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 歌
　　　　黑龙江地区诗歌始于公元6世纪的渤海国，但在长期的历史变革下，极少流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几乎都是保留在日本、朝鲜史书中的渤海国使臣们与日本、朝鲜王公大臣们互相交往唱和的诗作。
　　　　从辽、金时期到清代初期的数百年间，黑龙江地区诗人诗作越来越少，以至出现了文学断层。清廷入关后，对汉族地主阶级实行软硬兼施、既利用又打击的两手政策。对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实行残酷打击，把那些所谓的罪臣犯民流放到气候寒冷，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满目荒凉的黑龙江地区戍边。清顺治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57～1820年）的百余年间， 被流放到黑龙江地区各地的汉族臣民及其家属数以千计。在流人中大多是“名卿硕彦”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遭到残酷打击，精神痛苦，无以排遣胸中的郁闷，便“凭柔翰以消忧愁，托长歌而申幽恨”，后人把他们在流放期间写作的诗文称作“流人文学”。“流人文学”的出现，使黑龙江地区重现文学的曙光，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民初，随着黑龙江地区土地的大量开发，人口不断增加，经济迅速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尤其是报纸的产生，文学也随之兴盛起来。诗歌作者不断增多，作品一般都描写黑龙江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与风土民情，以抒发他们热爱黑龙江的情感。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很快席卷中原大地，将旧文学扫荡殆尽，青年进步作家安怀音接连发表了《文学与时势》《文学家与革命家》等评论文章，反对封建腐朽的旧文学，提倡革命的新文学，并扶植青年写作新诗。从此，揭开了黑龙江地区新诗创作的历史。
　　　　东北沦陷期间，黑龙江地区的文学现象比较复杂。其中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爱国作家创作的诗歌。第二类，抗日军民创作的发表在抗联油印小报、传单上或口头留传的抗日诗歌。第三类，为日伪歌功颂德与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摇旗呐喊的反动诗歌。第四类，在日伪的“慰安娱乐”文艺政策指导下创作的歌咏四季变化、风花雪月、男女情爱和表现自我的诗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派了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黑龙江地区。这些文艺工作者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在黑龙江地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诗歌方面，涌现出《忘掉它，这屈辱的形象》（公木）、《人民武装起来》（蓝天）、《蒋管区的学生运动》（侯唯动）、《八月速描》（刘畅园）等优秀作品。在广大战士中还产生了很多顺口溜、快板诗和枪杆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共黑龙江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黑龙江地区各级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大力培养，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黑龙江省已涌现出鲁琪、王书怀、韩统良、李可、李军、中流、刘畅园、陶耶、满锐、陈国屏、陆伟然、鲁丁、钱英球、聂振邦、苗欣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1958年“大跃进”前后，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为了带头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纷纷写作诗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很少有真正的诗歌作品问世。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作环境逐渐宽松，创作思想日益解放，创作“禁区”一个个被突破。诗歌首领风气之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老诗人精神焕发，中青年诗人辈出；创作题材广阔，现实生活、古代事物、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自然景物、民俗民情、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吟咏的内容无所不包；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新体诗、旧体诗、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象征诗、散文诗、朦胧诗，各种体裁样式无所不有。而且思想水平、艺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有些诗歌深受群众喜爱，获得了国家和省的奖励。
　　　　二、散 文
　　　　黑龙江地区散文兴起很晚，发展滞后。20世纪初报纸产生之后，开始只设“文苑”（或曰“艺圃”）“小说”（或曰“说部”）两个栏目，前者发表诗歌，后者发表叙事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散文才从小说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文体。 黑龙江地区的散文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地方性。20世纪20年代黑龙江地区的散文作品受消遣娱乐文学思潮的影响，多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幽默小品、谐文、中外奇闻轶事、闲话和文字游戏等，纯正的散文很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哈尔滨沦陷前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黑龙江地区广大军民不顾国民党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纷纷组织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黑龙江地区的报纸都纷纷发表诗歌和散文，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罪行，号召并激励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由于日伪反动派的破坏，绝大多数当时的报纸被焚毁。从保存下来的极少数散文看，不仅战斗性强，而且内容广泛，有抨击国民党政府不准抵抗的，有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有暴露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爱国的心声。
