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欠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许兆君
　　非国有经济在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其发展速度却相对滞缓，成为与发达地区相比最重要的差距之一。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未能正确处理好非国有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系应当是主要原因。
　　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一定的投入有较高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较少的投入，意味着高效率，反之，就是效率低下。
　　公平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主要指收入分配上人与人的均等或者协调。大体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每个人都应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二是贫富之间差距应当适度。
　　效率和公平，是各级政府最关注的两个课题。提高效率，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打下物质基础；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则会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和稳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大大高于国有经济。仅以佳木斯市为例，1993—1997年国有工业资金投入与增加值增长的比例是 1：0.15，而非国有工业是1：0.56，是国有工业的3.7倍。1998年非国有工业人均劳效是国有工业的 2倍。由此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在效率方面已遥遥领先。
　　公平应当由政府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尤其是以收入再分配的形式来实现。然而，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偏低，政府的调控能力极为有限，只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保证就业上。作为老工业基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多数由国有经济提供，加剧了国有经济效率的下滑，单位产出的用工量远远超过非国有企业。1998年佳木斯市每100 万元的工业产值，国有企业需要43名员工，是非国有企业用工量的2 倍多。因此，维持国有企业的长期运转，事实上与保证就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欠发达地区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继续超负荷地容纳就业者，以此维持社会稳定这一点上。
　　由此可见，效率和公平孰先孰后，直接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两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的重视程度，也直接影响着由政府调控的那部分社会效益的投向。从近几年来的社会实践看，效率的确已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但随着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矛盾的不断出现，稳定已经被当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排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所以，政府还要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国有经济上。非国有企业在获取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与国有企业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效率和公平？我们认为，应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作为政策目标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一社会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它要以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没有丰富的产品和劳务供给，就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而丰富的产品和劳务供给是要靠高度的效率形成的。进一步说，就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看，效率是基础，是前提，没有效率的公平，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共同贫困。”当然，即使在当今社会，完全没有公平的效率也将走向极端，最终会影响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历看，正是由于忽视了体现效率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全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才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当前在对待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态度上，应当淡化政府的干预，使资源配置市场化，给不同所有制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做到机会均等，谁有效率就首先支持谁，从而促进高效率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促进国有企业观念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
　　二、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实践早已证明，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在国有经济之外。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统计，非国有工业比重上升，与经济增长程度有较强的关系。从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中，全国非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由19%上升为59%，提高了40个百分点。从省区看，比重提高超过40个百分点的有广东等7个省市，其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2.6%，而非国有工业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下的青海省和黑龙江省，工业产值年均增长只有 13.5%。从佳木斯市的经济发展情况看，1998年非国有工业实现增加值比1980年增长378%，而国有工业同期增长只有 37.6%，相差10倍还多。
　　目前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作为欠发达地区，由于政策及地缘等方面的影响，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东南沿海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尤其是新兴的个体私营经济，多数没能很好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发展的需要，它们不得不强行实施向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的过渡。而过渡实现后，它们进入的又是一个初步发育完备、竞争十分激烈的市场。因此，这个过渡是一个成功率很低的、艰难的“蜕变”。佳木斯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上的10个较大规模的私营工业项目，目前正常运转并有一定利润的仅有4 户，还有4 户企业维持季节性生产，另有两户企业已完全停产。其它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对此类现象，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无视稀缺的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为了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应当为这些市场经济的“早产儿”创造一个“温箱”，即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其生存的小环境。一是减轻生存压力，尽可能免除各项行政收费；二是适当进行输血，对口给予资金支持；三是提供多种养分，在人才、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内外部运营机制。上述几条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承担者当然只能是政府。这种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政府投资，会有很高的远期回报，而且还将产生一种马太效应，先期“成熟”起来的企业会把这种政府支持放大成若干倍，进一步作用到后发展企业，进而拉动一个地方的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但目前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低下，连维持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都十分艰难，没有能力为非国有企业担负一部分转型期间的发展成本。不仅如此，由于国有经济的长期低效运行，一些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负担，正在大量地向非国有企业转移。佳木斯市非国有经济上缴税金1998年比1990年增加了2.1倍，但各种行政收费却增长了近4倍。据对市区从事饭店、商店、 食品加工等个体业户的调查， 每户承担的行政规费每年就达6000—6 500 元。此外还有订报、赞助、招待、保险、社会性服务等多种非主动支出。1998年全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订报费就近300 万元。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获利水平的不断降低，社会负担加重，使相当多数的企业丧失了再发展的能力。
