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乡师与全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


　　　　　　　　　　　　
　　　　　　　　　　　　　　　　　　 梁 军
　　1946年秋后，延安来的老干部、原任黑龙江省干部学校教育长的高衡，到德都县乡村参加土改运动，看到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不能上学，感到十分不安。当时省政府所在地德都县的县委书记吴飘萍，也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他听了高衡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汇报，也有同感。并且认为农村教育落后，除了经济条件外，师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于是，他们共同酝酿创建一所师范学校，为农村培养师资队伍。高衡在延安搞过多年教育，就由他主持筹建这个学校，并任校长。他主张办个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学校。于是，他们就在德都县城内南区找了几间日本式的旧房子，收集了几十张桌凳，动员了几位有志于乡村教育事业的教师，于194 7 年5 月招生开学，定名为德都乡村师范学校，这就是1950年毛泽东主席题词的著名的“萌芽学校”
　　的前身。后来，学校又在县城郊区陆家岗选定几垧地，开荒种田。
　　第一批学员共50多人，都是农村的穷苦孩子，有猪倌、马倌、童养媳、学徒，还有讨饭度日的孤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学校师生吃的粮食由县政府供应。高衡确定的教育方针有三条：即勇敢坚定，战胜困难；团结互助，热爱集体；虚心创造，小事做起。学制定为3 到4 年。一年级每天课堂学习2 小时，二年级每天课堂学习4 小时，三年级每天课堂学习5 小时，其余时间劳动。
　　头一年种地全用镐头，镐头还是向农民借的。后来听说孙吴县有原伪满开拓团遗弃的农机具，学校便派人去寻找。收获不小，就在野地里拣来了车床、发电机、电线、火锯和一批汽车零件。老电工出身的副校长林宝山拼拼凑凑，把发电机救活了，又把火锯安装好，学校便有了第一个加工工业——火锯厂。农机具却没有拼凑成功。
　　下半年，学员增加到100 多人。眼看冬天到了，棉衣怎么办？高衡校长写了封信，他看我敢说敢闯，就让我拿着信去省委找王鹤寿部长，王部长当场批了七匹布。为了节省好布，校长高衡让大家学习用棉花纺线；用纺出来的线织土布，再用土布做棉衣。于是，高衡和吴飘萍两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纺过线、织过布的老干部，成了我们学纺织的老师傅。全校纺车嗡嗡叫，成了个“纺织工业学校”。因为纺和织的技术不过关，纺出的线粗细不匀，织出的布厚薄不一。我就用它做棉衣里儿，上级给紫色布做面儿，给大家量好尺寸，用报纸剪样儿，试穿合适就做。男的单排扣儿，女的双排扣儿。终于解决了冬衣问题。
　　1948年初，学校决定办农场，并指派一批学员去北安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因为我曾在一部苏联电影里看到过苏联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就决心学习她，听到消息后，就一再向校长要求去学习。我们的校长是最开明的，认为妇女解放了，应该和男人一样得到培训的机会。经个人申请，群众评议，学校批准，决定派我和另外两名男同学去学习开拖拉机。
　　拖拉机训练班有70多人，当时就我一个女孩子，也就没有单独的女宿舍，我就住在离学校二里多地的高衡校长家保姆的屋里。学习的时候，我抱定非学好不可的决心，刻苦钻研。我不仅每堂课认真听，记笔记，而且还反复实验。动手拆装。两个月以后，我就能驾驶拖拉机，还能检修一些小毛病。结业时，我考试成绩不错，成为合格的拖拉机驾驶员。毕业时，我和另两位驾驶员开着省政府拨给我们学校的三台崭新的苏式拖拉机回到了学校。当我跨下机车的时候，欢迎的同学一下子把我抬了起来。特别是那些跟我一样在苦水里泡大的女孩子们，对我特别羡慕。后来，我便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有了拖拉机加上一部分农具，扩大耕地办农场的计划就可实现了。我们三台机车的机耕队便开进大荒原，翻起了黑油油的处女地。我们不怕艰难困苦，没有粮食就吃煮土豆；没有房子，就搭草窝棚。蚊虫叮烂了小腿，受潮身上长了疥疮，我咬紧牙关，坚持昼夜开荒作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利用一支旧曲调，编了一支《拖拉机手之歌》。歌中唱道：看，我们的拖拉机，牵引着铁犁，耕起了草原万里。
　　我们是生产能手，开哟！开哟！
　　开遍祖国大地。
　　头一年，我们开新荒3400亩，播种1950亩小麦，收获l5000 多公斤粮食。同时，还自己动手盖了几十间草房，生活条件渐渐好了起来。
