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接见


　　　　　　　　　　　　　　　　　　　　 张 福 如
　　那是1965年的2 月，佳木斯还是寒凝大地雪满枝头的严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东北农垦总局办公室接到中央农垦部一个电报，通知当时任总局局长的王正林到北京开会。他接到通知后就把我找去，让我跟他一块儿去。那时，我是总局计财处计划科科长，掌握着垦区计划方面的一些数字和情况，可以做他的参谋。我们匆匆地料理了一下，当天就乘火车经哈尔滨去北京。
　　火车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王正林局长半躺在卧铺上沉思。他那张略微削瘦的脸上，可以看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突然，他问我：“这次去开会，汇报提纲还没写，又没告诉开啥会……
　　这会能是什么内容呢？”
　　以往农垦部通知开会，都明确指出会议内容，所需材料等等，这一次什么也没告诉，难怪这位心细如发的局长，疑虑重重。
　　“这样吧，提纲就不写了，你把我们垦区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整理出一个表就行了。”王局长最后向我布置了任务。
　　第二天到了北京，农垦部行政处早已派人在车站接站了。接站的同志告诉我们：住北京饭店。王局长坚决不肯，他说，我每次来北京都是住农垦部招待所，这一回还是住招待所。行政处的同志解释说：“这一次请你们住北京饭店是部里领导决定的。”就这样，我们上了汽车。
　　当我们住进这陈设豪华，温暖如春的国家第一流饭店时，王局长又琢磨了起来。他对我说：“这一回怎么让我们住这么高级的饭店。看来，这不是一般的汇报会或是什么工作会。”
　　为了想摸摸底，解开这个谜，我们便去找陈漫远代部长的秘书。谁知道这位秘书却守口如瓶，只字不谈，只是说：“领导找你们有事。”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接到农垦部的通知，要我们下午不要出去，等候通知。接到这个电话后，局长和我都有一种预感：可能中央首长要接见。
　　整个下午我俩不敢外出一步，一直在房里等候，不时地看一看桌上的电话机，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阵电话铃声。
　　太阳落了，北京饭店高大的玻璃窗上，落日的余晖已经退去。宽阔的长安街上，华灯齐明…
　　…但是，电话铃始终没有响。
　　我们吃完晚饭，又继续等下去。
　　晚上l0点钟左右，农垦部来了一辆小轿车。随车来的是部办公厅的丁立准。他见了我们说：“快上车，到中南海，周总理要接见你们。”说着，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通行证，又核对了名单。
　　我们一听原来是周总理要接见，心里立刻像绽开了一朵花。那种激动和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上了汽车，局长向我笑了笑，意思是说：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汽车离开北京饭店，沿着长安街一直开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会议室。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农垦部的领导陈漫远、萧克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等都已经先到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会议室的后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总理，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心在砰砰地跳动，周身的血液在急速的流动……周总理穿着一身整洁的深灰色中山服，连领扣都扣得紧紧的。他那两道人们熟悉的浓眉下面，是一双深沉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他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时，陈漫远代部长向总理介绍说：“这是王正林，东北农垦总局局长。”
　　总理侧着头想了想说：“你的名字我好像见到过……”停了停，总理接着风趣地说：“友谊农场第一任场长是王操犁，两个场长都姓王呀。”
　　王正林担任友谊农场场长后，报纸上发表友谊农场消息时，曾经提到过他，可能被总理看到了，留下了印象，总理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介绍完以后，我们就在那条长桌两旁坐下，总理坐在横头那张桌子旁。汇报是从垦区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始的。
　　总理坐定后，拿出一张表看了一眼说：“你们北大荒人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搞了多少了？”
　　王局长说：“在修水利工程上，我们搞了800 万土方，现在还在继续搞。”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总理用鼓励的语气说：“你们北大荒能在那么冷的环境里，在地冻三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并且取得了成绩，那么全国还有哪里不能搞呢？你们做出了榜样，要坚持搞下去。”
　　我们向总理介绍了垦区职工在冬季兴修水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用机车拉着破土犁，割开冻土，称之为“割豆腐块”以及用破土器破土，还有在冻得过于结实的地方用爆破破土等等。
