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初叶，在拓跋鲜卑人逐鹿中原同时，黑龙江地区东部勿吉人后裔——靺鞨族逐渐兴 起。据记载，“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 ”，“亦有盐池，多猪”、“筑城穴居”，逐渐成为一新兴的强大势力，并积极向周邻扩张 。到5世纪时，已进入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流域，形成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 、黑水、白山等七大部落联盟，并与北魏王朝确立了贡属的关系。493年曾派使者500多人朝 贡北魏，开创了东北诸族历史上朝贡中原人数最多的记录。六、七世纪时，在同高句丽人的 长期角逐中渐斩走向下风，于是诸部人“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也有些部落内徙于今 辽西朝阳一带，“与边人交往，悦中国风俗”。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唐朝不仅将整个高丽 故地北境纳入直辖版图，而且将附属高句丽的一些靺鞨人迁置于营州（今朝阳）附近。
　　　　696年，爆发了营州事件，由于契丹人的大规模暴动，唐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摇摇欲坠，并 于其后不久，被迫撤出速末水流域，于是，营州的靺鞨人在大祚荣等人的领导下，联合高句 丽遗民加入了反唐的行列，后又乘机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在旧国一带（今牡丹江上游 的敦化盆地）迅速站稳脚跟，于698年筑城建国。由于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曾被唐廷册封为震 国公，这个新兴的国家称为震国。震国曾“投靠”后突厥，并接受其“吐屯”官的派驻以得 到“庇护”；同时，也讨好于南邻新罗，并接受其官号。但大祚荣等人不久即改变了外交策 略，于707年接受唐廷的“招慰”，双方迅即实现和解并确立了贡属的关系。为了表示臣服的 诚意，大祚荣还“遣子”侍唐。因之，唐廷于713年正式册封其为渤海郡王并充任忽汗州都督 。于是，震国改称渤海，成为臣属于唐朝的一个地方民族封藩政权。尽管其王在国内是独一 无二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对属于他的政权、官属、军队和司法机构，可自行 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可以说实际上处于独立的态势，但是其王位必须经过唐廷册封后才算 获得确认，否则只能以“知国务”或“权知国务”相称，并对唐廷恪守包括朝贡、朝觐、贺 正、质侍、宿卫在内的各项臣属的义务。渤海国最高长官都督一职由历世诸王兼任，累代相 袭，除接受唐朝边州都督的节制外，朝廷还向该都督府派驻“长史”，以“就其部落监领之 ”。这又表明渤海尽管享有充分自治的权力，但仍隶属于唐朝。大祚荣同唐朝的亲睦和好， 为渤海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人唐的各色人等把盛唐文明源源不断的带回 渤海，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开发。
　　　　二世主武王大武艺，即位不久就向周邻“斥大土宇”，进行扩张，迫使“东北诸夷畏臣 之”。渤海领土有所扩大，也造成北邻黑水靺鞨人的不安。后者乃遣使朝唐、告急求援。于 是有黑水州都督府的建置，唐廷也向其地派驻了长史。大武艺对乃父的“亲唐”政策早就不 满并有割据的野心，至此乃以黑水靺鞨与唐朝腹背夹攻渤海为名，派兵北上进攻黑水靺鞨。 由于矛盾的发展，大武艺还派兵越海袭击登州及进攻马都山（今山海关附近）等地，从而导 致了同唐朝之间的军事冲突，尽管一度得手，但不久即被迫撤兵，上表悔过，恢复了对唐朝 的贡属和依附的关系。
　　　　第三世主文王大钦茂继立后，一改乃父的扩张好战方针，偃武修文，整修内政，并与唐 朝之间进一步亲睦和好，车书一家，在各个方面“宪象”（即仿效）中原的典章制度，建立 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八寺、一院、一监、一局、十卫等中央军政和司法机构，地方上 则有京、府、州、县的建制，改变了前此军人掌权、武官专政的局面。尤其是在755年迁都上 京忽汗城、政治中心北移到物产富饶的忽汗水中游一带后，集中精力振兴经济与文化，积极 发展海上贸易和扩大同日本等邻邦的交往，都使得渤海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国力 也有了很大的增强。因之，唐廷于762年下诏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文王大钦茂也踌躇满志 地改年号曰宝历。当时的日本国光仁天皇在致渤海的国书中就有“庆宝历于维新”之贺，足 证大钦茂的政绩在国内外都获得很大反响。然而，到其晚年时，显然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 其中尤以迁都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为最，劳民伤财，于国大损，生前王位 继承人未定，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王位的继承明争暗斗，导致了流血的宫廷政变和国人暴 动，乃至演出了一年多时间里就三易其王的闹剧。成王在位时，曾将王都由东京龙原府迁回 上京龙泉府，但不久即去世。康王继位，稳定了10余年。但以后的定王、僖王、简王在位时 间也都很短，国内政局动荡。直至宣王大仁秀以外藩资格入继大统后，才结束了混乱局面， 国势始告中兴。他在位期间（818—830年），表现出少有的政治军事才干，先以果断的手段 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继而迅速出兵“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形成 了5京、15府、62州及上百个县的地方建置，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海东盛国”的新局面。大仁 秀成为渤海史上名符其实的“中兴”之主。
