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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念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念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市委书记 孙启文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宣言》运用唯物史观，在认真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灭亡”。从此，“两个必然”的论断象晨钟和朝阳一样，极大地唤醒和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继巴黎公社第一次尝试失败以后，列宁在俄国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以后欧洲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等一批亚洲国家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十几亿乃至几十亿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而奋斗，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沉重，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不复存在的局面。相反，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稳定发展，国内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管理行为得到认可。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产生了怀疑，甚至我们党内相当层次干部中的一部分也感到迷惑、彷徨。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科学、辩证地分析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解释这一现象，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躲不过、绕不开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并非是“两个必然”理论的错误，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弊端而且被僵化的结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是“两个必然”理论的错误，还是具体实践的错误？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理论错误，而是实践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可动摇的，是指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真理。出现的问题不是这一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实践的错误。
　　第一，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在于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并把它僵化、普遍化、唯一化。回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革命是十分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又没有等待俄国像英、法、德那样资本主义成熟。中国之所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些实践证明，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两个必然”理论指导下，是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然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怎样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前人从来没有经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时，大家又没有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一起步就在“老大哥”的带领下迈到了严重的缺乏生机和活力，缺乏创造力，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模式中，而且把它教条化、唯一化、普遍化，大小国家亦步亦趋，一模一样，没有符合本国具体实际的特色，并固守其弊端，僵化无创新，从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滞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偏低，实质上搞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结果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韩的费解现象。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浩劫后，经济也几近崩溃的边缘。事实告诉我们，错就错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僵化地固守其种种弊端。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据此，我们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使社会主义重现生机，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稳定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必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预言没有错，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错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小平同志对此做过令人鼓舞且有远见的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第二，出现僵化苏联模式的错误，在于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人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走进了误区，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偏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是墨守成规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特征的预测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具体结论，只是一般性的预测，在实践中，各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去搞，马克思从来就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2年《共产党宣言》法文版序言中十分明确地强调“《宣言》中的这些原则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没能很好地坚持这条根本原则，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当成僵死的教条，生搬硬套，并以此来凌驾实践，剪裁现实，判断是非。如长期以来，我们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锅饭式的按劳分配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加以绝对固守，导致社会主义缺乏生机活力。二是悖入悖出式理解马克思主义，把一般等同于个别，把终极目标或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建成的较发达社会特征，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点，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在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后，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曾严厉地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忽视“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错误，指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实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然而，无论是苏联也好，还是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只注重夺取剥削阶级的资本，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只注重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忽视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实践证明，现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商品经济，并使之不断成熟，特别是像苏联、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过渡，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确定的社会主义目标。三是舍本逐末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基本原理和本质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把阶段性和特殊情况下起作用的模式，作为长期发展的经济规律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发展规律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理论是基本理论，根据当时的条件对未来社会特征的分析预测是具体结论。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不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机械地照搬照抄。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在产品、资源、资金极度短缺又需要集中搞重点建设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只能起阶段性的作用，决不是按经济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须应该选择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本质特征。然而，我们几十年舍本逐末，把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结果越等同越穷，越等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越少。四是闭目塞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亘古永恒的绝对真理，不要随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创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遵循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探索，而是到马列的语录中找答案，东凑西拼，丝毫不加更改，改了就说你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从上述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两个必然”理论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实践中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形成了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
