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黑龙江边


　　　　　　　　　　　　　　　　　　 黄 家 景
　　1958年，我当时是陆军第七预备师的师长，部队驻在河南省安阳。1 月份，我接到通知，让我们师的师长和政委去北京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我如期赶到北京，住在三座门志愿军招待所。
　　原来这是决定部队转业的会。那时全国有l0个预备师，师长、政委都来了。会上决定了这几个预备师都全建制的转业至北大荒和其它地方，开拓边疆，建设农场。说实话，当时思想有些不通。
　　我是1932年在家乡四川参加赤卫队，后来又参加红四方面军，当过骑兵团团长，在硝烟烈火中厮杀大半生。现在让我脱掉军装，开荒种地，从感情上舍不得哺育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在那次会议上，像我这样想法的同志们、领导干部，还不止我一个。
　　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将军，以他锐敏的眼光察觉出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便将这些师长、政委找来，一个一个地谈心，做思想工作。
　　我是军人，首先得服从命令；我又是党员，党员得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定。开完会后，我立即回到安阳驻地，向部队传达军委关于部队转业的决定，进行动员。预七师部分人员去志愿军，部分人员去福建，排以上军官全部转业到北大荒。除了预七师外，还有预一师等6 个预备师，也都转业至北大荒。转业的时间定在3 、4 月间。
　　为了妥善安排转业人员，我便提前于l 月下旬来到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我到了佳木斯后，在合江地委和佳木斯市委的支持下，住在西南岗一所学校里，暂时安下身来。按照农垦部的指示，要在合江地区筹建合江农垦局，管辖合江地区（合江地区主要是三江平原的腹部地区）的所属农场。
　　4 月初，预七师6 个团，6 个独立营的排以上干部登上北上的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行车，来到了佳木斯。同时来的还有预一师的转业官兵及其他部队的。由于佳木斯住房紧张，转业人员便驻扎在离佳木斯有一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汤原县，那里城郊有一个由铁道兵修建的营房，人们叫它“北大营”。
　　转业官兵在“北大营”住下以后，王震将军来了。4 月20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震将军在“北大营”召开大会。他站在讲台上，用宏亮的声音说：“军委决定，预七师、预一师转业，建设农场，北大荒需要你们……”他勉励转业官兵要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开发边疆，建设边疆。
　　4 月27日，经农垦部批准，正式成立合江农垦局。农垦局设在佳木斯。农垦部任命我为代理局长，任命原友谊农场场长王正林为副局长。
　　合江农垦局建立后，第一步就是制定规划，组织这一大批转业官兵有计划地在三江平原按当时农垦部提出的“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方针，安营扎寨，开荒建场。从4 月初开始，一直到5 月，陆陆续续来到合江垦区的转业官兵共约17000 余人，各兵种、军种、军校等都有。预一师与预七师是两个建制师来的，连武器都带来了。这l7000多转业官兵，除了一部分充实到原已有的二九○、绥滨、宝泉岭、伏尔基河（现新华农场）、汤原等农场开辟新点外，还准备在黑龙江边的萝北县境内建立一批农场。
　　北大荒到了5 月就是春耕大忙季节。小麦早就播完，大田等着开犁。合江农垦局决定预一师、预七师的全体转业官兵，再加上重庆北碚步校、信阳步校、泸州干校以及志愿军军直单位的转业人员，进入黑龙江边的萝北县。
　　萝北县是清末宣统年间才设县治的。在50年代末，只能说是一个大屯子，全县人口才1 万多，县治设在凤翔镇，镇上只有一条黄土大街，没有几幢象样的房子。
　　萝北县一下子增加那么多人，住宿就成了问题。在县委的协助下，只得暂时住在居民家里。
　　为了不打扰居民正常生活，有的转业军官干脆就住在苞米楼里。还有的人就在街边上支起帐篷，睡在帐篷里。
　　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了，否则就有种不上地的危险。于是我便领着勘察队，把萝北县境内的荒地勘察一遍。这里的土质非常好，都是油质很厚的黑钙土，老乡们说：“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荒地勘察完后，决定建立预一师与预七师两个农场。5 月上旬又将志愿军200 名转业官兵编成两个队，开进萝北农场的两个生产队，重起炉灶，拉开垦荒战斗的序幕。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的。别说没有汽车，就是有汽车也没有一条公路。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到了中午，大个儿的瞎虻轮番地向人袭击，叮在皮肉上一咬就是一滩血。人们只有折一把帚条，边走边打。这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对那些才从大城市里下来的转复官兵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在这里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经过长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打过四川军阀杨森、刘湘，以后又随红四军建立鄂、豫、皖根据地，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我都经受过，而且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没有想到今天又迎接了这样一场与自然的搏斗。共产党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决向前；没有享受的权利，只有吃苦的义务。艰苦、困难，只是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转业官兵到了生产队后，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好在草甸子里有的是羊草，便就地取材砍些榛柴棵子、桦树条，搭起窝棚。窝棚里面又搭起地铺，铺上再垫上一层厚厚的羊草，总算住下了。
