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理事会
　　　　黑龙江佛教界有资料记载的正式团体组织建立于1923年（民国12年）。理事会由40名成 员组成。理事会成员中的主要社会成份是军政各界要员以及地方各界上层头面人物。佛教会 推举段祺瑞军阀政府要员周孝怀为名誉会长；由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地方行 政长官朱庆澜出任会长；张召棠、李兰洲任副会长；斯莹哉任总干事；曾子固；温鹤荪、吴 子青、陈陶遗、赵笠青、陈飞青、夏辑颜、马荩卿、马子元、程鹏九、刁子明、周竺君、徐 琴舫、张香亭、吴壁华、穆蔚堂、曹翰臣、刘敏先、吕尊五、陆希正、姜翼亭、姜一安、陶 海澜、张景南、张凤亭、傅晓岚、王子渊、周益莩、于乐斋、赵镇候、李哲夫、王雅如、戚 福庭、迟克让、蒋奎英等35人为干事。
　　　　早期佛教组织除热心于团体内部事务，也关注社会某些慈善公益事业。黑龙江佛教团体 组织成立以后，重点围绕修庙、安僧、弘法几个主要方面做了许多组织宣传和实际工作。哈 尔滨极乐寺、绥化法华寺、齐齐哈尔大乘寺的兴建过程，从筹建到集资，都有佛教团体参与 其事，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
　　　　黑龙江佛界几位有声望的僧人如倓虚、如光、静朗、静观以及其他一些学修卓著的大和 尚，也多是由佛教团体牵线搭桥由外地先后延请引进黑龙江各寺院的。
　　　　几处大型寺庙附设的佛学院或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僧伽教育机构，也是由佛教团体出面筹 集兴办的。
　　　　此外，佛教团体还兴办了1处社会性的小学校，主要招收那些家境贫苦而又有志于学佛的 儿童少年就学。
　　　　以佛教团体名义举办的临时性赈济措施，诸如施舍粥棚，施舍寒衣等，则是每逢灾情发 生的年份所常有的一项活动。
　　　　旧时期，黑龙江佛教团体组织曾受政权当局的约束和挟制，被迫参与某些具有政治使命 的活动。1935年11月1日，哈尔滨极乐寺首任方丈倓虚，就曾在地方官府安排下以中华佛教会 代表身份出席日本东京增上寺召集的第一次东亚佛教大会。
　　　　二、佛教同愿会
　　　　日本侵华后，以“佛教同愿会”命名的日本僧团极力在华施展影响，对中国佛教团体施 行同化和改组活动。先后将东北、华北各省市佛教团体改组为分会，并派遣日籍僧侣充任顾 问团。公然宣称其宗旨是“以宏大之宗教观念，向日华一体迈进”。日本国内颇有影响的寺 院日真宗本愿寺，也采取相应的步骤，先后在东北各地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大城市开设“别院 ”（即分院）；并附设东文学堂，扩展其文化影响。伪满洲国大同佛教会（其前身是普济佛 教会），便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曾担任过哈尔滨极乐寺第二任方丈的如光，后来成 了该总会的头面人物，出任“新京（长春）大同佛教总会”会长。
　　　　据1932年调查资料表明，当时黑龙江境内有29个市县设立了互有隶属关系的分支机构。 与此同时，各地还有一些代表不同派别和主张的民间佛教团体，诸如滨江省佛教总会、哈尔 滨居士林、世界大同佛教会滨江支会以及一些非公开的教团组织。哈尔滨当时有15座华人寺 庙和8处日籍寺院共130多名汉日僧侣以及众多的佛教信徒，分别为这些佛教团体的会员。
　　　　三、伪满佛教总会
　　　　1939年，日伪当局所策划的“满日鲜佛教一体化”计划步骤付诸实施。列入这一计划的 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也于当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这天宣告成立。转年，1940年12月25日 ，伪满洲国喇嘛教团也相继诞生。黑龙江各地的僧团组织分别为这两个佛教团体的下属成员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为止。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黑龙江佛教团体中，也混杂进个别以假充真、鱼 目混珠的冒牌组织，他们打着佛教旗号干着玷污佛教的事情，不仅为佛教僧侣信众所不容， 也为社会所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