　　第三，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错在对于社会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缺乏认识，并忽视自我调整，自我解决机制的建立。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在外部或通过内部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长期把阶级斗争做为主要矛盾，且有极端无妥协，一切事物先论姓社姓资，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指导工作的总方针发生了错误。二是过低地估计了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作用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作用，导致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恰恰因此而产生了种种迷惑和彷徨。三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中，单纯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落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忽视了生产关系超前也不适应和制约生产力发展。对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没有调整，不思改革。四是忽视商品经济的作用，缺乏对落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商品经济作为中心，使之带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的认识。特别是忽视经济发展规律中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调节作用。五是忽视了经济发展动力中看不见的手——“利益机制”的调节作用。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创建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黑格尔哲学同现实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国家观念和法的原则决定的社会的物质生活”，而马克思却发现在社会现实中物质利益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在利益和法的原则冲突中，总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可以说“利益机制”是推动形成人的积极性的无形之手，只有通过利益调节才能使发展动力人格化。可我们这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长期不承认这一问题。六是忽视了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忽视自我调整、自我解决机制的建立。长期存在问题，得不到调整纠正，特别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对峙中，缺乏借鉴。单纯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单纯强调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的一面；单纯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只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不知道“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忽视了相互联系前后承继的一面，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汲取极度缺乏。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苏联这样僵化的模式，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错误，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走入了一些误区，恰恰是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只从本本出发，不从实际出发，理论脱离了实际，不仅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同时也僵化了马克思主义。
　　二、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借鉴了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地进行调整，对资本主义制度修修补补。缓和了矛盾，取得了发展，这实际上是多视角地证明了“两个必然”理论的正确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僵化导致由快速发展到缓慢、停滞，直至出现九十年代的大倒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悄然地发生了重大变化。能不能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些变化？怎样认识这些变化的本质？如何看待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同样是我们是否坚信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论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那么，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一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绝对剩余价值少了，相对剩余价值多了。马克思时代那种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血腥残酷的剥削无产阶级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行为，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大大减少；二是生产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有机构成高劳动集约型生产的多了，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型的少了，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改善了；三是贫困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相对贫困的成分多了，绝对贫困的成分少了，吃不上、穿不上，露宿街头，冻死饿死的少了；四是人口贫富构成数量变了。少数人极富，多数人极贫的状况改变了，出现了少数人富，少数人贫，多数为中产者的状况；五是社会财富的容纳能力变了，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服务的领域扩大了。第三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的需求领域和就业范围都扩大了，从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容纳能力也扩大了。马克思就当时状况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所创造的财富了”，因而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发生矛盾，必然爆发革命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六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股份制和一定程度上的国家调控，使生产资料绝对私人占有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一部分绝对私人资本融汇转化为社会资本；七是资本、科技、管理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科技、管理从属于资本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资本家雇佣高级管理专家管理企业，一些科技人员靠发明成为资本家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进入了寄生、腐朽、垂死的阶段。几十年来这一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一是垄断组织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靠垄断攫取高额利润，消灭竞争，造成技术停滞的状况已不再明显，跨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渐增大；二是资本输出对被输出国发展作用扩大了，许多国家发生了由排斥到接受，又由接受到争取的变化；三是市场的融通为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的作用扩大了，靠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强迫通商的局面变了，世界相互市场融合，争取加入“WTO ”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要求；四是经济危机的周期延长，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减弱，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扩大了；五是产业的综合、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扩大了，人们已不再批判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产生金融寡头；六是按资分配，大量的中产阶级参与投资，缓解了生产资料少数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食利者阶层由寄生而腐朽，由腐朽而导致垂死的现象得到大大缓解；七是靠武力占领土地，瓜分市场，掠夺资源，强买强卖，直接奴役劳动者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本世纪相继有一百多个国家独立，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因殖民地的减少而大大缓解。
　　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从深层次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数量上的变化，方法上的变化，体制上的变化，增长方式和管理行为的变化，仍然可以肯定的说资本主义本质没有变；绝对剩余价值少了不等于没有剥削了；绝对贫困少了，不等于差距缩小了；资本有机构成高了，不等于工人阶级地位高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缓解了，不等于不存在了；殖民地少了、没了，但强国欺压弱国、弱小民族的状况，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状况没有变等等。
