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下达后， 黑龙江省就在“小五界”（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界）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人物 的批判。黑龙江省委力图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并把批判限制在“小五界”之中，一再强调东 北局召开的东北三省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提出的“三不”，即“不搞示威游行，不开示威性声 讨大会，不提倡写大字报”。5月15日省委举办文艺界学习班，准备在学习班中讨论解决哈尔 滨市文艺界的问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强调要彻底批判“小五界”的资产阶级反 动思想，“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发表后，省城哈尔滨市的大专院校 闻风而动，很快贴出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谁有毛泽东思想谁 领导”的口号，并走出校园进行串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黑龙江省委抽调200多名干 部组成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去进行工作。工作组进校不长时间，在北京开会的省 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来电话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要求撤回工作组。在家的省委常委认为，工作 组还有受欢迎的，可以不撤。并决定：撤销工作队的“名义”，根据需要派少数联络员或巡 视员，仍然坚持着对运动的领导。8月3日，潘复生再次打电话强调，要坚决撤出派往大专院 校的工作组。这时，工作组不得不全部陆续撤出。为了加强对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省委于7月18日召开了“哈尔滨市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让学生出来 讲话抵制造反学生的过火行动。潘复生立即阻止，他说：不能整学生，学生围攻学生是错误 的，不能继续下去。对“7·18大会”如何认识，当时省委有不同看法，社会上尤其是大中学 校也展开了激烈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的大辩论，因此，黑龙江省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开 始形成。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哈尔滨话剧院揭出了一个以院长为首的“刘相如反党集团” ，紧接着哈尔滨市又把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郑依平、牛乃文、章子冈3个市委领导揪了出来， 当作一条黑线批判。6月初，哈尔滨市直属机关造反派给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贴了许 多大字报。省委的李范五、杨易辰、李力安、陈雷等坚持要任、吕两人继续担任文化革命小 组成员，鼓励他们，不要被吓住，要振作起精神，照常工作。同时，对大专院校造反派要求 撤职的领导也不予答复。8月8日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8月1 6日在省委院内就贴出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省委自身也难保了。当天晚 上，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李范五、王一伦、陈雷、谭云鹤主持起草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 的”的大辩论通知，通过后，当夜即用有线广播播出。通知发出后，哈尔滨市各校造反派反 应强烈，认为是个大阴谋，要求撤销这个通知。第二天清晨数万名干部、工人、学生成群结 队前来省委，高呼“拥护省委、保卫省委”等口号。面对这种情况，潘复生单独表态，支持 学生说，“那个辩论的通知是错误的”，并于常委会上说：“拥护省委的现象要赶快制止， 如不立刻纠正，继续下去，省委就得解散。”8月18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召开的“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支持造反学生炮打省委的行动，公开宣布“8·16”通知是错误 的，宣布收回。会后戴上红卫兵袖标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省委书记支持造反的第一人。
　　　　潘复生的公开表态，使省委其他领导成员陷于被动。随后，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 陈雷等省委领导陆续遭受批斗。红卫兵让他们站板凳，给他们戴了高帽，还给李范五剃了“ 鬼头”，动手打了陈雷。造反学生这些过火行动遭到哈尔滨市工人群众的反对。9月7日晚， 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第二工具厂2000余名工人来省委，要求省委制止过火行为，要求潘复生 接见并作出答复。潘复生没有接见，而在第二天的常委会上表了态。他说，当前运动形势好 得很，不是糟得很。运动中发生的某些打人、戴高帽游街等问题，是激流中的浪花，不是主 流。当时还未被揪斗的书记处书记杨易辰在会上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不能光讲大方向 ，有缺点也要讲嘛；说这是浪花，这浪花可不小啊；我们就是不敢批评造反团，这个问题我 想不通；学生有缺点为什么批评不得？工人的话也要听嘛！谭云鹤、王钊也支持杨易辰的意 见。潘复生认为这是对他施加压力，严厉警告说，你们再让我压制学生，我就报告中央。由 于哈尔滨造反派这些过火行动没有得到制止，其他各市、县也纷纷效仿，全省揪斗领导干部 之风愈演愈烈。随之省委在揪斗中陷于瘫痪，各级党委也陆续瘫痪。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央 责成东北局帮助组建了黑龙江临时省委，潘复生、杨易辰、陈剑飞、于杰等参加了临时省委 。临时省委抓了一些工农业生产工作，但对全省整个形势的发展是无法控制的。杨易辰虽参 加临时省委，也是一边被批斗，一边工作。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刮到黑龙江。1月8日，当时在医院养病的潘复生约省军区司 令员汪家道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分析形势。潘复生说：“我省有大联合的良好基础，必须立即 行动起来，建立联合总部，迅速夺权。”谈话后，仅用1周的时间，32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 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 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3月， 中央批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潘复生、汪家道 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造反派范正美等为常委。这个夺权被《人民日报》称为“东 北的新曙光”，被视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 夺权的样板，推广到全国各地。到1968年5月末，全省专区、市、县82个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命 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