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地属于汉族农民私有，允许民人自由买卖、转让，承担国家田赋义务。黑龙江地区最早出现的民地，1726年（清雍正四年）见于宁古塔一带。《盛京通志》记载，这一年宁古塔已有不少汉人居住，与旗人分界而居，在民界内开垦了一些土地，从这一年起按每丁征银1钱5分、每亩征银3分的标准向民地占有者征收赋税。此后，民地的数量呈直钱上升趋势，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旗地的增长速度。
　　　　
　　　　可见，46年间民地增加了42.5倍，旗地与民地的比例由30.8比l降至2. 09比1。此外，未经升科纳赋的流民私垦地就更多了。至1823年（清道光三年），吉林将军辖区的宁古塔和三姓两地的民地有55 245亩，其中陈民老地53 858亩，续增陈民地1 387亩。
　　　　民地的主要来源：一是清廷实行封禁政策以前由居住在当地的汉族农民开垦的“陈民老地”；二是封禁和部分开禁期间，汉族流民通过对官田、旗地、旗余地、官荒、蒙荒的佃耕和押租（变相土地买卖）等途径转化而来的民地；三是流民私垦地，清丈后课以赋税的升科地；四是部分旗人家奴赎身开户和出旗民人的随带地；五是京旗移垦时，由官府将京旗未到户的备拨地，拨给民人承种、纳租的土地；六是全面开禁放垦后，由民人领荒开发的土地。
　　　　清廷对民地一直是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早在1650年（清顺治七年）就从法律上作出“旗民不交产”的规定，严禁将旗地典卖于民人。乾隆年间，对流民私垦地曾实行“彻地入官”（即没收）、驱逐出境（指驱出旗界）等更为严厉的办法。在采取以上措施仍然不能制止民人流入、流民私垦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清廷遂又采取“寓禁于征”，即对民地课以重税的办法。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谕户部“查丈流民私垦地亩，……于该处（吉林、宁古塔）满洲生计大有妨碍，是以照内地赋则酌增，以杜流民占种”。对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以后的流民垦地，每亩征收银8分，米4合4勺2杪5撮，即每垧合银8钱，且有米粮。这一赋额比当时双城堡旗佃每垧征租粮5斗（合银l钱5分）、 随缺地每垧（合今5. 53亩）征市钱500文（合银2钱）以及其它地方官招民佃每垧征大小租660文（合银2钱6分）相比，高出三四倍至五六倍。嘉庆以后（1796年以后）对无法驱逐的流民私垦地改作载入红册、征收田赋的办法。及至光绪年间，民愈聚而愈众，地愈垦而愈多，光绪五年仅在阿拉楚喀柳树河、甬子沟一带即查明居民不下干家，垦地且愈万垧，因而采取了“就地养民、增租裕课”的办法，把流民开垦之地，一律清丈，给照升科。由此，民地的增加逐步合法化。
　　　　清初，民地皆由民人自力经营耕种。1851年（清咸丰元年）以后，黑龙江地区的部分民地开始出现雇工垦耕。据《宁古塔衙门档案》记载，宁古塔民界内太宁社1 0个甲内有15户民人雇工35人，每户多者4人，一般2-3人。此后随着民地数量的增加，逐步出现了租佃经营。到清末，多数民地已集中在地主手中。地主出租土地的形式各地不尽一致。阿拉楚喀合同租息法有两种：一日浮租，议定租价，或粮或钱，有立租帖者，有不立租帖者，不拘年限，业主有自由撤地另租之权；一日压租，主佃合议，每垧使押钱若干，带租若干，其钱名日压契钱，亦日压租钱。此租租约大都拘定租限若干年，压钱多则租粮少，压钱少则租粮多。依兰府对荒地的租佃，一般采取“分地”、“年分”等形式。“分地”即在荒地垦熟后，主佃双方将熟地平分；“年分”则有“五年六租”及“三年四租”两种。“五年六租”系指佃户开垦荒主之荒地，头五年不交租，第六年始行议租；“三年四租”者，乃荒主新开半熟之地，使佃户耕种，至第四年始行交租。粮租的数额，各地高低不一。清末每垧地的平均租额，宁古塔l石5斗，绥芬厅1石，三姓2石，蜂蜜山2斗至3斗，五常厅l石5斗，乌吉密2石，哈尔滨1石4斗至2石，绥化府l石至3石，饶河县l石或l石2、3斗，方正县2石至2石2斗。双城堡的上等地2石5、6斗，中等地1石5斗以上，下等地l石。也有按主佃负担税金、农具、马匹的程度实行分成租的。如五常厅山河屯地主出农具者按主六佃四分成，农民自出农具者按主四佃六分成。清末，有些地方开始实行货币地租，视农产品收益之多少定租价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