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杨 华
1955年3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有志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4 月,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市第三届团代会上作报告时说,在我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0亿亩可供发展农业。但是有一半还没有开垦,这些沉睡的土地大部分分布在边疆。他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团中央的关怀、支持下组建的,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和我是发起人。
1955年8 月9 日,我们5 人首先向北京团市委递交了组建志愿垦荒队的倡议书。12日,胡耀邦同志在他的家里接见了我们。l6日,倡议书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上发表。
倡议书发表以后,在北京市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且波及到全国。很多青年热烈地响应我们的倡议,纷纷用写信、面叙等形式到北京团市委、各团区委报名,要求参加垦荒队。他们当中有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转业官兵等。仅l4天时间,就有近l000名青年报名。其中,北京市564 人,外地(包括19个省、16个大中城市)329 人。我们从中挑选了60名作为首批队员。
全市群众开展了热烈的支援活动。仅半个月全市青年支援我们的款项就有69696 元。北京市的工人用业余时间拣废钢铁,为我们赶制了镰刀、镐头等各种农具。内蒙古支援了65匹马,鹤岗矿务局送给我们一顶帐篷,沈阳市的一位尼姑给我们送来一条毛毯(现保存在北京庄)。东欧一些国家全都进行了宣传报道。日本一些友好人士、友好团体给我们寄来大批书信。到北大荒后,我们收到的各种信件足有三麻袋。党和人民以及各界朋友给予我们的支持,使我们心情振奋。
8 月23日起,全体队员在团中央集训一个星期,做好到边疆后吃大苦的思想准备。从队员中选了一名卫生员,配给药箱、药品。随后,每个队员进行了身体检查。听说北大荒狼多、熊多,又给垦荒队配发了4 支枪。垦荒队员中(其中女队员12名),有党员l6名、团员42名,成立了党、团支部。团市委的干部陈启彬任党支部书记,我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任副队长。张生和黎燕打前站,提前来到萝北县名山踩点,为我们后续队伍到来做准备工作。
8 月30日上午9 时,首都l500名青年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送。北京市各界派代表参加。北京团市委第二书记王照华,在会上作了《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和成立经过的报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重要讲话,他称赞我们到边疆垦荒“是中国青年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会上,他亲手把一面“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授给垦荒队。当我接过这面鲜红的大旗时,由于兴奋,竞忘了和他握手。欢送会后,我们背着背包,徒步去前门车站,沿途受到北京市人民热情的夹道欢送。
路上,每逢停车站,都受到人们的迎送。场面是极其热烈的。列车到达哈尔滨,中共黑龙江省委、团省委的领导到车站迎接我们。出了站台,欢迎的人群一直排到当时的喇嘛台。到鹤岗后,两台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萝北县城。
这时,买马和买农具的同志已提前到达。我们用团中央从全国青年捐款中拨给我们的27000元钱,买来35匹马、10副新式农具、两台胶轮大车、10部开荒犁和绳套。我们就用这些装备迈出了垦荒的第一步。
9 月6 日,垦荒队开进团结公社八屯前边的垦荒点,在草原上架起了第一个帐篷。60名队员就挤在一个单帐篷里,女队员住“二楼”,男队员在地上铺上厚厚的草,住“软卧沙发”,老乡们给我们的新家取名叫“青年屯”。
荒原上,小咬、蚊子、瞎虻三班倒,青蛙往被窝里跳。记得刚进点的那天晚上,成群的野狼把我们包围了。它们围着帐篷嗥叫。那声音,好吓人哪!不光人听了害怕,连马也把耳朵竖起来。
