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地区民间对外交往，早从渤海时期即已开始。当时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各国及日 本。对朝鲜半岛，多是自发的民间贸易，规模较小，且受政治形势影响，时断时续。对日本 的贸易均伴同遣日使团进行，实际上是半官方性质。辽金时期，对日本的交往完全停止，与 朝鲜的贸易，也逐渐衰微。清入关以后，将黑龙江地区视为发祥地，实行封禁。黑龙江地区 的对外交往便完全停止。
　　　　19世纪中叶以后，沙皇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不仅中俄 两国官方之间交涉频繁，中俄人民之间的往来也迅速增加。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事件期间，因沙皇政府驱赶、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边民之间的交往曾一度停止。 但不久因现实生活的需要，人民之间的往来，便迅速恢复。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埠以后的哈尔滨，迅速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民间对外交 往活动范围扩大。但当时的交往并不具有真正的友好性质，这是由于西方各国在黑龙江地区 留居的侨民对中国人一贯歧视、压迫所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有了真正 的友谊。在俄国革命期间，俄境的许多中国居民，参加了红军；许多华侨还响应远东共和国 的号召，出钱出物，支援革命。1921年，穆棱县人民踊跃捐款，救济俄境内遭受水灾的难民 。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黑龙江地区民间对外交往几乎完全停止。日本帝国主 义投降后，又开始恢复。由于黑龙江省有18个市县与苏联的一个州、两个边区接壤，与苏联 远东地区的民间交往迅速恢复。不过从这时起，由纯民间的交往逐渐变为双方基层政权组织 之间的友好往来。
　　　　1945年冬，边境地区人民政府初建时，政治土匪活动猖獗。苏方边境地区的基层政府和 人民，曾向中方提供日本敌伪组织情况、中国境内土匪活动情况，还为中国伤员提供医药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省与各国的民间交往，50年代中期以前，以苏联、朝鲜 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来访者多半是这些国家的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成员，至于 资本主义国家的来访者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与苏联远东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较 多，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
　　　　50年代初，由于当时中国边境地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苏方对中国的伤病人员给以 救助，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仅据呼玛县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至1959年，送往苏境就医需 紧急救护的中国患者即达32人，1950年11月，虎林县发生传染病，苏联伊曼市派出一个20多 人的医疗队，仅用3天，就控制了疫情的蔓延。1952年4月，黑龙江省呼玛县额图乡江段冰排 形成冰坝，堵塞水流，春汛泛滥，沿江居民遭受水灾。苏方派出飞机，投掷炸弹，炸开冰坝 ，并用直升飞机运出被水围困灾民。1958年呼玛县额木尔乡江段发生冰排堵塞，古城岛居民 被困，苏方出动了3架直升飞机，将333名被困居民救出，安顿在苏境。江水回落后，又将居 民送回呼玛。1958年5月，黑龙江大水，黑河地区沿江居民受灾，苏方派出飞机和船只救灾， 使2000多被困居民脱险，并救出大批牲畜和粮食及其他财物。苏方还用飞机为中方被困居民 空投救灾物资。在救灾中，苏方斯科沃洛金诺区委负责人谢尔盖维奇身受重伤，致使左眼失 明。
　　　　1958年7月，呼玛县漠河洪水成灾，全城被淹，通讯联络中断。苏方除派人赴呼玛通报外 ，又派出船只抢救灾民，并向被困在山上的灾民空投大批救济物资。这场洪水也使苏方康斯 坦丁诺夫区的部分集体农庄遭受水灾。
　　　　大兴安岭地区在护林防火中，曾得到苏联边境地区军民的帮助。1955年春，依陵左鲁河 一带发生大火，中国900多名救火人员取道苏境，乘坐苏方火车，再由苏船送至火灾现场较近 处。1959年6月，大兴安岭地区发生7处火警，苏方曾派出6架运输机、10架直升飞机运送救火 人员和救火物资，前后持续10天之久。
　　　　1951年5月，苏联的一架飞机迷失方向，发生机械事故，在东宁县绥阳区细鳞河西北森林 中坠毁。因交通不便，当地居民经多日努力寻找，最后才将飞机残骸及遇难人员尸体运出。 8月9日，在绥芬河举行追悼会后，将飞机残骸及遇难人员遗体运回苏联。
　　　　1953年11月，黑龙江即将结冻时，中国一只木船在逊克县境内被冰排撞坏。苏方派汽艇 一艘，将船上乘客及船员50多人救出，安置在苏境。封冻后才将乘客及船员送回。1956年10 月，黑龙江流冰期，黑河制材厂的木筏被困在呼玛县三道卡，苏方派出汽艇将工人救出，并 用大船将木筏拖到黑河。
　　　　同年10月，林业部调查大队77人，在小兴安岭密林中迷路失踪。苏方派出两架飞机前往 搜索，发现后用直升机救出送到黑河。
　　　　从50年代中期起，为了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以民促官、官民结合发展人民外 交，开展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友好交往活动，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对新中国表示友好 的团体或友好人士，来黑龙江参观、访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 的孤立封锁，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朋友， 反对霸权主义，进一步开展对外友好活动，来访者日益增多，不仅来访的日本团组和个人增 多，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进步友好人士也来黑龙江访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访者以各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为主。但同时也有一些如日 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美国“世界事务组织”代表团，甚至日本旧军人中的进步组织“旧 友会”，也前来黑龙江省访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政策，放宽了地方对外 交往的权限。黑龙江省与各国的民间交往趋向活跃，不仅外国来访者不断增加，黑龙江省也 开始有群众组织出国访问。自1980年起，截止1985年底，来访友好团体的团组总数为31个。 其中属于亚洲国家的有3国、14批；欧洲7国、8批；拉丁美洲2国、2批；美国5批、加拿大1批 、澳大利亚1批。知名人士、友好人士来访的共105人次，属于亚洲的有10国、40人次；欧洲 9国、26人次；拉丁美洲7国、8人次；美国与加拿大22人次；非洲2国、2人次；大洋洲2国、 2人次；属于联合国组织的3人次。
　　　　来访的知名人士、友好人士中，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美国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美国名作家、记者斯诺，日本的西园寺公一（他曾三次访问 黑龙江省）、宇都宫德马、高崎达之助等，也有西方前国家或政府首脑，如法国前总理戴孟 斯·弗朗斯、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澳大利亚前总理麦克马洪、英国前首相希思、危地 马拉前总统阿本思等。来访的知名人士中还有共产党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 退役的空军司令等。
　　　　来访的群团组织，隶属于60个国家和地区，共281批次，其中亚洲的20国、122批；欧洲 19国、54批；拉丁美洲18国、35批；非洲18国、25批；大洋洲2国、13批；美国6批，加拿大 4批，各国际组织9个、10批。按国别计算以日本为最多，共86批，其次为苏联14批，朝鲜13 批。
　　　　这些民间团组和个人的交往，对发展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增强黑龙江省在 国际间的知名度，搞活黑龙江的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和科技的发，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