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音乐唱腔
自1921年始,哈尔滨、牡丹江等地的京剧班社编演历史剧、时装戏和连台本戏,唱腔由
演员和琴师共同创作,除选用〔西皮〕、〔二簧〕外,增加了四平调、高拨子及昆曲、杂腔、
小调等,对唱腔进行修补或变化处理,使唱腔在音乐结构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30年代
始,连台本戏和新编的时装戏日渐增多,唱腔旋律又有了新的变化。如连台本戏《金鞭记》
中,采用“五音连弹”上下句,灵活多变;交替使用二簧、西皮、四平调等旋律,来表现包
拯、宋王、庞文和庞妃等脚色的不同情感。武戏多用〔新水令〕、〔折桂令〕、〔江儿水〕
和〔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乱地风〕、〔水仙子〕、〔斗鹌鹑〕、〔小桃
红〕、〔混江龙〕等多套昆曲曲牌。40年代初期,黑龙江各地京剧名演员田月樵、赵云樵、
张笑侬、秦友梅、宋奎英、武帼英、鑫艳秋、花艳君、吴蕊兰、孟兰秋等挑班演出流派剧目。
在演唱上,有的学梅兼程(梅兰芳、程砚秋),有的宗谭学余(谭富英、余叔岩),有的仿金模
郝(金少山、郝寿臣),广采博收,不拘一格,适应了黑龙江观众欣赏不同艺术风格的流派的
需要。并且由此逐渐产生了有别于各流派的个性鲜明的唱腔。
乐队伴奏。京剧开始注入黑龙江地区时,乐队配备简单,文场武场只有四、五人。到1930
年前后,乐队编制增至七、八人,有胡琴、月琴、三弦、板鼓、大锣、铙钹、小锣等,有时
加二胡。到40年代初,黑龙江地区出现了不少技艺较高的琴师,主要有马守惠、陈福林、吴
玉海、郇长苓、傅益湘和尹树田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延安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张庚、吴雪等人的帮助指导下,京剧的音乐
唱腔有了新的变化。在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九件衣》和现代戏《活捉谢文东》等
剧中,不同程度地简化了拖腔、过门、垫头,紧凑了节奏,加快了速度,增多了叙事性和戏
剧性的唱腔。音乐伴奏,为了适应演新戏的需要,增加了开幕曲和合唱等新的音乐形式。乐
队也相应增加了唢呐、海笛、膜笛、二胡等乐器,提高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5年,在戏剧改革的浪潮中,京剧音乐唱腔大胆借鉴,广泛吸
收,旧中创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1949年至1966年17年中,在新编历史剧《白蛇传》、
《满江红》、《列国行》、《吴国之灭》和现代戏《罗盛教》、《嫩水雄鹰》、《革命自有
后来人》、《三少年》、《上任》、《交班》、《让马》、《黑奴恨》等剧中,唱腔创作突
破了传统唱腔的句式结构,创作了一些新板式,吸收并借鉴了一些新音调,旋律有起伏,节
奏有对比;调式与调性色彩都有新变化;过门、垫头有了新的处理,使京剧音乐开始具有时
代色彩。
各行当流派也有新的发展。老生演员梁一鸣,根据个人的嗓音条件,以谭派为主,吸收
刘鸿声、汪桂芬等人的演唱技巧,在音色、韵味、行腔、擞音、波浪音、喷口、气势、气息
控制以及共鸣等方面,精心进行揣摩和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唱词的字头、腹、尾自然
和谐,收音、归韵准确。梁一鸣在演出汪(笑侬)派代表剧目《哭祖庙》中扮演北地王刘堪,
在一百多句的反二簧成套唱腔的演唱中,既继承了汪派的演唱特点,又对唱腔的旋律、唱词
的节奏位置、拖腔、结构等,进行了必要的变化,增强了唱腔的抒情性,赋予了汪派演唱艺
术以新的色彩。老生演员高世寿,融谭(鑫培)派、马(连良)派、高(庆奎)派和余派为一炉,
形成了高亢挺拔、刚柔相济、韵味醇厚、挥洒流畅的演唱风格。在黑龙江成长起来的老生(兼
黑红净)演员赵云樵能运用汪派、麒派、唐(韵笙)派及余派唱腔于不同剧目之中。演《徐策跑
城》、《追韩信》,突出麒派神韵,被称为“京朝麒派”;演黑红净戏,融唐韵笙、李洪春、