　　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变化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恰恰正是在马克思、列宁分析所指出的弊端方面发生了变化，使我们不能不从另一个视角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崛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它们参照和借鉴社会主义好的方面，改良国家管理行为和社会管理行为，限制资本家个人的行为，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部分马克思、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资本主义得以新的发展。深入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我们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看到资本主义为了发展所进行的调整：一是通过各种法规，经济杠杆，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行为。比如美国，近50年来一直通过强有力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通过降息和收购国债刺激经济发展，通过提息和发放国债防止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三十年代以后对铁路、航空、银行等一直实行管制，直至八十年代才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垄断组织用法律规则约束其有关行为，对特别重大的采取特殊措施处理，如最近对微软公司采取的措施；通过法规对企业的产品安全、能耗和环保、职工利益、兼并、进出口许可及货款等行为。二是通过股份制、证券交易等，促进绝对个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加之通过国家的管理和调控，调节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尽管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三是对社会分配进行了适当的调节。对收入多的通过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予以限制；通过征收遗产税化私有为国有，(目前遗产税最低的50%，高的80—90%)在西方发达国家大老板们“子女无创业能力，将三代无富翁”；与此同时对低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对工人的权力予以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工会、工人工资、劳动环境、工作时间、年龄等方面的法规，都在一定程度对工人有关权益给予保护。日本的行为科学就是参考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衍生的。这种积极的借鉴和学习，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深层次、多视觉的角度看，这也是马克思“两个必然”理论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结果，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正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坦白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描绘的千疮百孔，我们正是按照《资本论》的描绘来修补资本主义这条船，才使它没有沉没，照样在航行。因此，从深层次多视角看，这都是“两个必然”理论的胜利。
　　三、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苦苦探索，不仅改变了僵化的模式，而且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为之震惊、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一，从我们感受到的实际看，20多年来，12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意想不到的根本变化。不仅仅改变了粮食靠发粮票，衣服靠发布票，鸡蛋、肉、肥皂都发票，吃不饱、靠供给的局面，而且城市居民在吃、穿方面的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距离；住的方面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几代同居一室的状况已经很少，城镇人口由1978年1.17亿增长为 3.8亿，在增加2.3倍的前提下，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1999年的 9.8平方米，增加了 1.7倍，这种在最大面上，最基本的需求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家用电器，在城市中无论是拥有的品种、水平和数量，都已经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讯、能源、交通、运输业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通讯业发展尤为迅速，1978年电话安装用户为192.54万户，1999年为10 880.7万户，增长了55.5倍；移动电话1988年仅有0.3万部，1999年已达4 324万部，增长14 412倍；交通运输，公路交通无论是路况、运量、汽车拥有量都有了相当的跨越，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的覆盖面已相当大，1978年我国高等级公路为零，1988年修成第一条，到1999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等级公路里程第三的国家，到2003年将超过加拿大成为第二；公路货运量1978年为 85 182万吨，1999年为990 444万吨，增长了10.6倍；民用汽车拥有量1978年为135.84万辆，1999年为1 452.94万辆增长9.7 倍；航空运输发展也很快，民航营运里程1978年为14.89万公里，1999年为152.22万公里，增长9.2倍；民航货运量1978年为 6.4万吨，1999年为170.4万吨，增长25.6倍；民航客运量1978年为231万人，1999年为 6 094万人，增长25.4倍。买机票要县团级以上介绍信，又很难的状况已经成为人们很遥远的回忆。能源煤、电、油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发电量1978年为 2 566亿千瓦，1999年为12 393亿千瓦，增长4.83倍。应该说，就在1990年前，因电力不足，限电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春季保农田灌溉，冬季保居民，企业“停三开四”分组躲峰，农村中每到晚上用电时就被拉闸，用时没有，不用时来了的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电力已经成为买方市场，鼓励、奖励用电已成为电力部门转变经营方式的一项主要内容。城市建设、城市环境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在东部沿海已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环境建设逐步和国际接轨。
　　第二，同我们自己的基础条件对比看，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几乎等于零的基础上起步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有6 亿人口逐步膨胀为12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底子相当薄，基础相当差，人口相当多，负担相当重，但是我们发展的相当快。同建国初期相比，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82 054亿元人民币，是1952年 679亿元的 120倍，钢产量是1949年的 786倍，原油是1 333倍，原煤是33倍，发电是288倍，粮食是4.48倍，棉花是 8.6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中国人从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宣告结束的十年里，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长足发展，而我们则用“阶级斗争”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几乎从零起步的新兴产业也发展相当快，有的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家用电器：1978年，全国洗衣机生产总量是 0.04万台，1999年已达到1 342.2万台，是1978年的33 555倍；1978年全国电冰箱生产总量是2.8 万台，1999年增到1 210万台，是1978年的432万倍；1978年全国彩电生产总量是0.4万台，1999年已达4 262万台，是1978年的10 655倍；1978年全国空调的生产总量仅为 0.02万台，1999年增到1 333.8万台，是1978年的66 69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 205千亿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从横向对比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我们看发展水平时，一定要看原来的发展基础，同时也要横向看。横向比我们人均产值低，我们应该承认仍然落后，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1% ，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7%，其中美国为2.7%. 从1989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5%，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2%，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1998 年和1999年，中国在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之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分别达到7.8%和7.1%.1997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978年的20.6倍，是1952年的110倍。中国的经济总量若按汇率折算法计算，居世界第七位；若按购买力水平折算，还要往前排。中国经济发展异军突起，一马当先，是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编年史上的一道恢宏壮丽的景观。
　　第四，从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来看，更加证明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说：“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极端落后，而今天，中国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同其他国家比，1999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十；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国际旅游居世界第八；吸收外贸居世界第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和我们国内一样有左的思想的人，对我们的体制持有怀疑、审视态度外，其他对我们的成就都充分的肯定；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知名人士每当谈起中国都伸出大拇指，称赞邓小平，称赞江泽民，称赞中国。古巴原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格拉。门切罗在谈到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近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巴西人权国务秘书格雷戈曾说：“中国持续发展下去，在二十一世纪就必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诚实的西方学者也无不羡慕中国的发展，美国经济学教授拉迪。多恩布什写了一本书《伟大的繁荣》中，评价中国说，“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活水平增长了 7倍，提高速度居世界第二位。在二十世纪最后的3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6倍，在那里人们在50年前与公元1700年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抗击风险和灾害的能力已经和20年前完全不同，1997年的金融风暴，我们不仅自己顶得住冲击，而且人民币不贬值，对稳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做出了贡献，体现了国家的实力，和一个泱泱大国在世界风云面前的姿态和负责精神。这些没有改革开放这20年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上述四个层面看中国的变化，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这说明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理论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尽管我们还有差距，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决不可以妄自菲薄，自甘暴弃；决不可因苏东剧变而丧失信心，无所适从；决不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工作中还有一些弊端而怨天忧人，不思进取。
