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防治主要是加强畜禽的饲养管理，进行预防注射和驱虫，畜禽检疫，治疗病畜，封 锁、隔离、毁尸、消毒等项措施。
　　　　一、加强饲养管理，治疗病畜
　　　　1949—1950年，家畜普通病逐渐增多。组织民间兽医在城乡中心地带成立兽医诊所，各 级兽医技术人员和民间兽医与当地畜牧部门互相配合，深入村屯，宣传饲养管理知识和爱畜 保畜经验，组织群众修建畜舍，治疗畜禽疾病。1951年末，东部山区有70—90%，中部各市、 县有50—70%，西部草原地区有30%左右的养畜户都修建了棚舍。1957—1958年家畜出现瘦弱 现象。据调查讷河县有大家畜6万头，下等膘有5250头，占8．8%；明水县有大家畜3．24万头 ，下等膘有2550头，占7．9%。各市、县、社成立保畜委员会，生产大队成立保畜小组，建立 健全饲养管理制度，总结出行之有效的饲养管理经验，认真推行，从而提高了饲养管理技术 ，改变了大帮哄的饲养方法，开展马有棚，牛、猪有圈，羊有舍，鸡、鸭有架和勤起、勤垫 、勤打扫的群众性爱畜保畜活动。兽医联合诊所的兽医技术人员全面开展普通病的防治工作 ，同时还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培养训练防疫员，提高他们的技术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负责 本大队家畜的饲养管理、畜禽防疫和普通病的治疗，家畜普遍增膘复壮。1960年以后，由于 三年自然灾害，家畜又出现瘦弱现象，普通病的发病率增高，各市、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县、 社广大干部和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深入社队、深入槽头，积极开展家畜增膘复壮、配种保胎 的宣传教育和普通病的治疗工作，扭转了家畜瘦弱、多病的被动局面。依安县抽调213名兽医 防疫人员，以公社为单位组成12个医疗大队，实行分片包干，抓防病治病、抓饲养管理，深 入村屯逐队检查，发现病畜，就地治疗。该县畜牧部门，组织领导群众修建马棚4800多间， 建立家畜复壮院310处，临时治疗院215处。病畜设专人饲养，加草加料，看槽细喂，有1350 头病、弱家畜增膘二成以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大队防治室的兽医和生产队防疫员 改称为“赤脚兽医”，实行畜病合作防治制度。据统计，全省有53市、县，4524个生产队， 54．5万头猪、8．4万匹马、3．12万头牛、6．75万只羊参加畜病合作防治，此乃吃大锅饭的 报酬形式。兽医人员蹲桩治疗，兽医院（所）亏损，防病、治病不及时，群众意见较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畜承包给个人，饲养管理得到加强和改善。各地兽医人员建立岗 位责任制和奖惩办法；有的县实行定任务、定收入，包防疫、包治疗、包阉割、超额有奖的 两定三包一奖制度。有的县实行看防疫注射、看防疫公约贯彻情况、看工作态度、看饲养管 理、配种情况给予奖惩的四看一奖制度。普通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有所下降。1981年全面 整顿兽医院、所，加强院（所）的人员思想、设备、技术、制度的建设，增加兽医人员的工 资补贴，提高了兽医人员的积极性。兽医人员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深入村屯，分片包干， 宣传爱畜保畜经验，宣传饲养管理、防疫、驱虫知识，治疗畜禽疾病，家畜普通病的发病率 明显下降。据安达县兽医院统计，1979—1984年门诊治疗病畜2190头，平均每天治疗病畜3头 。1985年有些兽医院（所）通过改革，开始综合办站，县成立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乡、镇成 立畜牧兽医站，推动了畜禽防疫、驱虫、治疗和饲养管理、繁育等工作的开展。
　　　　二、预防注射、驱虫
　　　　“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就逐步大宗应用疫苗注射防治畜禽传染病，应 用驱虫药防治畜禽寄生虫病。使用的疫苗除炭疽芽胞苗为弱毒苗外，均为灭能苗，如牛瘟脏 器苗、猪瘟结晶紫苗和猪肺疫、猪丹毒、羊痘等氢氧化铝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 研制产生免疫力快、免疫期长的弱毒疫苗，防治畜禽传染病。1949年应用牛瘟弱毒疫苗和继 续应用炭疽芽胞苗。1952年消灭了牛瘟，控制了炭疽病的大面积发生。1954年以后，又先后 研制、推广应用牛肺疫、鸡新城疫、猪瘟、布氏杆菌病、羊痘、禽霍乱、猪肺疫、猪丹毒、 马乙型脑炎、马传贫等弱毒疫苗。1958年以后，驱虫药物多次进行更新换代，推广应用敌百 虫、台盼兰、贝尼尔、仙鹤草、硝氯酚、锌硫磷等，对消灭、控制畜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均 取得明显的防治效果。