白玉昆、赵松樵等诸家之长,形成了峭拔、奔放、火爆、热烈的特点。旦角云燕铭继承王瑶
卿的演唱风格,借鉴程(砚秋)派的发声和润腔方法,以唱情取胜。无论抒情、叙事,都能做
到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在演《打金枝》、《蝴蝶杯》、《革命自有后来人》等代表剧目中,
能按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剧情的发展脉络演唱,并能使唱腔与身段、神气、手势和台步有机
地结合起来,做到自然和谐,清新流畅,细腻传神。旦角张蓉华融汇梅兰芳、尚小云、荀慧
生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唱的大方、明快、脆亮、柔媚。旦角杨秀敏继承赵(燕侠)派唱法,并
发挥个人高亢、明亮的特点,独标一格。在演《盘夫》中的严兰贞、《荀灌娘》中的荀灌娘,
演唱西皮娃娃调,具有雄浑、清脆、挺拔的特点。在音量、力度、气势、声情、词情的结合
上准确适度,增强了唱腔的感染力。老旦赵明华在《遇皇后》、《打龙袍》、《钓金龟》等
剧目的唱段中,继承李(多奎)派的衰音、雌音及润、脆、柔等音色,同个人的甜美、甘醇、
纯净的嗓音条件相融合,唱的清脆、厚实,悦耳动听。
随着现代戏的不断上演,音乐创作不断出新。1956年齐齐哈尔市京剧团编演现代戏《罗
盛教》,突破了传统曲牌的程式,采用昆曲曲牌和吹腔曲调融合并加进朝鲜民歌的唱法,塑
造了罗盛教和朝鲜群众的人物形象。其中,菊母和香菊的唱腔,就是将朝鲜民歌中具有代表
性的三拍节奏加以组织,揉合于吹腔之中,既未改变吹腔的基本旋律,又带有朝鲜民歌的韵
味,较好地表现了菊母和香菊的特定的民族性格。1959年齐齐哈尔市京剧团演出的《嫩水雄
鹰》,对达翰尔民歌素材加以筛选,融入京剧某些曲调之中,显现出民族特色。1959年黑龙
江省少年京剧团演出的《牧羊姑娘》,吸收了蒙古民歌音调。1964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
革命自有后来人》,对“诉家史”一场戏中李奶奶唱“我丈夫他姓李名叫守信”一段老旦〔
二簧〕成套唱腔的编创,根据新的人物性格,在不违背唱腔音乐内部规律的前提下,对唱腔
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组织,使句法结构更加灵活,拓宽了旋律的音域,旋律线条变化更加
活跃,充分表现了人物起伏跌宕的情绪。1965年齐齐哈尔市京剧团在演出《交班》一剧中,
对张有德(老生)和小红(旦行)的对唱,运用不同行当,正反调交替、声腔和板式变化及二度
远关系调等方法,体现戏剧情调和唱腔色彩变化的对比,反映两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及其情绪
的发展变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64年黑龙江省京剧团演出《千万不要忘记》,对丁海宽
的唱腔采取〔二簧〕、〔四平调〕昆曲三种声腔连接的方法,把人物在不同情况下的情感都
充分地表现出来。1965年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演出《上任》,对丁占祥唱腔中的〔
西皮摇板〕,揉进了歌曲《我是个公社的饲养员》部分音调,对〔二簧慢板〕揉进了天津时
调旋律,增强了时代感和地方特色。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演出《三少年》,对幕前
的合唱、齐唱旋律,以〔南梆子〕旋律为素材进行组合,两个声部既有中国合唱风格的四、
五度音程的声调,又兼有西洋合唱风格的三、六度音程的声调,丰富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
带有了时代气息。在同一戏中,还创造了采黄花的舞蹈音乐:在〔西皮原板〕过门旋律的基
础上,运用变奏方法,通过旋律的繁简对比和跳跃性的节奏,以及木琴等特性乐器的使用,
烘托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爱劳动、爱集体的高尚品德和天真活泼的性格。
乐队编制随着大量现代戏上演,逐渐扩大。大部分剧团乐队增加了二胡、中胡、低胡、
