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创业的老农垦战士莫余生


　　　　　　　　　　　　　　　　　　 宗 瑞 林
　　莫余生原名莫正民，1913年生于山东省莒县乡村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里。幼年读私塾，l5岁投军，先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任职，从士兵、下级军官直至旅长。在党的政策感召之下，于1944年11月率领近4000名伪军，一举歼灭了莒县的日伪军举行起义，给敌寇以沉重打击。为表示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更名莫余生。起义后转战山东和东北，历任山东军区第二旅旅长、山东军区参议、东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团副团长等职。1946年8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他随同部队转战北大荒，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参加宝泉岭农场的建场工作。
　　1952年，在莫余生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秘书处长期问，正是农垦事业的初创阶段，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上级派他去萨尔图畜牧农场担任场长。1953年春，他离开哈尔滨，携全家老小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茫茫的荒原，数十里至百里没有村庄。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大道，晴天走起路来尘土飞扬，特别是初春和深秋，狂风刮得昏天暗日睁不开眼睛，刚出土的小苗，连根带土一起刮走了。有人风趣地说这里是：“石头滚子刮上树”。那里的水是咸的还带点苦涩的味道，像米汤一样混浊。
　　人们喝了长粗脖、大骨节、满口黄牙。住的是“干打壘”土盖平房。傍晚，蚊子猖獗起来，嗡嗡响，成群结帮而来，折腾得人们彻夜难眠。吃的是高粱米、大楂子。蔬菜也很少，除了逢年过节平时看不见鱼和肉。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条件，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而莫余生却豪情满怀地说：“苦算得了什么？没有苦哪里有甜。”他把家安顿在刚刚打扫过的牛棚里，就跻身于火热的牧场建设中。
　　建场之初，缺少骨干，缺少技术，资金不足，困难重重，办一切事情都得勤俭。当时场部各科室的办公地点，都分散在修改过的牛棚里。为了集中办公，更好地发挥机关工作效率，1954年盖了一栋四五百平方米的办公室。为了节省投资，有效利用它，没有按规格化标准建造，而是按照每个科室定员，按人头设计的办公室。室内面积都很小，外来办事的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间收发室还要把秘书和总务挤进去办公，三位场长共用一个办公室还要兼做会客室。当时场里没有电灯，夜间办公点蜡烛。每个科室每月需要点几个蜡烛，他都做了严格的明确的规定。
　　他在每年的九十月份，草归垛、粮进场的时候，必定到下面走走，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各方面的情况，莫余生都了如指掌，做到胸中有数。当时畜牧生产处于混乱、粗放、一般化状态，要发展就得下一番苦功夫进行调整和治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先是建立健全育种科研和疫病防治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充实加强畜牧队伍。组织干部和职工从整顿畜群着手，一方面认真地检疫，把一头头的病畜，严格隔离开，采取防治结合的方法，逐渐淘汰和消灭病畜，净化畜群。一方面发展健康畜群，把一头头优质高产畜，集中到核心群，开展育种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选育出大批优良种畜，使萨尔图种畜场成为东北细毛羊、北方黑白花奶牛、黑龙江马三个新品种的育种基地，把畜牧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到1955年10月，原来分散经营的七八个小牧场，先后走上统一经营的道路，创建了红色草原牧场。莫余生担任了第一任场长。
