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居民收入
　　　　黑龙江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较早建立人民政权的省份。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从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1952年获得农业大丰收，粮豆总产量达到75.5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39%；农业总产值达到19.50亿元，比1949年增长44%，农民人均收入达到93.80元。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4年，农业在有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有所下降，1955年和1956年恢复和超过了1952年的农业生产水平。1957年，全省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松花江水位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32年，农田遭灾面积2 000万亩以上，粮豆薯产量下降到64亿公斤，但由于林牧副业的发展，农业总产值仍达21.35亿元，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只有53.9元。遭受洪涝灾害的黑龙江地区农民，在1958年春耕生产中扩大耕地，使当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6 960万亩，比1952年增加189万亩；当年粮豆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1.5亿公斤，超过1952年6亿多公斤。在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使农业总产值达到新的历史高度26.6亿元，比1952年增加4.1亿元。但是由于几年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达到创纪录的1 107万人，比1952年增加304万人，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无偿调用生产队财物，农民的人均收入，只达到71.7元，大大低于1952年的人均分配水平。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使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下降。接下来三年困难时期，农村进入困难时期。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45.5亿斤，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有61.7元，是历史最低点。
　　　　1963年开始，进入经济调整阶段。党和政府调整了农村政策，注意了多种经营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3.65亿公斤，超过丰收的1958年，农业总产值21.33亿元，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都有很大好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种干扰和破坏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农村的生产队还能自主地进行生产。因此，1966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97.7亿公斤，农业总产值达到27.8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94.87元。1967年，粮食生产又突破100亿公斤大关，达到116.2亿公斤；农业总产值也跃升至31.14亿元；农村人均收入创下113.84元的最高水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冲击一切”、批“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错误言论在农村散布，使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农民群众产生思想混乱。大搞由集体向全民所有制的“穷过渡”，助长了无偿调用生产队财物的歪风，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在以后的各年中，除1969年和1972年，因遭受严重早霜，造成减产外，一直徘徊在100多亿公斤，1975年农业生产有较大回升。由于1975年农村人口达到1 904万人，比1958年增加800万人，因此人均分配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全面落实了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自1979年开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致富的积极性，农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农民的收入显著增加。1980年，粮食的总产量达到146.25亿公斤，农业总产值达到64.5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15.8元。1981年，因灾粮食比1980年减产21亿公斤，但因粮价提高，多种经济发展，农业总产值仍达到63.88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20元，是新的高峰。1983年开始，全省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地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当年粮豆总产量达到154.9亿公斤，农业总产值达111.98亿元，都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这一年，农民人均收入方式，改为以农民家庭收入为主（包括个人承包和家庭副业）达到394.1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504元的78.2%，从集体统一经营分得的人均收入是80.5元，仅占人均总收入的16%。在这些收入中，除去必要的生产开支外，实际人均收入为292.2元，也是历史最高的。
　　　　1984年，黑龙江省农村经济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农业生产在1983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75.75亿公斤，农业总产值都再创历史新纪录，达到130.54亿元，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更大，达到400元左右，创人均收入的历史新纪录。全省参加分配的354.8万个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情况是：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占18.6%，人均200～300元的占16.5%，300～400元的占23.6%，人均400～500元的占21.1%，人均500元以上的占20.1%。可以看出低收入户在减少，而中高收入户大幅度增加。在先富起来的农民中，人均收入千元以上的有157 548户，占总户数的4.4%；人均收入万元以上的有20 619户，占总户数的0.57%；人均收入5万元上的有257户，10万元以上的有35户。
　　　　1985年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30多亿斤，农业总产值下降7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均比1984年下降12%。由于有了1983年和1984年两年大丰收的基础，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