　　　　预防注射时，大家畜采取定点集中注射，猪禽注射采取登门到户注射的办法。1958年开 始，疫苗注射期间，主管领导亲自参加，以公社为单位组成领导、技术干部、防疫员三结合 的防疫队伍，分片包干，负责到底。疫苗注射后，经检查验收，对注射密度低，质量差的， 进行补针或重新注射，注射密度都达到90%以上。1961年以后，全省有半数的生产队，由大队 防疫员负责本大队的猪禽注射和补针，生产队防疫员协助工作，常年注射密度都保持在95%以 上。1980年以来，实行兽医岗位责任制，公社兽医和生产大队、生产大队防疫员和生产队签 定合同，定出畜禽注射任务指标，对完成任务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注射密度低、发生疫情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一定处罚。据省兽医卫生防疫站深入调查，大家畜基本做到头头注射 ，猪禽注射密度达到98%以上。
　　　　预防注射经费：黑龙江省财政厅每年拨给专项防疫经费。1950年以后，每年拨给疫苗费 150—200万元。注射用疫苗由国家免费供应，注射用工由公社或生产队记工分或发给一定的 工资。1980年以来，全省疫苗经费增加到270—300万元，省下拨疫苗时，按省农牧局、工商 局下发的核收兽用各种菌（疫）苗费标准，收取一定费用，以补国家下拨经费的不足。疫苗 注射的收费。按省畜牧局、工商局下发的家畜防疫注射、检疫、驱虫收费标准执行。一般禽 注射每只每针为0．02元，驱虫为0．20元；猪、羊注射每头（只）每针为0．10元，驱虫为0 ．50元，药浴为0．30元；马注射为0．50元，驱虫为1．00元；牛注射为0．30元，驱虫为1． 00元。所收注射费，用作疫苗、驱虫的成本费和兽医人员的补助费。
　　　　三、畜禽检疫
　　　　黑龙江省除对个人、集体、国营单位饲养的畜禽实行定期检疫外，还有：
　　　　1、实验室检疫。各级兽医卫生防疫站设有化验室，全省共有化验人员200多人。化验室 应用血清学、细菌学、病理组织学的检疫方法，为本地畜禽实行定期检疫和送检病料的确诊 。据1980—1985年省兽医卫生防疫站统计，全省血清学诊断3．22万头，细菌学诊断450头， 病理组织学诊断260头。
　　　　2、市场检疫。凡是进入城乡市场交易的畜禽必须进行检疫，患病的、没有检疫和没有注 射证的一律禁止交易。有的地方不论有证无证，进入市场的猪一律注射猪瘟疫苗。有的地方 对交易的雏鸡进行新城疫Ⅳ系苗滴鼻。大家畜在交易前由当地兽医院负责检疫。马，检查马 鼻疽和马传贫；牛、羊，检查布氏杆菌病；奶牛检查结核和布氏杆菌病。据1985年54个市、 县统计，当年检疫仔猪30．6万头，检疫活禽103．4万只，检疫马4．2万匹，黄牛3．23万头 ，奶牛3528头，绵羊1万只，山羊668只。检出传贫病马328匹，占检疫马的0．8%；检出鼻疽 马378匹，占检疫马的0．9%；检出结核奶牛177头，占检疫牛的5%；检出布氏杆菌病畜193头 ，占检疫牛羊的1．9%。
　　　　3、产地检疫。个人、集体、国营单位出售生猪，必须持有委托的兽医防疫人员出具的健 康证明，到乡、镇兽医院经兽医检疫人员检疫，收购部门方能收购。全省产地检疫生猪每年 都在200万头以上。1985年《条例》发布后，按规定出售的家畜和禽类及其产品，均须由当地 兽医院进行产地检疫，发证后方能出售或收购。对出县境的需换发全省统一的检疫证明。
　　　　4、屠宰检疫。凡屠宰的畜禽都要经过检疫，方能上市。1958年开始由商业部门按照《肉 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进行肉品卫生检验，卫生、畜牧部门进行监督指导。1985年根据《条 例》规定，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的畜禽防疫、检疫工作，由厂方负责，农牧部门实行监 督检查；单位、个人屠宰的家畜，由当地畜禽防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实施检疫，出具畜产品 检疫证明，胴体加盖检讫印章。据1985年不完全统计，全省检验白条猪42．65万头，牛胴体 8399头，羊胴体2．76万只，白条鸡97．4万只。检出猪囊虫肉3450头，占检疫的0．8%；病死 猪2842头，占检疫的0．7%；病死羊275只，占检疫的1%。对检出的病、死畜禽肉类高温处理 5577份，销毁3584份。全省出现佳木斯、望奎等检疫先进市、县。但是全省私自屠宰畜禽的 现象也比较普遍。
　　　　5、运输检疫。畜禽及其产品经铁路运输均需检疫。凡是经过铁路托运畜、禽、蜜蜂及其 产品时，沿线车站根据产地检疫证明和铁路兽医的复检或抽检，证明为健康的畜禽和无传染 病的产品，方能办理托运。根据1955—1962年的统计，在运输的家畜中检出鼻疽、疥癣、腺 疫等病的马6468匹，占检疫的1．1%；检出结核、布氏杆菌病、牛肺疫等病牛7979头，占检疫 的1．6%；检出病猪1．13万头，病羊3535只，病肉41．5万斤，炭疽阳性皮张432张。
　　　　6、口岸检疫。1929年黑河设置了兽医检验所，对进出国境的畜禽及其产品实行检疫。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在黑龙江省边境的绥芬河、黑河设置动植物检疫所。1984年在哈 尔滨设立动物检疫站，同省兽医卫生防疫站合署办公。1985年末动物检疫站合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哈尔滨植物检疫所，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全省动植物检疫 工作。1984—1985年，从丹麦、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的741头奶牛中检出鼻气管炎、粘膜病 及副结核等传染病的7头。
