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镇劳动力
　　　　
　　　　
　　　　
　　　　
　　　　
　　　　
　　　　
　　　　
　　　　
　　　　
　　　　
　　　　
　　　　
　　　　
　　　　
　　　　
　　　　
　　　　
　　　　
　　　　
　　　　
　　　　
　　　　解放战争期间，黑龙江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工人和各族劳动人民全力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军需民用生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治理失业人员工作。1949年，黑龙江地区人口1 011.9万人，地广人稀，劳动力相对缺乏，后备土地资源占全国的1／10，有待开垦的宜农荒地数千万亩，独具诱人的开发魅力。这对实现农业优势进而转为工业优势、商贸优势也有巨大的潜力和极其有利的物质条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松江、黑龙江两省从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出发，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吸收和迁入大批移民，同时开展城镇劳动力资源调查与安置就业工作。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大中城市规模逐步扩大，遍布各地的新兴工业城镇应运而生。1949～1985年，黑龙江省非农业人口由252万人上升到1 336.1万人，增加1 084.1万人，增长4.3倍，年均增加30.1万人，年递增4.7%；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由24.9%上升到40.3%；城镇劳动力资源由161.1万人上升到1 193.9万人，增加1 032.8万人，增长6.4倍，年均增加28.7万人，年递增5.7%，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由63.9%上升到89.4%。黑龙江省城镇劳动力资源增量大、增速快，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雄厚的人力保证，同时也给劳动就业带来很大压力。对此，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
　　　　二、城镇劳动就业
　　　　清朝后期及中华民国时期，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进城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及其他失业工人自谋生计，有的被沙俄、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制粉、酿造、油坊业雇用，所得工资微薄，苦不堪言。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黑龙江地区疯狂推行“勤劳奉仕”制度，繁重的苦役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大批劳工死亡。许多工厂、店铺倒闭，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到处是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城镇劳动就业工作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府组织工人和各族劳动人民全力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军需民用生产。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劳动就业管理组织，对旧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对失业人员负责安置就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对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等实行统包统配制度；1953年起，松江、黑龙江两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明确的“政府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居民下乡等政策措施，通过国营企业招工、私营企业雇用、自谋职业等多种途径安置失业人员。到 1957年，黑龙江省安置失业人员就业累计23.1万人，大体解决东北沦陷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此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过快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堵死集体与个体就业的门路。尤其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累积的大量城镇待业人员急切要求就业，上山下乡的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待业，酿成严重的劳动就业问题。1979年以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战略决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扶持发展个体经济，积极落实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合”的方针，全党动手，齐抓共管，广开门路，多方安置，劳动就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85年，全省城镇待业人员就业295万人，年均安置42.14万人（含临时性安置），待业率由5.8%下降为2.7%。劳动就业扭转以往多年的被动局面，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移 民
　　　　黑龙江地区移民包括省际移民和省内移民，省际移民是由外省农村迁入主要从农的居民；省内移民是城镇失业、半失业及浮闲人口下乡务农，即城镇部分下乡的居民。移民历来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状况密切相关。黑龙江省位居祖国东北部边陲，地域辽阔，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人烟稀少，劳动力相对缺乏，农业开发较晚。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吸纳数以百万计移民的条件，历史上成为全国移民的主要省份。商周时期，黑龙江地区古代居民已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此后，历代均与内地保持政治、经济及文化往来。据考古资料证明，黑龙江地区移民始于辽代，至今历经千年的延续过程。各期移民同土著居民的演进和融合，逐渐形成汉、满及回、赫哲等民族，这些民族世代相互往来、学习、团结，劳动、生息、繁衍在广袤千里的“北大荒”沃土上，继承、丰富和发展华夏文化与优良传统。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移民侵略扩张政策，致使黑龙江地区急剧增长的移民事业出现停滞局面。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1947年起，黑龙江地区开始转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移民的新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陆续安置外省移民，组织城镇居民下乡，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黑龙江历史上空前，并在全国移民史上产生深远影响。1949～1960年，安置外省移民107.4万人，1947～1970年城镇居民下乡为122.5万人，适时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与劳动力配置，促进全省农林生产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广大移民开发、建设黑龙江省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永远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四、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和城市尚未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下称知青）上山下乡。一批批有志青年怀着为使祖国繁荣富强的豪情壮志，相继离别家乡奔赴“北大荒”，积极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9月，北京市青年杨华、庞淑英等5青年发起倡议，并组成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荒建点，揭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随即有哈尔滨、天津等市青年垦荒队，去萝北县等地志愿垦荒，成为勇于开拓的建场尖兵。这种崇高的思想、英勇的行为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举，永载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史册。
　　　　60年代，大规模动员和组织知青下乡，是在城市就业困难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重要措施。1961年1月，中共中央针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问题，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停建缓建一批工程项目，大量精简职工，高校压缩招生人数，城市中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及闲散劳动力猛增，“就业难”已成为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1964年4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并成立“中共黑龙江省委精简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各地、市、县委均设精简安置领导小组，负责精简职工、动员与安置下乡知青和闲散劳动力工作。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开发和建设边疆的需要，全省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知青下乡工作。下乡知青主要安置方向有建庄、插队、插场、建设兵团、知青场队等。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省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下乡高潮。全年动员知青下乡29.04万人。同年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知青工作办公室。1969年动员知青下乡高达33.2万人，为历史之最，这两年共动员知青下乡62.24万人，成为全省知青下乡的一个高峰。1970年改为省革命委员会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当年知青下乡11.46万人。1973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知青工作改由党委直接领导，中共黑龙江省委下设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县以上党委或革命委员会直至企事业单位均设知青办。当年全省下乡知青10.95万人，比1972年增加4.6万人。1974、1975年分别动员知青下乡20.14万人、24.94万人，计45.08万人，成为全省知青下乡的第二个高峰期。1976、1977、1978年动员知青下乡分别为17.19万人、13.34万人、9.52万人，呈逐年减少趋势。1968～1978年，全省累计动员城镇知青下乡178.22万人，平均每年16.2万人。1979年始，中共黑龙江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从全省实际情况出发，决定调整知青政策，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彻底改变知青插队（场）的做法，知青上山下乡纳入统筹劳动就业的轨道，标志着知青工作发生历史性转变。年底全省共动员知青下乡5.38万人。此后各地不在动员知青下乡。1963～1965年，各地安置返城知青4.35万人。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7年底，因家庭发生特殊困难知青陆续返城1.5万人。到1975年底，下乡知青返城累计38.12万人。1979年全省下乡知青返城高达56.26万人。1963～1978年全省下乡知青累计182.57万人。到1985年底绝大部分返回原动员城镇就业。下乡知青仍有4.99万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凡由市、县以上知青部门统一组织、动员到省内外插队、插场，仍然还在农村或农场工作的知青，根据本人申请，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回原地城镇落户；知青本人已回省内城镇落户，其子女仍在农场或农村的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到父母原在城镇落户；外省、市知青已在黑龙江省工作的其子女仍在农场、农村的同黑龙江省下乡知青同样对待。这些知青善后问题的处理，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知青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