　　1957年，上级决定在牧区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猪场。建场时，正处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一切都要按照“大跃进”的步伐走。要把两年建场的任务一年去完成，要当年开荒当年种地，要当年建场当年养猪，养猪从500 头增加到l000头。各项指标都在翻番，任务繁重而紧迫，压得场里干部喘不过气来。在这关键时刻，莫余生亲自到了猪场，帮助指导建场。他和职工一样，住在临时宿舍里，粮食不够吃就掺土豆充饥，没有蔬菜只能吃咸菜。为了多打粮，他帮助组织和动员全场力量，从9 公里外的喇叭甸牛场往新荒地送粪。白天马车运，夜间用人拉，起五更爬半夜，夜以继日连轴转，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春耕任务，打开了建场的局面。他们还先后建起了9 个独立的奶牛、马、羊、猪等种畜场。拥有职工3 万多人，草原20万公顷，耕地3 万多公顷，奶牛8000头，马7000匹，羊和猪10万多头，堪称全国四大牧场之一。1967年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承认了东北细毛羊新品种。这种羊毛绒长，大群平均每只羊年产毛六七公斤，细度为64纱，毛肉兼用，是纺织高级毛料的最受欢迎的原料。培养出的奶牛，在野外放牧粗饲料饲养条件下，大群平均每头年产奶4500公斤。培育出的挽乘兼用型马，速度快，挽力大，长得结实而匀称，深受农村欢迎。还向国内外提供了大量的优良种畜、肉类、皮张、牛奶、奶粉、奶油、奶酪以及其他乳制品。
　　1960年，牧场的发展已经进入高潮阶段。这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石油大会战在草原中心萨尔图打响了。全国都在支援，牧区更是一马当先了，当即成立了支援石油会战办公室，莫余生亲自坐镇指挥。他提出了极严格的要求：“一切为石油让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哪里采油需要占地、用房，莫余生毫不迟疑地让出。一些干部和职工，对此不十分理解，议论纷纷。他斩钉截铁地说：“胸中要有全局，不能算小账，全国一盘棋。”随着石油的开采，需占用草原10万公顷（牧区草原面积的一半），牧场1 ／3 外迁，动迁一万多名职工和家属。动迁任务量是很大的，其他8 个垦区一时也很难接受和安置，只好兵分两路，一方面向其他垦区求援，一方面开荒建点。
　　莫余生亲自率领全场科以上干部到现场勘查规划，终于决定扩建万宝农场，动迁了近万名职工和家属去开荒建点。
　　随着石油工业的开发，牧场的变迁，局机关更需要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莫余生在垦区三级干部会上提出：“精简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开源节流，大打翻身仗”的要求。局机关干部积极响应，是以科室为单位，按定员编制减下一半人。方案定了，人减了，可出路怎么办？减下来的干部l00 多人，只会给基层增加负担，不会增加很大的经济效益。局党委最后决定，以减下来的人为骨干，以东风和春雷两个场，四个边远的生产队为基础组建农场，命名为壮志农场。莫余生对办农场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说：“要勒紧裤带，过几年苦日子，做出贡献来。”
　　并对建场方针和方向给予了具体指导。这个场的干部和工人，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场队干部不脱产，只规定工作日，边劳动边建场。艰苦创业第一年就有了余粮盈了利。局机关内的人少了一半，工作显得格外紧张。莫余生则处处带头实干，不仅抓机关，还要指导面上的工作，打水扫地样样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他的实际行动，给全局树立了样子。
　　由于工作需要，莫余生一度被调到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院当副院长，但他不愿在幽雅舒适的环境里安然生活，一再要求重返垦区。组织上曾留他到省里某厅当副厅长，他说：“还能在基层干几年！”又安排他到省视察室当主任，并劝他说“下边生活太苦，你身体不太好，还是留在上边吧！”莫余生却说：“人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遭不了的罪。让我干就上第一线！若看我不中用了，那我就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他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牧区，担任了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重返牧区后，他狠抓农田和草原基本建设，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建造纵横交织的防护林带，种草植树，防风固沙，改善环境。在草原上人工种草，划区轮牧，不断更新草原。
　　莫余生善于团结人，能充分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共同去战斗。在他当场长的时候，正是推行“一长制”的年代。但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从不搞“一言堂”，凡是重大的有决策性的问题，都是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莫余生敢于大胆放权，出了问题他主动担担子。1960年麦收之前，上报预测产量时，分管领导和农业部门，没有汇报情况就上报了。那时正是“五风”盛行的时候，当时上级的一些领导人，主观认定是隐瞒产量，欺骗组织。以此为罪名，召开了区委科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批判所谓的“右倾”。会上莫余生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如实地说明了情况。会后他约同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人，实地察看了小麦的长势，事实证明了他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