　　生活安定以后，根据勘察的规划立即组织开荒。这开荒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头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平地积了一米多厚。开春以后，气候转暖，发生了严重的内涝。合江农垦局调拨了几台拖拉机，但“英雄无用武之地”，机车下不去，只好用人拉犁，然后再用播种机播。我们就是采用这种原始的耕作方法，在新开的荒原上站住了脚。
　　住窝棚是暂时的，总不能让我们的垦荒大军老住这种原始、简陋的住宅。有些转业官兵由于长期住潮湿的窝棚，身上都长了疥疮。这时合江农垦局党委提出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以“安定军心”。于是农场便抽出一部分人力，突击盖房。这些人过去都是拿枪的，有的还是专业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搞过建筑，现在只得“逼上梁山”。北大荒建房不像城市那样画设计图，一个方案接一个方案。这里只要看好地点，用石灰洒几条线，再刨几个坑，就算打好地基了。在盖房中真是各显神通，无师自晓，有的采用关内农村板打墙的办法；有的采用东北民间的土坯垒墙或者用草垡子垛墙；还有的技艺水平较高的，用草辫子掺上泥砌墙，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这将来在北大荒的建筑史上，得好好地记上一笔。至于苫房子的草，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割的。规定每人每天收工回来，必须带一捆羊草。几天以后苫房用的草就解决了。一下子要盖一批房子，突出的材料问题是铁钉。要买买不到，即使能买到也解决不了那么多。大家一动脑筋，办法又有了，将平时拣来的马掌子、扒锯子、旧铁丝等交给烘炉，居然打出一批质量不太高的铁钉，解决了钉房架问题。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一下子盖起了4 千多平方米的简易住房，转业官兵结束了住窝棚的历史。
　　住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吃的问题变得突出了。1958年正是“大跃进”年代，人们的脑子都在膨胀，由于浮夸风的影响，搞得口粮都很困难。再加上是新建场，运输力量也不够，有粮食也运不进去。开始，还能吃上高粱米和咸菜疙瘩。以后高粱米也没有了，正好苞米结了棒，便顿顿煮青苞米棒吃。由于缺乏营养，许多转业官兵程度不同地得了浮肿病，全身乏力，心慌气短。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一起偷粮事件，表现了转业军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58年10月，合江农垦局党委决定，把萝北县境内的江滨农场、预一师农场、预七师农场与萝北农场等4 个农场，还有原地方高级农业合作社、32个青年垦荒村点及移民村，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政企合一的三级制国营萝北农场，同时又称萝北县，挂两块牌子。
　　1958年以后，浮夸风越刮越大。这一年上级又提出“农场要以大豆为纲”。农场大种黄豆，以致造成农作物比例失调的现象，打乱了传统的轮作制度，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农场，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这一年，中央农垦部召开会议，要我们继续扩大开荒面积，提出牡丹江垦区再开300 万亩，合江垦区开l50 万亩。牡丹江垦区同意了，我经过认真地考虑，没有同意，后来减少到l00 万亩，我才勉强接受。搞农垦就是要开荒，但开荒也是一门科学，不能盲目地开，否则，破坏生态平衡，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1963年春天，牡丹江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我被任命为副局长。这时，我国经济经过3 年困难后已处于恢复、振兴时期，我们对下属农场作了相应的调整，由预一师、预七师为主建立的萝北农场撤销，分别组成军川、应山、延兴、青年和江滨5 个农场。
　　回顾往事，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当时那栉风沫雨，团结战斗的创业岁月，仍铭刻心间。30多年来，那些可敬的转业官兵，有的已经调出，有的退居二线，有的已长眠地下。不论是生者还是死者，他们都为开发北大荒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精力。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北大荒史册。
　　　　　　　　　　　　　　　　　　　　　　　　　　　　　　　　 (丁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