　　四、“两个必然”理论是无产阶级建党的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在建党上对“两个必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无产阶级建党的伟大纲领。“两个必然”论断为无产阶级建党指明了方向，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面向未来，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共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地飞跃，并产生两大理论成果，这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两个必然”在实践中的科学总结。实践“两个必然”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至关重要。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时代发展，勇立时代前列，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做出了庄严的回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1．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和新世纪国内外风云变幻， 向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把握、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她就不能代表先进，就必然遭到挫折。《宣言》的问世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实现《宣言》指引的伟大目标，就要有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先进政党来完成。这个政党是否先进，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开花、结果，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运动到制度、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从革命到建设、在改革中发展完善和经历严重曲折，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与过程中，既有凯歌前进的辉煌，又有令人痛心的曲折。说其辉煌是因为还没有哪一个学说、哪一个政治集团能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推动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成果相媲美；说其曲折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兄弟党”没有科学的把握“两个必然”规律提出的建党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忽视了党的建设，忽视了党的先进性，结果葬送了社会主义果实。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但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党都能力挽狂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时刻没有忘记为“两个必然”而奋斗，没有忘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了生机和活力。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性和党性来看，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为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表明，只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先进的政党才能带领无产阶级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如果这个政党没有与时代共进，没有先进性，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不仅要亡党亡国，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相悖。
　　从当前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来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又面临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国际环境等互相交织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的局面。能不能再向前闯一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已到了又一个转折期。那么这种形势给我们党的建设带来哪些挑战呢？一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动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更加汹涌，政治多极化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外部环境无疑给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提出了严竣挑战。二是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任务的挑战。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艰巨的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严竣挑战。三是面对一些执政党兴衰存亡的挑战。已过去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潮起潮落，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最大的冲击波是执政了几十年的苏联东欧共产党先后失权解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南联盟执政党和台湾国民党的下台。这些严重的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呢？这需要通过加强我们党的建设来应对。四是面对党的队伍建设将处于新一轮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和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挑战。由于自然规律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目前党的干部队伍面临着新一轮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另外新时期党的建设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执政地位也难以得到巩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党的建设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种种严峻挑战作出了庄严而鲜明的回答。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面对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党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饱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直指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说，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中之重要学习好、把握好、实践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2．“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根本原则。从其表现形式看，重在“先进”，这与“两个必然”的建党思想是一致的。这个科学结论并不是简单三句话的罗列，而是蕴含着一个广大深厚的学说体系，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邓小平理论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先进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它指出， 共产党不是一般的工人阶级组织， 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分突出的字眼是“先进”和“代表”。所谓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而作为执政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并且从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直到全部实践都能体现“三个代表”，才算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它不仅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同时也是党性要求的根本点。相反，如果离开了党的先进性，离开了“三个代表”，离开了集中体现这种先进性的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党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和战斗力？还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和执掌全国政权呢？我们党之所以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立足于“先进”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之所以是决定性重要的东西，原因也在这里。“三个代表”的关键还在于怎样才能真正的“代表”。事实反复表明，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中，并非轻而易举。一方面长期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在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世界范围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在现代化建设双重使命的挑战下，在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压力下，就更加不容易。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现阶段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作出的最科学的概括，新时期党的先进性主要通过代表性来体现。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敏锐地把握“三个代表”的内涵。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理论体系，是对“两个必然”规律认识的历史性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光辉指南，他们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这个基础打不牢，其他两个代表就无从谈起；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关键，这个关键抓不好，其他两个代表势必失去可靠的保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根本，是做到“三个代表”的落脚点，这个根本要求做不到，其他两个代表毫无意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把生产力发展要求放在首位，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根源。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历来把革命放在第一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放生产力，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揭示党的先进性的本原人手，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