　　　　东北沦陷时期，尤其是“七七”全民抗战之后，人民的言论受到严格的限制，多数报纸被废刊。一些作者因日伪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不敢反映现实，只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琐事或者虚无缥缈的东西。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散文作者为了迅速反映解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翻身人民的喜悦心情和革命积极性，创作了大量散文。其中成就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很多作家、随军记者都不辞辛苦地及时创作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抗日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与战地通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散文形式多种多样，短小精悍，便于反映现实生活，广大作家和业余作者几乎都喜爱写作散文，各家报纸副刊、杂志也都发表散文，散文的数量空前增多。但因当时过分强调散文是阶级斗争的“轻骑兵”，致使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公式化、模式化现象，影响了散文的发展与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文艺当作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散文和其他文学种类一样，也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创作得到了解放，散文创作题材日趋扩大，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也开始多种多样，涌现出许多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篇章。其中以报告文学的成绩最大，在全国连续获奖，成为黑龙江省散文创作一个亮点。
　　　　三、小说
　　　　黑龙江地区的小说创作，起步很晚，20世纪初期报纸诞生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改变了旧体诗词一花独放的局面。起初的小说，都是报纸专职编辑所为，没有作者自然来稿，粗制滥造的现象非常严重。辛亥革命以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冲击到黑龙江地区，报纸上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市井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黑龙江地区处于塞北边疆，新文学发展缓慢， 特别是小说，发展更为迟缓。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小说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传统小说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之后，随着活跃在黑龙江地区文坛上的一些新文学作家的相继逃离，黑龙江地区文坛变得一片荒芜。1933年，罗烽、舒群、金剑啸、姜椿芳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团结白朗、萧军、萧红、金人、达秋等爱国进步文学青年，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浓郁地方色彩、充满革命思想和战斗力的优秀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有力地配合了抗日爱国军民的武装斗争。由于日伪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舒群、萧红、萧军、白朗、罗烽、金人、达秋、姜椿芳等作家，相继去上海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学活动。萧军出版著名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出版著名中篇小说《死生场》等，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们与哈尔滨沦陷后先期流亡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赵惜梦、陈凝秋（入关后改笔名塞克）、于浣非（入关后改名于宇飞）、孔罗荪、陈纪滢等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写出很多在读者中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并以他们为中坚，形成著名的“东北作家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生。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从延安及陕甘宁、晋冀鲁豫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云集到黑龙江地区。东北沦陷初期被迫逃离哈尔滨的抗日爱国作家，除萧红病故于香港，姜椿芳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外，其他作家都返回哈尔滨、佳木斯。他们深入工厂、农村、部队，辛勤笔耕，积极创作，涌现出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优秀革命作品，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间，黑龙江文学，尤其是小说，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小说创作数量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总和还要多。随着创作题材的大大开阔，小说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真实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出很多具有时代精神、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因思想不解放，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妨碍了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事业受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期，《黑龙江文艺》《哈尔滨文艺》相继复刊，但刊载了一些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政治服务的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开始复苏，小说创作一马当先，发展最快。广大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敢于冲破“禁区”，不但描写爱情的小说大量涌现，就连过去被严禁涉足的政治、社会问题，也成了小说创作的题材，描写的对象。出现一批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改革小说，题材越来越多。小说的艺术形式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小说、传统章回体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异彩纷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四、剧本文学
　　　　黑龙江地区话剧文学剧本产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1919年8～11月，哈尔滨《远东报》接连发表了该报小说编辑玉冰的“新剧小说”《庙市》《美人心》《婚宴》《贾人俊之家庭》等。这些新剧小说实际上就是现代话剧的雏形，只用两三个人物的对话，表现一个生活侧面。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话剧舞台表演艺术的兴起，话剧文学剧本日益增多，并出现了供演出使用的剧本。
　　　　东北沦陷期间，由于作家没有言论、写作自由，缺少发表的园地，剧本文学一直很不景气，写作剧本的人极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从延安等地进入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开始之前， 因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东北文艺工作团都撤到黑龙江各地。他们一面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一面编排剧本演出，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为了满足各地剧团对剧本的需求，1946年2月《人民戏剧》在哈尔滨创刊，东北文工团各分团都创作、编辑、出版一些剧本选，《东北日报》《东北文艺》《文学战线》等报纸杂志也积极发表剧本，使黑龙江剧本文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戏剧文学创作队伍的壮大，写作戏剧文学剧本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广大戏剧文学爱好者外，各剧团都有专职编剧。他们创作了很多深受读者欢迎和好评的戏剧、电影文学剧本。1958～1965年共创作15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徐秋影案件》《马戏团的新节目》《边寨烽火》《万木春》《流水欢歌》《北大荒人》《冰山上的来客》《千万不要忘记》8部剧本，先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广大戏剧创作者受到残酷的迫害，没有产生一部好的戏剧剧本。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戏剧、影视文学在中国共产党“双百”“双为”方针的指引下，创作题材、艺术形式、表现方法日趋多样化，重新步上繁荣发展的前路。
