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农场的开路先锋余友清


　　　　　　　　　　　　　　　　　　　　楼 芹
　　余友清，原名周光元。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4年奉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的命令，率五师转业官兵创建第一个铁道兵农场——八五。农场，并任场长，后任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1978年在长沙病逝，终年72岁。在北大荒开拓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54年5 月，担任志愿军铁道工程兵五师副师长的余友清率部从朝鲜回国，驻扎在黑龙江省汤原——伊春一带，一面筹建汤原北大营，一面参加汤旺河森林铁路建设。
　　10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来五师视察，发现战士们在驻地附近开了许多零星荒地，种上的蔬菜、瓜豆，果实累累。这使他萌发一个崭新的计划：抗美援朝停战后，国家将要实行义务兵役制，有一大批老战士将要复员。北大荒的土地资源丰富，如果能动员老战士们在这里开荒办农场，岂不两全其美！既安置了大批复员军人，又可以为国家增产粮食。于是，他把这个打算跟余友清和随行的参谋们谈了。余友清连声说好。
　　“我想先试一试。等到有了经验，再向中央提出报告。”王震踌躇地说。
　　“要搞试点，打头阵，我去。”余友清如同当年请缨出征一样，坚定，恳切。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王震司令员毅然下定决心，让余友清带领参谋人员去密山、虎林一带勘查荒原。司令员很了解属下这位战将，他骁勇、机智，更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劲。将军含笑自语：让余友清担任铁道兵建场的开路先锋，是最合适了。
　　余友清和参谋们来到密山。余友清亲自带人踏察荒原，写出调查报告。报告上报后，受到王震司令员的好评。并且很快做出决定，让余友清率领一支先遣队，去虎林筹备开荒建场。
　　先遣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由500 名转业官兵和大批劳改犯人组成。没有机械，没有装备，余友清得到的唯一珍宝，是临行前调配的一位农业技术员。她叫杨淑云，四川大学农学院毕业，四川解放后，随同丈夫（川大同学）参军，一直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这次听说铁道兵要办农场，她就有了用武之地，踊跃地报名参加。
　　11月上旬，部队出发了。部分年老体弱的同志坐一辆敞篷汽车，余友清让杨淑云和她的三个孩子坐在自己的吉普车里。大部队则徒步行进。l7日，部队由密山向虎林挺进时，正遇上漫天大雪，大地灰濛濛的，雪花飞舞着洒向车窗。杨淑云第一次来到东北，看着银白世界，不由得浮想联翩。兴奋地说道：“余师长，将来这里都种上小麦大豆，白面也能堆积成山呢！”
　　余友清笑了笑说：“不容易呀！”这时，孩子们喊着妈妈，一个个紧紧凑向妈妈的怀抱。余友清马上脱下披在肩上的羊皮大衣递了过来，并关切地说：“小杨子，快给孩子们盖上。我们开拓的事业还得让孩子们接班哩。”杨淑云接过大衣，一股暖流流进了心窝。
　　11月20日，余友清在西岗主持第一次机关工作会议。他说：“王震司令员让我们来打头阵。
　　这个头阵不是用机枪大炮去冲锋陷阵，而是办农场搞生产。拿枪杆子我们是内行，办机械化农场，就得从头学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是深入调查，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去实实在在地调查几个问题，调查土地，调查民情，调查一切与生产有关的事情。
　　政治委员阎斌接着说：一切从调查研究开始。我们的参谋部，今后就是生产指挥部。当然，我们艰苦奋斗、勇敢顽强、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作风不能变。只有保持和发扬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会议像一股春风，也像一把启迪心扉的钥匙。机关干部分编成几个组，有的走访政府机关，查找有关资料，有的深入农村，查访农时和民情民俗……
　　信息很快从四面八方传来：西岗附近有一大片日本开拓团的撂荒地，种过水稻；在阿布沁河上游河谷地带有大批待运的困山材，是日本兵败退时扔下的；在虎头一带有日本关东军建造的地下工事，据传里面藏有大批炮弹和其他军用物资等等。每一条信息，每一份调查报告，都给余友清带来喜悦和信心。这时，王震司令员也从北京来电：要求做好建场筹备工作，先要把密虎线改建好，便于开春后运进农用机械和生产物资。同时要求盖好简陋房舍，准备迎接大批转业官兵的到来。余友清经过冷静的谋划，决定兵分两路，打好第一个回合。一路抢修密虎线；一路抢筑百里冰道，运回全部困山材，为建房备好大料。工具不足，就让工兵队去探索地下仓库，运回废弃炮弹，拆卸后利用弹壳锤打工具。冰封雪盖的千里荒野上，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1955年1 月1 日，铁道兵部队的第一个农场——八五○农场，就在虎林县附近的西岗宣布成立了。