　　　　当时的渤海疆域辽阔，“地方五千里”、“东穷海”（今日本海）、西契丹，南隔泥河 （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与新罗为界，北抵今松花江下游一带，大体上包括了今中国东北 地区东部和东南部、朝鲜半岛东北部及清川江以北之地。其中心腹地即上京龙泉府辖区，在 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辖境，领有龙、渤、湖3州。首州龙州与府治同在上京忽汗城，下辖永宁 、丰水、扶罗、长平、富利、佐慕、肃慎、永平等8县；湖州大体在湄沱湖（即忽汗海，今镜 泊湖）一带；渤州则在今牡丹江市郊附近。在今黑龙江地区的还有鄚颉府，下辖鄚、高2州， 大体在今哈尔滨以东的阿城、宾县一带；铁理府，下辖定、潘2州，在今三江平原中部一带； 怀远府，下辖安、琼2州，在今三江平原北部一带；东平府，下辖伊、蒙、沱、黑、比5州， 在今兴凯湖以北及穆棱河中下游一带。由此可见，15府中乌苏里江以西的11个府有5个府在今 黑龙江省范围内，如再加上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安远府、安边府、率宾府、定理府，则共有 9个府，即近3／5的建置在黑龙江地区。
　　　　由于渤海国内长时期社会安定，外部也相对和平，为本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又由于渤海王廷对教育与文化的重视，再加上渤海人能大胆吸收周邻尤其是中原地 区的盛唐先进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加以变通和运用，都使得渤海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的诸多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使社会空前的兴盛与繁荣。
　　　　政治方面，完全仿照唐朝的模式，建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了以3省（ 宣沼、中台、政堂省）6部（忠、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中枢机构，及京、府、州、 县的地方行政区划，对境内的全体臣民实施了有效地管辖和控制，从而出现了“遵礼义而封 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宴宁”的局面。渤海王朝同唐朝的关系较为和好，200多年间除一度兵 刀相见外，一直是“人修职贡”、“臣礼无亏”，全面履行各项政治经济义务，前后遣使朝 觐、贡献、贺正达140多次，人唐宿卫的王子、王弟10多人次及各色质子数百人，因而一再受 到唐廷方面的嘉许和称赞，对其各方面的要求几乎无不予以满足。
　　　　经济方面，农业已广泛地使用铁器，从上京遗址出土的铁铧、铁镰与铁铲看，铁制农具 已经相当先进，比起当时中原的同类物并不逊色，而与后来辽金时期的同类物大体相若；牛 耕已得到推广，出现了水利灌溉工程，证明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超过已往的任何时代，特别是 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不仅在中京地区盛产著名的“卢城之稻”，而且引种到了北纬44°以北 号称荒寒的忽汗水中游地区，应是本地区开发史上的一大创举。手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上 京所属的龙州出现了以柞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生产，且成为“纳（绸）”的主要产地，以麻 为原料的织布业则出现了粗布与细布的分类。陶瓷方面不仅成功地烧制出了有名的三彩陶器 ，其中的贡品“紫瓷盆”曾得到唐廷的赏识；而且引进了中原的制瓷工艺，烧制成带有墨书 “咸和”年款的绞釉葫芦瓶之类的精品。金属的冶炼加工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除供给当地 的各方面需要外，还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其中“熟铜”曾受到山东半岛一带官民的欢迎。 舟车的制造相当发达，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型号和样式的车辆和船只，既能适应当地水陆交通 的需要，又可远航到日本和山东半岛等地。畜牧业生产也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并在大量饲 养家畜的基础上，培育出著名的“率宾之马”、“鄚颉之豕”等优良品种。渔猎与采集生产 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贵重毛皮、山珍、药材、蜂蜜等等都成了进贡与外贸的主要产品。同中 原及日本等周邻地区的贸易也达到较大的规模，如872年同日本国的一次官方贸易中，日方支 付的货物补差款即达40万钱之巨。为适应经济发展及各方面的需要，水陆交通也有了相当大 的发展。有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日本道、新罗道以及“黑水道”等6大干线通往国内外 各地。正是在各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涌现了一大批新的城镇，其中上京龙泉府忽汗城规 模最大，城周长达16296．5米，由外城、内城和紫禁城3部分组。城内店铺林立，商旅云集， 宫殿建筑极为宏伟壮丽，在当时整个的东北亚地区，也是著名的大城市之一。
