽扣2万多个，梳子、篦子、手帕各2300多个。贡赏 虽不是纯商业性贸易，但对改变该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商品交换，却起了较大的推动作 用。
　　　　在实行贡赏制度的同时，出现了以布易貂的商品交换。1749年（乾隆十四年）《三姓档 》载：“易得貂皮246张，用去蓝毛青布492匹。”康熙年间设防驻旗，有了少量旗地。雍正 时发遣罪人流放依兰，从事农业耕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康熙、乾隆年间，来自河北、山 东、山西等地的一些汉族人，冲破清朝封禁政策，陆续进入三姓地区垦荒、伐木、挖参、采 珠。随着产品的增多，开始出现专门经商的店铺，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三姓副都统衙门 佐领王睿等人合伙开设了专门经营人参的德聚号、德锦号，其他商铺也相继出现。
　　　　二、地区性商品集散市场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吉林将军奏请“将至宁古塔贡貂之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二 千二百五十户之贡赏事宜，移交三姓办理”。（参见《三姓档》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 准奏后，从1780年开始，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56姓、2398户边疆各族人民的贡、赏事宜， 直接由三姓副都统职掌。于是，位居松花江、乌苏里江两岸和黑龙江下游居民，均赴三姓城 交纳贡赋和领取赏物，并随之以皮张换回食盐、布匹、刀箭、饰物等用品。每年夏季，黑龙 江下游各少数民族乘船溯江而上，多至2000余人，到三姓城纳貂领赏并以皮易物，开始形成 集市。之后，商业店铺亦渐增多，并转向多行业发展。旅店、当铺、粮栈等坐商相继出现。 同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商人亦来三姓贸易。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内 地7个商人1次从三姓贩走皮张16567张。1840年（道光二十年）后，各种商铺迅速增加，有兴 聚号、庆和号等商铺19户，1851年（咸丰元年）商号、当铺26户。1862年（同治元年）增至 82户。此时商铺以经营珍贵药材、山货为主，经营毛皮的就有31户。牲畜、烟酒、木材、药 材、毛皮交易很活跃，当铺业也很兴盛。适应当时上山挖参、打猎需要，为其提供生产销售 条件的参庄、皮店于清末相继出现。继德聚号、德锦号参庄之后，清末开设了来成皮店、通 巨皮店，还出现了专熟各种皮子的张家皮铺等。还有主要经营地产山参、虎骨、熊胆、鹿茸 、黄芪等药材的德庆昌、德泰源药铺及经营粮谷、大豆的洪泰祥、永盛德、源聚东等杂货兼 粮业的商铺。当时周围地区的粮谷、毛皮、贵重药材、木材等货物大多集于三姓而后外运； 外来布匹和其他生活用品多经此地向周围地区行销，形成了三江地区商品集散中心。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沙俄军队占领三姓城，沿街放火，大肆抢劫，城内商号财 物被掠。劫后又匪患四起，与外地交易几乎中断。商品短缺，物价倍增，商业衰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依兰开商埠，允许外商贸易，刺激了商业发展。1909年（宣统 元年）三姓商号发展到110户，粮业、杂货业、油坊、药行、牙行、旅店业都有了发展。外商 亦陆续进入，到1914年已有22户。
　　　　民国初年（1912——1914年）社会动荡，海关重设，货税增加，致使商业一度凋落，市 场萧条。1915年12月，依兰道尹公布了《三姓自开商埠总章》，划定商埠地点，确定道属各 县用出售划留余荒做经费设商埠局并规定县知事为局长等事项（后因荒地难售，经费无着等 原因未能实行）。此后商业迅速好转并发展较快，形成了一些商业街道。主要有：商号较多 、商业繁华的西大街；经营鞋帽、估衣、钱庄之类的商户的南夹信子；遍设杂货店、修表、 理发、浴池、大小饭店，繁华的北夹信子；以经营靴革、麻绳、罗圈、洋铁、柳编的店铺为 主，大车店较多的兴隆街。1916年调查，已有商户（包括工业手工业）210多户，其中有杂货 店8户、鞋帽店3户、服装（估衣）店4户、药店8户、铁器店5户、毛皮店6户、木材店4户、肉 店8户、下杂货店3户、书画店2户、粮商30户、当铺7户、饭店7户、馒头铺10户、旅馆4户、 大车（船）店14户、理发店5户、洗染店4户、浴池3户、照相馆2户、钟表（修理）店2户。此 外还有豆腐坊9户、粉坊4户、酱园子5户及酒厂、油厂、银匠铺、铜锡铺、木匠铺、麻绳箩圈 铺、印刷店等亦产亦销的作坊。1921年，依兰将商埠地扩大到南自城北门起，西至牡丹江东 岸止，面积约为4．27平方里。在筹办商埠过程中，从北门到松花江码头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 集市区，叫“商埠地”。经营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饭店林立；摊床、地摊布满各处。这年全 县商户有700户。到1930年发展到900户，资金5000元以上的近30户。
