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北”五年


　　　　　　　　　　　　　　　　　　 耿 德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我刚高小毕业。1946年到松江省立第一中学（现为呼兰县一中）
　　学习。一个农村的穷孩子，进城上了中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我觉得什么都顺心，很快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即现在的共青团）。这个组织当时是秘密的。1947年秋，组织上动员学生参军和搞土改，我和20多名同学参加土改。1947年底，通北农场来校招生，说是专门培养拖拉机手。当时拖拉机手是很吸引人的，我们20多人都报了名。
　　我们坐火车在赵光站下车，走进通北农场场部“办公楼”一看，心就凉了半截。原来这房子只是个框架，房顶透亮，连取暖的炉子也没有，四壁挂满霜花。老场长周光亚是开路先锋，就一张板铺，其他老同志都睡地铺，垫一层厚厚实实的草。不用说，我们的“家”也搭在这里了！
　　放下背包，老场长就跟我们谈话了。他讲明现有的条件，更讲了远大的目标，讲了苏联的革命，苏联的建设，苏联的集体农庄。最后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困难是暂时的，开荒、种地、打粮、盖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走路不回头的，还想着自己是“盟员”，要带头，什么困难都要顶住。有的同学第二天就往回走了。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一批老同志，他们是真正的开拓者，除了老场长周光亚，还有王福生、廉亨太。王福生曾是贺龙同志的特务员（即警卫员），当时是这个场的政治指导员；廉亨太是老红军，曾经跟随毛主席过雪山草地，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1947年12月6 日，是通北农场建场日，以后又来了一批中央首长的警卫员，他们是窦原胜、张万顺、曲仁贵（曾是张闻天同志的警卫员）。在这些老同志面前，我便是真正的小学生了。
　　在通北住了个把月，就把我们送到“亚布力拖拉机学校”学习。这可能是北大荒第一所拖拉机学校了。学校不分班，分三个队，学习拖拉机驾驶、一般故障排除和修理。一起去学习的有程雪儒、焦德祥、刘文、李伟、董明哲、郭一林、李兴环、李亚明和李微。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苏联人，叫彼德洛夫，是从哈尔滨来的，还开着一家卖机器零件的小店。还有一位师傅姓陈的，在开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被车轧死了。在“亚布力”学习的时间很短，3 月间就回通北农场上了拖拉机。当时通北农场有一批拖拉机，都是战利品，杂牌子，什么福特、万国、法尔毛等等，犁是苏联的“沙克犁”，耙也是苏联的。其他农具都很少，记得只有l 台脱谷机，也是苏联的。
　　这年春天就开荒生产了。
　　我在通北农场头三年，连续评上6 次劳动模范。1949年评为黑龙江省特级劳动模范，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多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党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主要依靠党的培养教育，特别是老场长周光亚的培养，依靠群众的支持，特别是我们的车组和我们的拖拉机队。
　　那时，我和我们车组的同志像着了迷，生活苦，吃不好都不在乎，一个心眼放在机器上，爱护机器胜过爱自己的眼睛。在寒风里灌油时，把棉衣脱下来遮住风，不让飘洒一滴油。发动机器时，要用绳子拽，总是先检查好每个部件，能一拽就起动，减少磨损。我们更着迷搞革新，千方百计提高工效，节约油耗。当时具有重大贡献的革新创造，记得主要有这么几项：第一是搞了连接器。
　　开始播种时是1 台机车拉l 台播种机，浪费很大。后来，我们搞成了连接器，一下能挂3台播种机，工效一下提高3 倍，争取了农时。第二项革新是1949年以后，我们把48行的播种机，改装成24行机播大豆。原来48行机播的大豆，全是双苗眼儿，铲耥时几乎要除去一半苗，增加了劳动量。改装成24行机之后，苗儿一条线，铲耥十分方便。我们还在播种机的开口器后面加一个梯形铁片，使种子入地时自动均匀地撒在沟内，又自动覆上土，播种质量明显提高。大豆出苗后，齐刷刷的，间距、行距、密度都很适宜，产量也提高了。第三项革新是实现了大豆低茬收割。那时的收割机都是被动的。我们把C －6 型康拜因收割台的“后应器”给下降了，中间加一根木头方子，下降到离地面l0公分左右。我们又在木方轮上加一个橡皮条，使脱谷机的风速加大，卷筒的转速下降……通过改造后，C －6 型康拜因收割大豆，工效提高，损失率下降了。
　　我们这个车队从动脑筋，出主意，想出了许多爱护机器、检修机器的好办法，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人身事故。直到1952年我离开这个队，机车也都是完好的。
　　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于1948年12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王永波、刘文。以后，我又被评为模范党员，并代表通北农场出席了“通北县”的党代会，1952年又出席了黑龙江省团员代表大会，被评为优秀青年团员，并被选为团省委的后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