　　余友清凭着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带领技术员杨淑云和参谋人员，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几乎踏遍了完达山南麓的山山水水。用炮兵观察镜代替测绘仪，在地图上标示出一道道红线，描上一个个红色的“生产点”。他仍然像临战前的指挥员，部署着开荒、生产的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战争所争夺的是每一寸土地的得失；开荒、生产却是向土地索取财富，意义更伟大，实践也会更加艰苦。战争要流血、要牺牲，生产则更多地要流汗，奉献青春，奉献终身，奉献子孙！改造山河，虽说要只争朝夕，那是几代人的事业啊！余友清挂上那幅布满标记的地图，指着各种符号：这是交通线，这是人工河，这是人工湖，这是生产点。生产点周围都要开荒种地，生产点即生活区，将来要有学校、医院、加工厂，也要盖大楼……他严肃地说：“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我们的长远规划，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每个人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春天的步伐来得如此急迫，运木场上的原木还没运完，冰道就化了；密虎线的桥涵还未架设，小河开封了。开荒、生产已刻不容缓，而机械、农具、油料尚未运到。王震司令员几次来电来信，让提出生产计划和各项具体措施。余友清已有了两手准备，他已培训好一批足以胜任的拖拉机手，他们中间有坦克兵，也有铁道工程兵中的推土机手。同时，他已命令小烘炉加紧赶制铁锹和开荒用的大镬头，等到大地开化，就人机齐下，向地球开战。农时迫在眉睫，不能等待，还是依靠自力更生的传家宝吧！他动员全部人马去开荒。除了人手一把铁锹，他又安装了数十台人拉犁，他当过纤夫，对于拉力特别熟悉。他亲自去拉犁翻地，并且亲自调整绳索的间距，使吃力点集中，每张犁配12—20人不等。他要求每人平均开荒不得少于0.3 亩，自己也不例外。等到机械力量投入大开荒时，他们已开垦了万余亩良田。
　　新耕翻的黑土散出芳香，阳光暖烘烘的，引发着万物的生机。余友清思考着播种。他请刚从上级调来的一位农艺师做出规划。农艺师却说：“按照作物的发育规律，新开垦的生荒地，至少要两年以后，等草根腐烂了才能播种。要不然就得不偿失。”
　　余友清急了。他说：“国家需要粮食，才让我们来开荒。开了荒不播种，那成什么理。”
　　农艺师还是坚持说：“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规律，土地要有熟化过程。”
　　余友清尊重科学，但科学技术也需要发展。他带着技术员杨淑云来到老农许大爷家请教。
　　许大爷留着一绺花白胡子，开朗、健谈。等余友清讲明了来意，便捋捋胡子，笑呵呵地说：“庄稼人有句俗话叫‘人勤地打粮，人懒草当家’。北大荒这地，只要管理好，种啥都能收。”
　　余友清这才单刀直入地说：“当年开荒能否当年种，种什么最合适？”
　　许大爷点点头，也干脆地回答说：“怎么不能种。现在是过了谷雨迎芒种，种小麦是晚了，播大豆最合适。”
　　余友清像课堂上遇到难题的小学生，一下得到了启迪。马上又提出新的议题：“我们的地是翻了，可是没有重耙，没有播种机，怎么个播法？”
　　许大爷仰面看着余友清，像有几分遗憾似地说：“看你像庄稼人出身，我们农民几时用过机器种地。有人就能种上地。地翻过来了，就可以在垡片上点大豆，秋后准能收获。”
　　余友清紧紧握着许大爷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回头又对杨淑云说：“小杨子，许大爷讲的书本上有吗？”杨淑云不禁满脸绯红，笑着说：“我也要从头学起！”
　　于是，余友清果断地下了决心：“全力以赴人工抢播。”当年播上大豆3 万余亩，水稻2000余亩，共收粮豆3400吨。三大队人工播种的大豆，亩产高达89公斤，超过了当地的平均亩产水平。
　　第一回合的胜利，鼓舞了全体垦荒战士，也为王震司令员下决心扩大军垦农场提供了依据。
　　1955年秋后，王震司令员又动员大批铁道兵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三师代师长黄振荣，四师副师长李瑶含先后到达八五○农场，八五○农场真正成了以场扩场的大本营，成了产蛋的母鸡。余友清又陪同黄振荣、李瑶含等去完达山南北踏查，确定了筹建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农场的场地；当1956年初春，大批铁道兵转业官兵来场的时候，经过建场锻炼的垦荒战士，又成了扩建新场的骨干，带领战友们进入新的开荒基地。
　　余友清作为铁道兵开荒建场的先锋，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名战士，他觉得他的任务永远没有终点。农场扩大了，发展了，八五○农场开垦了90万亩耕地。农垦部还决定在八五○农场建设卫星城，作为农垦新城镇建设的典范。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1964年，随着农垦体制改革，余友清任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他仍然住在西岗那座低矮的草舍里。他脱下黄色军装，穿着普通的布衫，生活在普普通通的人群里，被亲昵地称为“老余头”。但是，他毕竟年过花甲，积劳成疾。严重的气管炎、风湿症迫使他的腰渐渐佝偻了，他确实失去了当年师长的威武，尽管领导多次劝他异地安置，由于他对黑土地的深深眷恋，他总是难于离去。
　　一天，王震司令员来垦区视察，见余友清病情严重，便下命令让他回原籍长沙市安置。直到1978年病逝。
　　余友清走了，却留下了对黑土地的深情，留下了老战士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