　　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上看，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的，都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紧迫任务，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时期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力发展必然遭到破坏，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而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有偏差，当然损失也更大。所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党的事业兴衰的决定因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第一位，实质上揭示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要求。
　　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我国在刚刚恢复建设，追求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总想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可见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识不够，总在变革生产关系上下功夫，试图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来发展生产力，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结果适得其反，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总结和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突出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为执政党从根本上防止单纯靠阶级觉悟和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发展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我们改革的实践看，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改革是在生产关系还没有激发到通过革命的程度来解放生产力时，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要认真地、坚决地继续贯彻“不争论、大胆闯”的思想，切实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解决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科学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里关键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怎么样能解决我们现实问题，怎么样能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就怎么样做。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老祖宗”没有做的事，敢于闯“老祖宗”不允许闯的禁区。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真谛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要大胆地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位，是基础；精神第二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这“两个代表”统一起来，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文化放在三者的中心位置，反映了人类社会基本活动和基本需求的规律，是党的先进性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综合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执政党曾经在处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关系困扰的几个问题上指明了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正确地处理了精神作用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问题上，有“左”“右”两种倾向。一种是把精神的反作用绝对化、扩大化，甚至发展到“精神万能”，试图想通过人的主观意志把生产力推上去，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结果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另一种是忽视了精神因素的反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中，曾经出现过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也有所抬头。江泽民同志指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如果牺牲了精神文明，就会人心涣散、发展畸形、社会混乱，根本谈不上社会全面进步，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也还会掉下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指明了方向。
　　二是正确地处理了思想觉悟与文化素质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学到的知识越多，思想境界就会越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我们要掌握、理解它的基本原理和变化发展，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是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而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她能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促进自身发展。过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只注重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而忽视了吸收入类其他的优秀文化，把许多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东西都贴上了“阶级标签”，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正如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就要求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的对峙中，要确立基本点，学习共同点，积极借鉴技术化的趋同点。要确立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把握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搞好民主和法制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实现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要学习共同点，就是要积极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会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推动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他们灵活的社会管理调节机制，以及他们学习社会主义的长处，调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特点。积极借鉴技术化的趋同点，就是在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的基本素质等方面毫无障碍的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它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这是小平同志强调的“大胆地学习吸收借鉴一切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的真谛之所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然要保护穷人的利益”。资产阶级政治家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能够认识到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须保护穷人的利益，能够积极地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改良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大胆的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使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更快更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羞羞答答。
　　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根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出发点、落脚点，体现了党的自身先进性与联系群众广泛性、党的根本任务与根本宗旨的辩证统一。我们党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怎样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为处理好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关系提供了依据。过去，我们党在工作中强调社会公平多，注重发展效率少，甚至不惜牺牲效率换取公平，抽富补贫实现公平，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落后的公平，这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的公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前“两个先进”，从根本上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为处理好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在过去的实践中，受左的影响，我们曾强调整体利益多而强调个人利益少，强调长远利益多而强调眼前利益少，强调扩大积累多而强调发展消费少，强调重工业建设多而强调轻工业和农业少，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是很快。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给人们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动机再好，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因此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
　　三为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提供了依据。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果不摆正领导和服务的关系，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失败与他们没有很好处理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永远做人民的忠实公仆。
　　为尽快实现“十五”规划的宏伟目标，我们每一位党员，都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期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坚定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的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接社会主义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迎接中共建党80周年和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