大三弦、扬琴等。有的剧团还增加了西洋管弦乐器。1956年齐齐哈尔市京剧团赴北京汇报演
出现代戏《罗盛教》时,乐队编制增至17人,增加了黑管、小号、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
器。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还我台湾》时,乐队也加进了西洋管弦乐器。哈尔滨市京
剧团在演出《孔雀东南飞》时,乐队还加进了箫和古筝。1963年后,乐队按民族化的要求,
较普遍地增加了秦琴、扬琴、琵琶、二胡、中胡、低胡(或大提琴)、唢呐、竹笛、笙、云锣、
吊镲、大筛锣等。人数一般在15人左右。
“文化大革命”期间,黑龙江省革命样板戏学习班1969年的《智取威虎山》剧组和1970
年的《红灯记》剧组的乐队,仿效上海和北京样板团的做法,组成36人左右的京剧传统乐队
与西洋单管混合编制的乐队。随后,各地京剧表演团体学演“样板戏”,也效仿省样板戏学
习班的乐队编制。1972年以后新编的《雪岭红旗》、《枫树湾》、《草原清泉》等现代戏的
音乐创作,仍沿袭“样板戏”的作法,采用中西混合乐队编制和交响乐的配器手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黑龙江省各地京剧团新编的历史剧和现代戏《孔雀胆》、《双
玉婵》、《小刀会》、《牧羊城》、《重返中华》、《火焰山》、《绿川英子》、《春雨红
花》、《小侦察》等,在音乐语言、情调、气质和创作方法、创作技巧上,更鲜明地体现了
时代风貌。如:1979年哈尔滨市京剧院演出的《双玉婵》,对剧中芳儿的唱腔,采取唱腔变
结构不变、结构变唱腔不变的方法,使人听起来既熟悉又新鲜。其中〔反二簧回龙〕唱腔有
6个字是放在板的后半拍的节奏位置上,产生了摇曳不定和激动不已的强烈气氛。1978年哈尔
滨市京剧院演出《小刀会》,在刘丽川的唱腔中,将高派、余派、谭派的旋律融为一体,进
行重新组织创作,使唱腔更加凄凉、悲壮。1979年齐齐哈尔市京剧团演出的《园丁之歌》,
对俞英的〔反二簧〕成套唱腔,在上、下乐句、分句的结构、落音、旋法、节奏的基本形态
和起落板的规律上,进行灵活处理,使唱腔既符合人物情绪发展的脉络,又符合京剧唱腔的
规律。1980年佳木斯市京剧团演出的《绿川英子》中的〔西皮高拨子〕唱腔(胡琴用6、3弦伴
奏)和《春雨红花》中的〔南梆子二眼板〕唱腔,也有新的发展。
黑龙江京剧的文武场伴奏,具有热烈、火爆的风格。文场的胡琴以刚、实、脆、亮、快、
响为特点;武场伴奏以快、冲、强、巧为特点。武场各种乐器的音色、调门,在选用和配备
上,与关内的京剧表演团体有所不同。
在黑龙江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几位成就颇著的琴师和鼓师。琴师马守惠,以质朴大方、
沉实浑厚、严实紧密、味浓劲足的伴奏风格,为黑龙江京剧界和广大观众所推崇。曾为程砚
秋伴奏多年的琴师任志林,以刚柔相济、深沉酝藉、音色丰满的风格,名盛全国。任志林演
奏的力度技巧和音色的变化,能与唱腔的情感和特色浑成一体。琴师郇长苓,以热烈、火爆、
纯熟和灵活多变,为同行所称道。既能用托、垫、补、衬来烘托演唱,又善于临场发挥,即
兴伴奏。对胡琴套子讲求新颖、华彩和力度的对比,并且经常运用加花变奏和调性变化进行
对比,使人耳目一新。琴师宋士芳,能为梅、程、荀和马、谭、余、杨及裘、李(多奎)各派
的唱腔风格进行伴奏。并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大胆进行革新。对传统的胡琴伴奏套子、
过门和垫头等作了翻新变化,能与唱腔的意境、情感融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在指
法、弓法和音色、力度、技巧等方面借鉴小提琴和民二胡的一些方法,使演奏具有很强的时
代感。鼓师王玉峰以打武戏见长;杜少甫以打文戏称著,板头稳准、扎实,音色圆润,力度
对比强烈。
1980年后,乐队编制恢复到60年代初期的状况。演现代戏,有的剧团乐队吸收了西洋管
弦乐器,人数在20人左右;演新编历史剧,以民族乐器为主,有时适当增加西洋管弦乐器,
人数在15人左右。自1982年起,有的乐队加进了电子琴等电声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