　　谈完垦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后，总理问：“你们那里主要生产什么？”
　　“北大荒主要生产小麦和大豆。”我们说。
　　总理沉思着，又问：“单产是多少？”
　　“亩产200 斤左右。”
　　“单产太低了……”总理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明亮的光，说：“要发展农业，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就要落实农业的‘八字宪法’。依我看，亩产要提高到400 斤左右，达到上《纲要》的水平。”
　　总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问：“现在你们有多少耕地？每年给国家交多少粮？”
　　王局长说：“垦区目前有耕地800 万亩，总产量是17亿斤，每年可交10亿斤左右。”
　　总理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上交商品粮还可以再增加点嘛，每年增加1亿斤。除了这些，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完成了这些，你们北大荒为国家就做出了贡献。”
　　我们说，垦区计划在粮豆生产上，产量要提高20％以上。
　　总理摇摇头说：“你们不要提增长20％，我看，每年增长10％就行了。”
　　总理将话题转到了开荒方面：“你们现在还能开多少荒地？”
　　“三江平原可以拿下2000万亩。”王局长说。
　　“那是长远的事了……”总理指了指陈漫远等一些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是不行了。这个任务要等着你们去完成了。”总理说到这里时，指了指我。因为我在当时是最年轻的，那年我只有30岁，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个小青年哩。
　　总理又说：“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中国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田很少啊。你们北大荒的特点就是荒地多，这样，就要开荒。你们有优越的条件嘛，要搞机械化开荒，然后争取粮食高产、稳产——这是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
　　已经是深夜了，表上的时针指向l2点。总理仍然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这时一个身着白色制服的服务员走到总理身边轻轻地说了几句。
　　总理一抬身招呼我们：“时间不早了，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饭，粗茶淡饭，大家不要见怪。”
　　说着便领着我们六七个人走进会议室旁边的一间餐厅。餐厅中间放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碗筷。我寻思，在总理这里吃饭，一定是很讲究的。谁知走近一看，原来圆桌中间只放着一大盆菜。
　　菜是白菜、豆腐、粉条，还有一点点肉。菜虽是极普通的菜，但很有滋味。主食是大米饭，也没有服务员给盛饭，自己动手。
　　我吃着饭，想到总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将伙食标准降到最低标准，很少吃肉，给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今天这顿饭，证实了这一点。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和我们闲唠着，就象谈家常似的，不时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
　　总理再三说：“你们生活、工作在边疆，是很艰苦的。你们是在做开天辟地的事，是了不起的。”
　　听了总理对我们的赞誉，一面觉得光荣一面又觉得惭愧。当时我们东北农垦总局，正经历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然灾害的袭击，“大跃进”、“浮夸风”、“反右倾”的折腾，生产刚刚恢复。从1963年起，三年迈了三大步。1965年实现了扭亏增盈，生产形势是比较好的。总理这么一说，我们的劲头更大了。当时，我们就表示：一定不辜负总理的期望，回去以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开荒，努力增产。
　　总理吃了一碗饭放下筷子，他最后又说：“你们北大荒是全国机械化的重点，要摸索经验。
　　外国有外国的经验，但不能照搬。象美国、加拿大，他们机械化程度很高，但单产不高。我们几千年来就有精耕细作的好传统，这一点外国是没有的，你们要注意积累经验……”总理做了一个手势加强了讲话的语气：“农业在我们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基础，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我们不像外国，中国人口这么多，不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只有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才能安定。”
　　总理语重心长地嘱咐，使我们深受教育，这是总理对黑龙江垦区寄予的希望啊！
　　接见结束了，我们告别了总理，坐上农垦部的小汽车，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万籁俱寂，星月在天，我透过车窗玻璃看见总理会议室仍然亮着灯光。我们敬爱的总理啊，为了国计民生，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