　　如何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亦即把非国有经济作为发展型经济，还是作为福利型经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回答应该是前者，发展是硬道理，应该立足当前，侧重长远，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放到首位。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三个渠道解决无力支持的问题，一是调整扶持机制。由政府组织建立与企业紧密相联的社会服务体系，更好地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服务，甚至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使一部分公务员直接加入到非国有经济队伍，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企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又能为企业带来大量的社会资本，更会为即将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真正减轻财政负担。二是调整中观收入分配结构。个体工商户所交纳的各项费用、税金仅占五分之一左右，在其余的行政规费中，直接由政府支配约四分之一，有一多半的收费落在有关部门手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部门的福利费开支。必须改变这种“大部门、小政府”的状况，加强对部门收费的控制，由政府统一调度，把这部分资金用在扶持企业发展上。三是突出扶持重点。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发挥“温箱”对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企业的“孵化”作用，让有限的社会资源产生最大的发展动力。
　　三、外引与内留的关系
　　引进外部资本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外部资本的投放取向不外乎两点，一是利用投放地资源，二是进入投放地市场。这就会与当地业已存在的同行业企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欠发达地区投资回报率偏低，所以政府对外部投资者都要给予一定的政策补偿；因为没有这种补偿就无吸引力，而这些补偿又造成外商与本地商户的不平等竞争。受这种不平等政策的影响，更由于外埠尤其是发达地区更好的商机和更优惠政策的吸引，本地资本大量向外埠转移，这就形成了一边引进一边流出的“对流”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有时内部流出甚至超过外部引进，即所谓“来一个姑爷，跑了二个儿子。”据不完全估计，佳木斯市近7 年外流资金近10个亿，各类技术及管理等专门人才外流超千名。目前经营规模最大的12户私营企业有7户已在域外设立了较具规模的分支机构，有的甚至已将主业迁出佳木斯市。
　　诚然，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在欠发达地区，稀缺资源的外流就是一种“失血现象”，对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客观地看，外商和本地商户并非难以相容，只要协调得当，完全可以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佳木斯市有多户企业利用资产优势“挂靠联”，引进外部资本，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要把外引和内留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要转变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观念，在政策上做到内外并重，对符合产业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的项目予以同等优惠。作为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有一定的保护政策，防止资本、人才的盲目外流。
　　四、管理与放开的关系
　　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由自然人出资，产权明晰，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从属于任何部门，有充分的自主权。对这种与政府没有经济纽带关系的所有制形式，很多人认为应当完全放手，由企业独立面向市场，通过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从理论上讲，这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企业戴着“红帽子”不愿摘，更多的企业经常找政府请求支持、扶助，甚至主动请一些单位做自己的主管部门，仔细分析，有较为复杂的原因。
　　第一，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欠发达地区的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底子薄、实力弱，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承受者，不得不接受来自大型企业的挤压和不规范竞争秩序的不利影响。在资源获取上，很难在金融部门取得资金，只能通过其他渠道，高成本融资，还要承受大型企业及商业部门的资金拖欠。因此，缺乏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第二，从业人员素质上处于劣势。目前佳木斯市私营企业经营者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的只有27.8%，中专以下文化的占72.2%。个体工商户中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只有4.8%，高中学历的12.8%，绝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经营管理及技术人才十分匮乏。
　　第三，事实上存在着不平等待遇。一方面，由于前面已探讨过的多种原因，非国有经济一直未能取得与国有经济平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传统模式的影响，仍有很多部门对非国有企业行使检查、收费甚至管理的职能，而真正支持企业发展的部门往往缺位。尤其是一些立项、引进人才、出国等工作的审批程序，都需要主管部门盖章，使得无主管部门的企业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请某个部门代劳。
　　在市场经济已经十分完备的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立法手段来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并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和广泛的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服务。因此，对非国有企业，政府不能一放了之，需要积极地进行组织、协调、扶助，建立新形势下管理机制，形成社会化的支持体系。一是组织支持体系。建立真正具备权威的专门机构，负责非国有经济的协调、保护、扶持。同时组织成立有关的行业协会，维护企业权益，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约束企业市场行为。二是法律维护体系。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有效的保护。三是资金扶持体系。要建立非国有经济发展基金，用于为重点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同时勇于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拓宽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四是技术服务体系。组织科研机构为非国有经济提供技术咨询服务，鼓励非国有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联盟。对确有技术创新的产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五是人才供应体系。把非国有企业纳入人才管理部门服务对象之中，通过政策倾斜，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人才投身非国有经济队伍。加强与国内大型人才市场的联网，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更多择才渠道。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非国有经济已经由从属经济逐步成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主体。如何对待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确研究和处理好非国有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系已迫在眉睫。我们应当勇于探讨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非国有经济真正发挥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有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