　　　　1932年初日本侵入依兰县城，8月又遭特大水害，县城淹没，货物短缺，物价暴涨，土匪 出没无常，一些商号倒闭或搬迁。到1933年停业和迁走的商号达33户。在此期间，日商趁机 而入。日商三姓贸易馆，1933年收购山参120两，鹿茸56件，灰鼠皮1．1万张，木耳4000斤。 在日本军政当局支持下，1933年日商从依兰县运出大豆20万石，小麦3875石，大木6000余根 和大量土特产品；运进各种布7．26万匹、棉花978担、毛布228匹、绸缎525匹、洋蜡339箱、 红糖310包、白糖528包、火柴681箱、袜子3246打、毛巾1444打、线728件、搪瓷盆385打、肥 皂132箱、香皂772打、煤油4900箱、元钉547筒、麻袋35件、还有纸张、席子、灰洋毯、条铁 、玻璃、饭碗等物品，输入日货总值达185万元。
　　　　三、地方性城镇市场
　　　　依兰沦陷，又逢水灾，当地商业由盛转衰，加之伪三江省会设在佳木斯，又受图佳（图 们至佳木斯）铁路通车等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依兰逐渐失掉三江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由 地区性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地方性商业城镇。商业户数锐减，1935年只剩下207户，比1931年9 00户减少693户。1938年进一步减少，和1936年相比，粮业由92户减为24户，制油业由33户减 为8户，药材业由52户减为17户，杂货业由139户减为91户。市场的集散能力降低，交易额减 少。到沦陷后期，伪满政府对粮、油、棉布及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伪币贬值，物价 暴涨，黑市出现。商店货架上除了更生布、日本筷子、手纸、木屐鞋、草麻刷子，就是阴大 洋票子、“灶王爷”、线香等迷信品。中西药更缺，药店只有日本仁丹、胃活等小药。饭店 因原材料无来源和日伪军警宪特的勒索，也难维持营业，有的被迫另谋生计。许多商铺沦为 配给店，整个市场萧条。
　　　　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之时，商业户数很少，较大的商户只剩有十几家。由于当时 土匪侵扰，社会不安定，与外地的渠道受阻，较大的商户等待观望，小商小贩增多，主要经 营饮食、旧物和日伪仓库流散的物品。1945年末，民主政府没收了与日伪有勾结的同大火磨 、庆盛厚等工商企业。有些大的工商业者怕斗怕分，纷纷于翌年初离开依兰。1948年初，全 面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纠正侵犯工商业的偏向，私营商业逐渐恢复发展，到1949年发展到 457户。
　　　　1946年依兰县筹建了贸易公司和益生商店等公营商业，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品，销售食盐 、斜纹布、煤炭等生活用品以稳定市场；同时集中了部分“斗争果实”组织成立生产合作社 ，也收购山参、鹿茸、元皮等山货药材，经营粮油、布匹、五金、日用杂货。1948年贸易公 司改为贸易局，1949年又改为县政府工商科，并成立了土产公司和百货公司；在农村广泛组 建供销合作社。从此，公营和合作商业在依兰有了较大的发展，限制了私人商业哄抬物价， 垄断市场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依兰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提出“发展工商业，繁荣新市场 ”的口号。市场商品流通扩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4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1710万元， 比1952年增长19%。1956年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营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商 业网点增多，销售额增加。至1976年县商业科下设百货、食品、燃料、五金、医药、烟酒、 饮食服务等7个专业公司，18个批零网点，销售额5150万元，比1958年增长1．58倍。
　　　　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市场更加繁荣活跃。至1985年全县商业网点3871 个，其中全民所有制98个，集体所有制410个，个体有证商贩3363个。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 1．04亿元，比1978年增长75．4%，其中国营和供销社商业占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