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交通员的任务 东北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交通员从事的是秘密工作，主要 活动在敌占区、游击区，负责传递共产党和抗日军队的指示、文件和情报。其任务因隶属关 系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共省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员的任务是：完成中共中央与省委之间 的指示、文件、书刊、信息的传递和省委对各特委、市委、中心县委、县委及抗联各军的通 信任务。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员的任务是：完成与上级党委和下级组织之间 的联系，负责有关党委与其他抗日团体和抗日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抗联各部队交通员主要 负责军队命令和军事情报的传递，与地方党委、群众组织及军队与军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东 北抗联各组织系统的“地下”交通员在严酷的抗日斗争中，随时有被捕可能，他们严守党和 部队的机密，出生入死，千方百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通信任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交通员。
　　　　文件情报传递 东北沦陷时期，由于日寇的封锁、追踪和围剿，中共“地下”组织、抗 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交通员传递文件、情报，均采取秘密、灵活、机动的方式，或派交通员 直接传递，或由交通员到指定的联络点交接。交通员传送时，要靠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机智勇敢的行动和坚贞不屈的精神，并采取必要的伪装，巧妙地应付敌人的搜查和盘问。
　　　　张忠伟，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员，山东牟平县人。早年在俄国做工，十月革命时参加红色 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返回祖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公开身份系哈尔滨市道里炮队 街同德永杂货铺老板。1931—1936年间，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和跟踪，先后迁居10余次。他 在经商期间，经常往来于沈阳、大连、天津和上海等地，传递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之间往来 的秘密文件和书刊，对中共中央加强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有着重大贡献。1937年被捕 入狱，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在慷慨就义时，仍坚信什么妖魔鬼怪都得完蛋， 人民的好日子一定会到来。他当年传递秘密文件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个黄色手提藤箱 ，建国后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李升，山东德州人。自幼给地主扛活，当过采金工人，在俄国修过铁路，回国后跑过“ 邮差”。“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已年过花甲。他机智 过人，执行任务中多次躲过敌人的追踪搜捕，完成了通信和护送杨靖宇、魏明胜（魏拯民） 、冯仲云、赵一曼、张寿篯（李兆麟）等抗联干部的任务。1934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李升 等人向汤原游击队传送一份重要文件。李升化装成一农村绅士，化名王光勤，携两桶刷着光 亮油的铁盒糖和两瓶虎骨酒，文件藏在糖盒里，乘船前往。船到汤原码头时，李升发现岸上 特务、警察在严密搜查，他机智、沉着，把藏有文件的两盒糖和两瓶虎骨酒托付给在船上结 识的一位年轻商人带下了船。敌人对他进行了反复搜查，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好放行。 最后，终于把信件送到了游击队。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 毫不动摇。最后一次被捕入狱为1935年，被敌人判处10年徒刑。1945年8月日伪政权垮台后， 始重见光明。1961年病逝，终年96岁。
　　　　李敬仙，抗联英雄李兆麟将军部下联络站的交通员。原系山外小镇一位多才多艺的农民 猎手和教师，儿子被日寇枪杀，妻女被日本侵略者奸污后活活烧死。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刻骨仇恨，乔装道士，隐去真名，只身简居在小兴安岭神仙沟一古刹中。他以用道术救助 百姓为掩护，传递情报严密、巧妙、及时、准确，人称“活神仙”，曾多次受到抗联上级组 织的表彰。
　　　　张哈，中共密山县委老交通。他经常根据斗争形势和任务或地理条件、季节的变化特点 ，巧妙地把信件传递出去。冬季，他把信放在棉帽耳毡子和帽皮子中间；敌人搜查严密时， 他把文件揉成团，夹在手指缝或腋窝里，或把用小绸子写成的密信塞到耳朵眼里。此外，用 衣服贴边、衣领等藏信也是他的常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