　　　　二、农村居民消费
　　　　20世纪50年代农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1∶1.6，60年代为1∶2，70年代为1∶2.4，1978年达到1∶3，农民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所扩大。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0年，农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降为1∶2.4，1983年又降为1∶2。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广大农民用于生产消费的支出比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近两倍多。生产消费支出出现了“三多”现象：购买农业机械特别是小型农机具增多，1983年小型拖拉机及手扶拖拉机拥有量达7.9万台，比1982年增长61.2%；化肥用量增多，1983年施用40.2万吨，比1982年增长12.3%；买马拉车的用户增多。1983年农民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人均39.6元，占总支出的27.9%。广大农民用于文化生活服务的支出增长速度快于物质生活支出速度。1983年农民人均文化生活服务支出9.3元，比1982年增长52.5%，高于物质生活消费品支出增长速度（47.4%）。农民看电影特别是看科技电影的场次增多；订阅报纸杂志增多；购买书籍，尤其是农业科技书籍增多。这对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村镇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广大农民消费结构和城市一样也有明显的变化。食物方面，细粮消费水平大大提高。1984年人均细粮平均消费量已超过100公斤，粗粮消费量已下降到150公斤以下。油、肉、蛋、鱼的消费量有明显增长势头，这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1983年农民人均食油年消费量为5.05公斤，比1978年增长77.2%；肉类10.45公斤，增长46.9%；禽蛋3.25公斤，增长1.5倍；鱼虾1.45公斤，增长3.1倍。1984年，这些主要副食品的消费水平又有了提高。
　　　　三、农村居民储蓄
　　　　中华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兴起的银行储蓄、储蓄会和邮政储金，主要在城镇办理，农村很少。东北沦陷时期，黑龙江地区农村伪政权于1933年开始，试办金融“合作”组织，除吸收社员股金外，还办理存款。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适应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1939年起强制开展“国民储蓄运动”，从城镇扩展到农村。这些“储蓄”均规定3年内不准动支，强行搜刮民财。黑龙江地区解放初期，农村在土地改革后，银行机构少，未及开展储蓄业务。直到1950年试办信用部后，始开办“实物存款”。 黑龙江地区东北银行于1951年起在农村开展“定期有奖储蓄”。 为配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增加货币回笼，黑龙江地区银行、信用社于1953年11月起，开展“优待售粮储蓄”。优待售粮储蓄为定期定额式，当年，农户储蓄存款达103亿元。到1957年末，发展到1 013万元（新人民币，下同），按同币种计算，比1953年增加8.8倍。平均每一农村人口存款1.07元。“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随着国家向农村投资增加，农民收入增多，1958年末农户储蓄存款达7 058万元，比1957年增长近6倍。为帮助农民逐步改善居住条件，于1959年在农村试办“农民房屋建设储蓄”。当年末，农户储蓄存款达12 708万元，出现高峰。1960～1962年，国民经济3年困难时期，物价不稳定，主副食品严重不足，存款大幅度下降。1962年末，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为1 465万元，比1959年下降88.5%。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下，1969年全省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为2 419万元。1978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经全省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干部的努力，1984年，全省农民储蓄纯增28 504万元，比1983年增长37.8%。到1985年末，全省农民储蓄存款达127 498万元，占信用社各项存款146 361万元的87.1%。其中定期储蓄占63.3%，在定期储蓄中3、5、8年期的长期大额储蓄占38%，储蓄的稳定性增强。全省农民每人平均储蓄92.25元，比1977年增加12.37倍。
　　　　四、农村居民居住条件
　　　　黑龙江地区村屯从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兴凯湖平原兴起。这些地方是满族祖先生息繁衍的地方，他们以狩猎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后有了农耕，开始定居。早在三千年前居住在黑龙江地区东部（今宁安一带）肃慎人生活遗址，往往靠近河湖岸边，一般由20到50个半地穴式的小屋组成。这是黑龙江地区早期的原始村落。
　　　　黑龙江官庄始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屯田额苏里，为防御沙俄入侵而设。后移瑷珲实行兵屯。至清乾隆年间，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4城设旗屯官庄，总数达136个。清康熙年间，宁古塔（宁安）亦设有官庄。清雍正三年（1725年）以后，河北、山东以及辽河流域的灾民，不顾朝廷的封禁政策，冒险逃荒到黑龙江地区垦荒种地，由松嫩平原的木兰、铁力、绥化、海伦、青冈、巴彦、拜泉、依安、讷河等地，扩展到三江平原的汤原县等地，出现许多汉族聚居的“民屯”。 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设立拓垦总局，废除封禁政策，移民垦荒增多，又建起一批村屯。
　　　　中华民国时期，村屯在黑龙江地区平原和浅山区继续发展。据1934年统计，海伦、巴彦、明水和克山等县的17个村屯，其中有13个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建成的。富裕县的七家户屯和李地房子屯也是在1917年和1929年建成的村屯。东北沦陷时期，伪满统治者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大搞归屯并户，过去长斯形成的村屯遭到空前的洗劫；同时，又建起日本武装移民村落（开拓团），主要分布在五常、安达、肇州、宁安、林口、勃利、宝清、饶河等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镇建设一年比一年进步，全省村屯已发展到3.8万多个，开始走上有领导、有规划、合理发展的正确道路。在50年代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高潮中，为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式的集镇和村屯，农村住宅建设出现高潮，住宅结构开始由草泥结构向砖瓦化结构过渡。全省1960年到1962年共建新房714万平方米。1963年，对23个市县进行调查新建住房519.1万平方米。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农村建房受挫。1979年开始，贯彻国家两次农村建房会议精神，农村住宅建设由自发建设状态进入有领导有计划建设的新阶段，农村住宅建设发展迅速。到1985年底，全省共有新建农村住宅4 536万平方米，有75.6万农民搬进新居，占农村总户数的18.9％。新建农房中砖瓦混合结构约占一半，其中还有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