　　　　四、封锁隔离、毁尸消毒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面开展了牛瘟、炭疽、猪瘟、鸡新城疫等畜禽传染病和寄生 虫病的预防注射和驱虫工作，但有些地方疫情还在不断发生。1951年开展了群众性防疫运动 ，层层建立畜禽防疫委员会或畜禽防疫领导小组。农村以村屯为单位订立畜禽防疫公约，规 定发生畜禽传染病时应及时报告，处理好病死畜禽，搞好封锁隔离、毁尸消毒，进行互相检 查，互相监督。对贯彻执行防疫公约较好、做出成绩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违犯防疫公约的 进行说服教育或给予批评。很多地方坚持了防疫公约，对控制和扑灭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 起到良好作用。如1955年4月龙江县富拉尔基星光运输合作社的役马发生炭疽，该社有马70匹 ，全部封锁在运输合作社院内，设岗哨看管，严禁人畜出入；隔离病马16匹，采用炭疽血清 治愈10匹，死亡6匹，受威胁区的健康马注射炭疽芽胞苗；死马深埋，场地、用具用苛性钠消 毒，疫情没有扩散。于4月末解除了封锁。1957年，宁安、兰西、宾县、呼兰、巴彦、通河、 方正、延寿、双城、龙江、林甸、桦川12个县，80多个疫点发生炭疽，死亡马、牛、羊600多 头（只）。本着早、快、严、小的原则，采取封锁隔离、毁尸消毒、紧急预防注射等措施， 控制了炭疽病的传染。1962年安达、肇东、庆安三县检出传贫病马182匹，为彻底消灭疫源， 在处理上坚持了毁尸消毒工作。安达、庆安二县挖四米深坑，病畜处杀后实行深埋处理，残 骨再做深埋，保证了公共卫生，消灭了马传贫的传染源。1965年克山县有11个公社发生了猪 瘟，经采取封锁疫区、隔离病猪、应用猪瘟血清治疗、清理环境卫生、毁尸消毒、全面开展 紧急预防注射等防治措施，扑灭了疫情，解除了封锁。山市种马场自封锁场区建立定期消毒 制度，修建进场的消毒岗监视行人、车辆的消毒，限制马属动物进场以后，连续8年无马腺疫 、马副伤寒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定期消毒制度和进场消毒岗，1968年马腺疫 复发，1969年发生马钩端螺旋体病，1971年又复发了马副伤寒。恢复消毒制度后又得到控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群众性防疫活动，全面开展群防群治，很多社、队修订 了防疫公约、防疫制度，使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公约制度具体内容是：养畜要有圈、实行 圈养，做到勤起、勤垫、勤打扫、勤消毒；自觉接受预防注射、检疫、驱虫，遗漏的随时进 行补针，达到头头注射、个个免疫；发生疫情，及时上报、封锁疫区、隔离病畜、抢治病畜 ；不买卖病畜禽，病死畜禽不剥皮、不乱扔、不吃肉、不卖肉，实行深埋处理，场地用具彻 底消毒。1982年，明水县以自然屯为单位，在僻静处修建畜禽毁尸窖。病死畜禽一律扔到毁 尸窖。很多市、县把防疫公约列为村民公约，张贴在公共场所和居民室内的墙壁上，并定期 进行检查评比，推动了畜禽防疫公约的贯彻落实，加强了封锁隔离、毁尸消毒工作。
　　　　五、加强联防、互相协作
　　　　畜禽防疫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在预防注射、驱虫、检疫、扑灭疫情、封锁隔离、毁尸消 毒等方面，得到省内商业、工商、卫生、财政、公安、交通、医药等单位的配合与支持，保 证了畜禽防疫灭病工作的开展。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联防制度。1959 年5月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召开第一次联防协作会议，制订联防协作方案，划分边缘市、县联防 协作点。根据联防区、点的具体情况，每年定期召开会议，汇报总结畜禽防疫工作，交流经 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活动。1984年又开始恢复联防协作关系，开展活动，于当 年11月上旬在辽宁省兴城县召开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畜禽防疫灭病联防会议，1962年成 立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五省、区铁路兽医联防组织。1980年又成立全国 铁路兽医检疫大联防组织，1985年9月在苏州召开大联防会。这些联防组织对加强联系、互通 情报、传递信息、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协同作战，对扑灭和控制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起 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