　　　　文化方面，以教育为例，除诸京、府、州、县陆续兴办了各级“官学”外，城乡各地还 出现了不少“私塾”之类的“扃堂”。教学都以儒家的经史典籍为主要教材，因而培养出大 量的本地士人，并从中涌现出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他们不 仅成为各方面事业的骨干和中央及地方政权的官员，而且在中原乃至邻国获得了声望和盛誉 。晚唐大诗人温庭筠在题为《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一首诗中即热情洋溢地吟出：“疆里虽 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渤海诗人裴颋、裴璆父子等则被日本国的 同辈们尊称为诗界的“领袖”，都为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音 乐、舞蹈、美术等方面也都达到较高水平，如当时的日本国人就派专人到渤海学习“音声” ，并把“渤海乐”列为其宫廷乐曲。考古界在三灵坟渤海大墓中发现的壁画，则是黑龙江地 区所发现时间最早的成组壁画，显示出惊人的艺术技巧。科技方面如航海、历算、医药、育 种、建筑技术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曾经把大唐的“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对日本的 历法改革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前后竟沿用了800多年之久。佛教和道教的传人，也对渤海文 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各地的寺庙大都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
　　　　据考证渤海全盛时人口增至300万左右，其中大约一半在当时的黑龙江地区。仅就人口的 数量和质量而言，都远远地超过了本地区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按照唐朝对待诸藩的惯例，新 罗使臣在朝会中的座次一直排在渤海人之前，对此，渤海人持有异议，故893年曾发生所谓的 “争长事件”，渤海使者强烈要求按当时的国力应把自己的座次排在新罗之前，尽管这遭到 唐廷方面的婉拒而未能如愿，却反映了当时渤海人自恃强盛而要求提高其“国际”地位的真 实心态。
　　　　但在渤海走向兴旺发达的同时，内部和外部也产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最突出 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广大劳动群众的赤贫与少数统治阶层的奢华形成鲜明的反差。社会的 两极分化不能不导致阶级矛盾的日趋激化，怠工和反抗时有发生。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 权夺利，愈来愈趋于白热化的程度，既有王族内部的同室操戈，也有贵族官僚之间的明争暗 斗，以及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种种纠葛，可谓尖锐激烈，以至到了契丹人大举进攻之 时，竟出现了贵族、显宦、文臣、武将纷纷出逃的严重局面。再次是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已经 不可收拾，特别是经过征服而不得不被其“役属”的黑水靺鞨诸部，不甘心于屈辱的命运， 在经过长时期的反抗斗争后纷纷摆脱了渤海的羁绊。其中“宝露国”（即伯利部）与“黑水 国”为了对付渤海还曾联合采取行动与渤海的宿敌——“新罗国私通”，“黑水胡”与“女 真”诸部都直接通贡于中原的后唐王朝。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加速了渤海的灭亡。
　　　　在这过程中，渤海的西邻——契丹人却一天天的强大起来。9世纪后期，耶律氏为迭刺部 的“夷离堇”（军事首领）、执掌军事大权后，逐渐走上了扩张之路。907年建立契丹国后， 进一步用兵于四邻，“时东北诸夷皆服属，惟渤海未服。太祖阿保机谋南征，恐渤海袭其后 ，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历10余年时间，到918年夏，已夺得鸭绿江北辽东大部分地方。 在契丹人咄咄进逼的情势下，腐朽的渤海统治集团虽已感受到外敌的威胁，但长时间里并未 有效地组织力量进行积极抵抗，反倒寄希望于外部援助。当时唐朝已经覆灭，处于分裂状态 中的中原政权如后梁、后唐等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援助渤海。同样，曾与渤海结为“唇 齿国”的奚人也不足恃，因为到911年奚部已完全被契丹人征服。于是渤海末王大諲譔乃与“ 世仇”的新罗及刚刚建国的王氏高丽政权“结援”，不料，盟书的字迹未干，新罗与高丽已 遣使向契丹进贡。大諲譔闻悉后，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竟也步其后尘，于918年朝贡契丹。至 924年夏，当契丹人“徒蓟州民实辽州（今辽宁新宾境内的辽滨塔村）地”之际，附近的渤海 军民曾奋起抗击，“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不过，渤海已经是日薄西山，危亡在即， 局部的胜利并不能阻挡契丹人的进攻。所以，当925年末，阿保机亲帅大军进攻扶余府时，大 諲譔除派老相统军3万出援外，再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抵抗的举措，结果契丹大军在打败了老 相率领的援军后，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忽汗城下。2月28日，大諲譔在完全丧失斗志的情 况下，“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但因爱国军民的反对，又于3月6日“复叛”，契丹乃大举 攻城“破之”，大諲譔等沦为阶下之囚。不久，契丹人又征服和控制了渤海各地，并“改渤 海国为东丹”，至此渤海政权灭亡。自698到926年，共存在229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