　　有了农机具，又有了地和房子，学校的家底儿渐渐厚起来。高衡校长决定把学校分成两个大班，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一个叫农机班，专门训练拖拉机手，为当时新兴的国营农场培养人才；另一个仍为师范，为农村培养师资。
　　1949年12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我当女拖拉机手和学校勤俭办学的事迹，受到新闻界的重视。有记者作了专访，写出了一篇有声有色的报道。
　　1950年3 月，学校举办的第一期拖拉机手训练班开学了。吴玉珍、陈雅茹、田淑芳、陈彦、黄桂珍等五位女同学参加学习。5 月结业时，吴玉珍、陈雅茹考上了驾驶员；不久，黄桂珍、田淑芳、陈彦也升为驾驶员。后来又增加了两名蒙古族姑娘——萨仁和索耀尔玛，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妇联主席乌兰派来的。索耀尔玛刚满18岁，爱唱爱跳，她把女队搞得很活跃；莎仁22岁，健壮得像男人。经过～段时间传帮带。她们很快学会了驾驶技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担负起繁重的后勤生产任务，我向领导人提议成立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和赞扬。学校为此组织了一个既检朴又隆重的仪式，宣布女子拖拉机队的成立，并以我的名字命名为“梁军女子拖拉机队”。梁军、吴玉珍、陈雅茹、刘淑新、田淑芳、陈彦、黄桂珍、萨仁、索耀尔玛、袁茹芬、徐霞等l2名女队员进行了庄严的宣誓，然后驾驶三台拖拉机开往新的开荒点。
　　1950年8 月21日，学校推选我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并托咐我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我们又开荒又办学的情况。我满心欢喜，一再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到北京后，就把我们女子拖拉机队在北大荒广阔田野里开荒生产的情况，把学校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办学，边劳动边学习，培养出一批批有用人才的情况，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同时把我们努力增产，为建设新中国积极劳动的雄心壮志写成决心书，一起寄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材料和决心书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毛主席看后十分满意，还应学校的请求在百忙中题写了“萌芽学校”的校名。我十分庄重地把题字带回了学校。
　　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的喜讯。再次鼓舞了女子拖拉机队和全校师生。这年秋天，我们女子拖拉机队l0台机车，用歇人不歇车（包括保养时间）的办法，苦战了一个多月，又开出一万几千亩荒地。
　　1951年2 月10日，学校又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学校发展的情况。2 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给萌芽学校校长高衡和全体师生复信，称赞“萌芽学校对新中国新式农业的建设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1年10月初，我被组织上选送去农业部的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深造。1952年该校并入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我走后，女子拖拉机队队长由黄桂珍担任，后来又由陈雅茹、刘淑新担任，她们一直保持着创建时的工作热情和刻苦钻研精神，保持和发扬发先进集体的荣誉。
　　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女子拖拉机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大机群作业的停止，女子拖拉机队的队员们分别编入生产队进行正常的生产作业。
　　我1957年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机研究所工作。我们女子拖拉机队的战友们，也再没有机会欢聚一堂。但我们还保持着相互问的个别交往，互相祝愿事业的成功。
　　如今，我们都已到了离休的年龄。我多么希望有机会再会一会老姐妹们呀！
　　　　　　　　　　　　　　　　　　　　　　　 　(李兆禧 裴良玉 楼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