　　　　五、民间文学
　　　　早在原始时代，黑龙江地区的先民就创造了最早的叙事体民间文学样式——神话。在图腾祭祀和萨满活动中创造了一种礼仪性的吟诵歌唱，因而有了韵文体民间文学样式——歌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黑龙江地区民间文学的内容逐渐摆脱了对大自然幻想的束缚，开始向社会生活靠拢，于是便产生了新的叙事体民间文学样式——传说。各民族在其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都产生了一些对本民族族源进行解释的
　　　　有趣传说，对本民族某些共同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稳固作用。
　　　　在唐代渤海国建立之前，由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在民间产生了许多关于帝王将相列祖列宗业绩轶闻的历史传说。在唐、宋时期还产生了一些称颂历史人物的歌谣。
　　　　明代以后，汉族人口大量移入黑龙江地区，除带来属于中原的汉族民间文学外，又创造了许多新的属于黑龙江地区的汉族民间文学。如风物传说《秃尾巴老李》、歌谣《东三省风情》《夸哈尔滨》等，都具有浓烈的黑龙江地方气息，流传省内外，并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影响。满族的《金镜子》《红罗女》《黑妃》等和达斡尔族《老君炼海》《风刮卜奎》等风物传说，以及满族的《织布格格》等民俗和社会生活传说，也相继大量涌现。
　　　　清代，少数民族中兴起一种说唱结合的民间文学样式——民间说唱，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如赫哲族的伊玛堪《满斗莫日根》，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英雄格帕欠》，达斡尔族乌钦《绰凯莫日根》等，都受到众多族人的喜爱。
　　　　在渔猎经济有了相当发展的年代，便开始有了寓言故事，如赫哲族的《渔夫和狐狸》，鄂伦春族的《雄灰鼠的悔恨》《山羊和小老虎》，满族的《人参和松树》等，情趣盎然，富有哲理。
　　　　童话故事多姿多彩，汉族的《狗耕田》《九头鸟》《王小砍柴》和《十兄弟》，满族的《桦皮篓》，鄂伦春族的《金刚圈》，达斡尔族的《宝铃铛》，鄂温克族《宝马斗魔鬼》， 朝鲜族《装歌的葫芦》等，突出表现善与恶的斗争；也有一些娱乐性、充满童稚情趣的故事， 有些则给人以人生哲理的启迪。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些集体形式的体力劳动中产生了最早的劳动歌谣，即各种劳动号子，深沉雄浑，充满力量，成为集体劳动中不可缺少的歌唱。
　　　　在反抗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产生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义和团抗俄》等大量传说和歌谣，控诉了沙俄侵略者野蛮霸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歌颂了中国军民团结御侮奋起抗敌的英雄壮举。
　　　　1930年，民族学家凌纯声对赫哲族的民间说唱伊玛堪进行了广泛采录，并用汉文整理成散文体故事，于1934年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发表。自此，黑龙江地区的民间文学有了文字的记录和书面的传播。
　　　　东北沦陷时期，群众中产生了大量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反映黑龙江人民同仇敌忾开展抗日斗争的传说和歌谣。其中突出的是讲述抗日联军将士英雄事迹的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有侦察英雄杨子荣等传说，在海林等地流传。编辑了《民间故事》一书， 内容多为长工斗地主的故事。这是黑龙江地区第一次结集出版的民间故事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民间文学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相继编辑出版了《黑龙江民间文学》（16集），《镜泊湖民间故事选》《满族民间故事选》《黑龙江民间故事选》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引起了外国专家学者的注意。1984年，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黑龙江省开始开展民间文学的全面普查和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1985年7月，黑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领导小组和省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宣告成立。
　　　　六、文学评论
　　　　黑龙江地区文学评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1923年，革命进步作家安怀音在《大北新报》副刊《杂俎》上接连发表《文学与时势》《文学家与革命家》，倡导革命文学，号召作文应先做革命人，首开黑龙江地区文学评论的先河。后来裴文中、楚图南、孔罗荪、冯文蔚等人又接连在《哈尔滨晨光》《哈尔滨日报》《国际协报》上陆续发表文章，提倡平民文学和民族文学，主张文学要反映人民的疾苦，为民族解放、抗日爱国服务。
　　　　东北沦陷后，日伪竭力推行“慰安娱乐”文艺方针，积极倡导汉奸文学、粉饰文学。作家的创作受到种种限制，文学评论流于形式，大多是些从个人好恶出发，对作品进行好坏的简单决断，真正的评论很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但在文艺评论中，由于机械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评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把本来并无思想错误的作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48年东北文艺界对萧军及其《文化报》的错误批判和处理，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评论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评论的质量日益提高，既有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研究，也有对作品思想、艺术方面的评论。但在评论工作中也出现了极左的偏向，如把本来是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现象进行批判，使一些作家和读者对文学评论产生厌烦情绪，称文学评论是“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并在一些读者中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所谓的评论，对广大文艺领导干部和作家进行迫害，推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大造“文艺黑线专政”的舆论，倡导“写斗走资派”的作品，实施法西斯文化统治。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评论积极贯彻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原则，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一系列反革命文艺理论，坚决宣传贯彻党的“双百”“双为”方针，按照文学创作规律对作家作品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评论，使文学评论步入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