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友谊农场场长王操犁同志


　　　　　　　　　　　　　　　　　　 朱 文 熹
　　1954年的国庆节，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送给中国领导人一件礼物——建设一个拥有20000公顷土地的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国务院命名为“中苏友谊农场”。周恩来总理任命王操犁为中苏友谊农场场长。
　　王操犁同志在农场只工作了2 年多，但他作为友谊农场开拓者的形象，却永远留存在友谊农场和垦区人们的心中。
　　　　　　　　　　　　　　“说服教育是我们的宗旨”
　　友谊农场建场初期，人员组成非常广泛，不仅有大批苏联专家当顾问，干部职工也来自几十个省市，有地方的，有部队的，有领导机关的，也有基层单位的，有具有办场经验的干部，也有刚从大学、中专毕业的学生，见解不一，研究问题很难统一。虽然大家都想把农场办好，但如何办好农场，就各抒己见，有时争持不下。特别是跟苏联顾问之间，由于语言不通，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不同，既要尊重“老大哥”的意见，又不能屈从求全，有时争议就更大。我记得最深的是1955年4 月29日前后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兴隆镇开荒动员会刚结束，我们就回到5 分场。第二天，苏联顾问尼科连格（场长顾问）和场长王操犁就来了。苏联顾问一见我们还住在分场就很生气，逼着王操犁下命令，让我们马上搬到开荒点上去。当时把我们3 个生产队长都找到分场办公室（5 分场有3 个队，10队队长颜世良、ll队队长是我、l2队队长宋波）。尼科连格非常严肃地说：“动员会开完了，为什么不到工作现场去？”当时“五一”节前后，天气还很冷，单帐棚里过不了夜，再说地还没化到一定深度，没法开荒，加上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一时下去困难很大。王操犁同志只是耐心地听取大家意见，一再让大家把困难都说出来。尼科连格一看就发火了，并说：“你们在动员会上说得好，自己的诺言不实行，就是骗子！”同时又责问操犁同志：“你是场长，为什么不跟他们严肃点。说话老笑眯眯的，他们能怕你吗？”操犁同志耐心地解释说：“说服教育是我们的宗旨。”这一说，尼科连格更火了，大声说：“我要向农业部建议，撤销你场长职务！”当翻译吞吞吐吐把话译完时，王操犁仍然冷静地作了解释，并继续动员说服大家克服困难。
　　不久，我们11队就搬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住进单帐棚。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霜，鞋都冻在地上了。用炉子的火化点雪水，只供做饭和喂机器，好几天都没洗脸。等解冻地化之后，我们队用l6个昼夜完成1300垧的开荒任务时，尼科连格马上来队祝贺，并且激动地说：“你们中国同志思想工作做得细，任务才完成得这么漂亮。”操犁同志坚持的“说服教育宗旨”也感动了外国朋友。
　　　　　　　　　　　　　 　“我们的职工是靠得住的”
　　友谊农场是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没有条件安排家属，就是双职工一起调来的，也大都分住在男、女集体宿舍。在荒地上种蔬菜也长不好，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当大家看到新翻的黑油油的沃土，看到金黄的种子播人大地，看到起伏的麦浪，看到联合收割机不停地转动，看到一辆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开向国库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什么困难都顶着过来了，这就是理想的力量。可是苏联专家不理解这些。他们多次向王操犁场长建议，多盖住房，如果住房盖不起来，将来职工会跑掉一半，那样农场就办不下去了。尼科连格提示王操犁场长说：“这是你要考虑的严重问题。”王操犁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房子是要抓紧盖的。可是我们的职工是靠得住的，他们有理想、有觉悟，他们是不会跑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都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友谊农场党委书记陈文华同志，建场时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从北京双桥农场修理厂调来，后来组织上送他上大学进修，他从没想回北京大城市。女拖拉机手刘瑛，是北京市一个中学生，看了关于全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报道，决心献身祖国的农垦事业，千里迢迢来到通北农场学习开拖拉机，后来调到友谊参加建场。当时亲友给她介绍个朋友在长影，因她离不开农场，断绝了关系。她已是50多岁的人了，她的一生献给了北大荒。无数事实证明：北大荒人是有理想有觉悟的。
　　　　　　　　　　　 　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才能正确决策
　　友谊农场建场时，把中国办农场比较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调来了。周光亚是通北农场场长，任4 分场场长；李直是双桥农场场长，1947年就在河北鸡恒农场当场长，任5 分场场长；夏林当过山东度北农场场长，任l 分场场长；王坦在河南黄泛区当过农场场长，任2 分场副场长，后任5 分场场长；刘岑在曙光、宁安农场当过场长，任2 分场副场长。l2个生产队队长也都是县团级干部。这些干部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定实践经验，遇事有一定见解；并且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为一个问题观点不同而争吵起来。操犁同志遇到这类问题，总是耐心听取各种意见，一条条记在手头，印在心上，通过思考，然后归纳成几条，使人人信服。因为他综合了不同见解，结论比较全面、比较正确、比较切合实际。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56年的麦收会议。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麦收是龙口夺粮，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应成立麦收指挥部，统一号令，全力以赴；另一种认为麦收任务紧，只要领导投放主要力量就行，不用另搞指挥部。王操犁同志在总结时说：“关键不在形式，要看实质，不一定从上到下强求一致，一刀切，主要看农场的领导精力是否主要用在麦收上，各部门是否自觉地主动地为麦收这个中心服务。”实践证明，看实质是对的。
　　　　　　　　　　　　　　　 老场长“胸有成竹”
　　1956年是友谊农场全面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因为是生荒地，虽然耙了多遍，树根、草根大部还没腐烂，影响播种质量。早春雪又大，小麦播种遇到很大困难，时到清明，播种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总场召开紧急会议，操犁同志主持。当时干部职工都很着急：有的主张取下开沟器，昼夜突击，先把种子播上，然后用耙覆土，但一经分析，这种方法只能保住百分之五六十的苗，会造成减产。有的主张单机直播，干一片播一片，这样又破坏了土地连片，造成收割困难。苏联专家也有两种意见。突出地反映了农时与质量的矛盾。王操犁同志非常沉着地说：“我们播种是为了打粮，所以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抢农时；当然，错过农时也会造成减产。大家都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随时作好准备，抓住战机，夺取胜利。”根据这个精神，立即停止不顾质量的抢播，并集中全力清理田间，间修机具和拌种配料。等到机车能下地时，昼夜抢播，终于在4 月25日前播完了小麦，质量基本上达到要求，当年获得了大丰收。全场麦收总结时，大家都称赞场长“胸有成竹”。翻译向苏联专家转译时，说成“场长肚子里有一根竹棍”，逗得大家一阵大笑。这段故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