　　他顶住了压力，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
　　莫余生对地方党政领导十分尊重，和地方上的关系很密切，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牧场的工作。当时场部离县城30公里，他能放下架子经常主动地到县里汇报情况，得到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莫余生经常深入基层蹲点，把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以点带面，推动全局的工作。1964年，在红骥马场红胜队蹲点，他住在马厩里，起早贪晚帮助打扫院场，清扫厩舍，上草运料，照顾病弱驹。他和职工一起到食堂就餐，排队买饭，早晚是咸菜就饭，中午一菜一汤，从没有单吃单做过。
　　他对己严，对人宽，对下级更是体贴和关怀，有了困难及时帮助解决。1960年，很多人粮食不够吃，他主动为人口多、困难大的人解决等米下锅之急。得知谁有了病，总是到床前去看望。他在绥化局当副局长时，得知液化气供应紧张，直接影响职工生活的情况后，不顾年老体弱，天气炎热，亲自到四五百里之外的林源炼油厂求援。
　　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对于个人生活却很不在意，对于他的家庭更是不闻不问。有人说他是：“只管家门从哪开，不问柴米从哪儿来。”他家十口人，他和老伴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但遇到特殊情况也难以应付。有一年大女儿上大学，他又经常外出学习开会，近去哈尔滨，远至海南岛，经常不在家。一时钱花多了，生活出现了困难。他不愿借钱过日子，更不愿伸手向组织要补助，决意卖掉皮大衣来渡过难关。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冬天又要到了，还是自己留着用，组织上会照顾的。”他谢绝了同志的好意，把一件他很心爱的狐狸裘皮大衣卖掉了，还上了出差借的公款，解决了生活的燃眉之急。他在事业上勤俭，在生活上朴素，到了80年代，人们的生活都提高了，普通家庭都有几件新家具，有点新摆设，而他家却没有。1980年他从牧场往局里搬家时，只用一辆汽车就人走家搬了。那时他装衣物的一对木柜，表面是用油光纸糊的，50年代花18元钱买的一套桌椅还依旧使用着，家中连个沙发和软坐椅都没有。他的装束和他本人一样，总是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粗布中山装。谁能相信这就是为革命奋斗几十年，有着特殊贡献的十一级高于呢！他的心中只有党的事业，只装着北大荒。
　　在文革中，他被揪斗关押，群众想方设法暗中保护他。老工人怕造反派揪头发斗他，就给他剃个光头。他吃饭时喜欢吃点葱蒜，炊事员就偷偷掖给他。造反头头不准他吃细粮细菜，不准喝牛奶，硬逼着炊事员给做粗粮、素菜。老师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看到老领导又劳动，吃不进饭，身体受不了，偷偷地掉下了眼泪。有一次揪斗莫余生到壮志农场，职工为了让他吃好，休息好，以改善职工生活为名，把午饭改成炖肉、炒菜，吃细粮。有些职工为了表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偷偷把他找到僻静的地方下象棋。他虽然身陷囹圄，遭受迫害，宁愿自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是极力保护干部群众。把许多所谓的“罪责”统统揽到自己身上，不牵连任何人。使许多干部和群众免遭迫害。在“文革”中造反派故意歪曲历史，诬陷他是“假党员”，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关押和劳改多年。无论对他多残忍，施加多大压力，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毫不动摇。长时间蒙受不白之冤，忍受痛苦和折磨，他没有牢骚，不去埋怨。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在受难，全党也在受难。
　　莫余生被“解放”后，还没给分配工作，他就投身到引嫩工程一线，修建红旗泡水库的战斗中去了。这是亘古以来，在这片草原上建起的第一座水库。他为能亲手修建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9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分配到黑龙江省绥化国营农场管理局任副局长，分管常务工作。
　　他虽已年逾花甲，仍是不懈地努力工作和学习，耐心细致地处理烦琐的日常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