我想起当地老乡介绍的办法,就让队员们在帐篷周围点了几堆火。狼怕火,不敢靠前,但也不散去,整夜都能看到它们闪亮的绿眼睛,听到它们可怕的嗥叫。这一夜,大家都没能睡觉。
第二天,队员们打着“哈欠”干活去了。晚上,吃完晚饭,正准备睡觉,狼群的嗥叫声又由远及近传来,叫唤的更凶了。放了一阵枪,镇住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叫起来。我们在明处,狼在暗处,一连打了3 天,连根狼毛也没打着。
渐渐地,听狼叫也习以为常了。直到荒地被开垦,狼群才远走他乡。
9 月10日,我们在荒原上隆重地举行了开荒剪彩仪式。中共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团中央、团省委的领导干部,记者,作家和附近村民代表都前来祝贺。
6 副犁杖一字排开。阮永胜剪彩以后,我高喊一声:“开犁!”记者正准备拍照,哪知道,东北马听不惯北京的吆喝声,发惊狂奔起来,把扶犁的人甩出去好远,犁杖也甩得东一个西一个的。
这种令人发笑的事给大家的印象很深,谈起开荒史,总忘不了讲这个笑话。
垦荒是艰苦的,可我们的生活是欢乐的,垦荒队里充满了歌声。在我们垦荒队员中,有两首大家最爱唱的歌,一首是袁石作词、李德熙作曲的《青年垦荒队队歌》;另一首是瞿希贤的《青年们,向荒地进军》。《青年垦荒队队歌》中唱道: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
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的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
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战胜那风雹冰霜……
以北京青年垦荒队为开端,从1955年9 月至1956年11月,总共有14批垦荒队员2567人来到萝北荒原,汇成一支气势磅礴的垦荒大军。其中,男队员2000余人、女队员560 余人;有党员265 人、团员ll60人。
与此同时,辽宁、黑龙江、河北、上海、山东、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16个省市以及部分县镇也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共有20多万青年奔赴各地荒山、荒原、荒湖、荒岛,开荒建点,安家立业。
1955年冬天,各地来萝北垦荒的青年越来越多。为了统一领导各地青年垦荒队,团中央征得黑龙江省同意,决定先以“京津冀”三支垦荒队为基础,建立“萝北县青年垦区工作委员会”,由团中央直接领导,地点设在“青年屯”。团中央选派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宋三洪任党委书记兼主任,下分4 个大队:运输队、伐木队、编织队、清荒砍柴队。
为准备1956年建庄盖房,入冬以后伐木队上山伐木。山上林木茂密,队员们看哪儿树密,哪棵树直,哪棵树好伐就伐哪棵。结果,6 盘大锯伐了1 天只倒下l 棵树,其余伐过的树木全搭了挂,怎么拽也拽不动。全队只好放假l 天,下山请教。县里派了1 名技术员上山指导,手把手地教,终于学会了。新年前准备了能建二千多平方米房子的木料。
运输队的任务是往各点运送木材。60多个人,27台大车,从50多里外的肇兴往回运送国家拨给的木材,往返3 天一趟。那时,赶车的都是从队员中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个个都是精精爽爽的小伙子,大车排成“长龙”,威风凛凛地走在萝北公路上,人们投以羡慕的眼光。那曾料到,在这条往返的途中,处处有艰辛与困苦。
11月13日这天,是个刮烟儿炮的天气,西北风象小刀似的在我们脸上割着。队员们穿着大衣、大头鞋,戴着狗皮帽子坐在车上,越坐越冷,越冷越不动弹,脚冻麻,身上冻僵了,还依然坐在车上。等到了肇兴,有些人连车都下不来,腿脚不听使唤。有个叫周俊的小伙子,冷得进屋就烤,烤热了后就往下脱鞋,结果10个脚趾甲盖随鞋一同拽掉了,血顺着脚趾往下流,十指连心哪!可他还是强忍剧痛,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还有一位名叫孙敬贤的大个子青年,把耳朵靠近火炉一烤,出来两个水铃铛。当时,我也懵了。后来,还是请教乡亲,才知道了怎样防寒。
新年后的一天,午夜12点多钟,队员们兴高采烈地把我从被窝里喊起来:“队长,快起来,下大雪了!”
我急忙起床,出去一看,厚厚的积雪已没过膝盖,把门都堵上了。我们在北京哪见过这么大的雪呀!大家兴致勃勃地高喊:“下雪了!”“看大雪呀!”这时,我猛然想到,这么大的雪不把山里的木头全埋上了吗?怎么运输,还能完成任务吗?大家一听全都愣了,怎么办?全体队员的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我。我说:“做饭,喂马,上山。”
天,还黑蒙蒙的。我们运输队借着银白色的雪光上路了。
这天早晨,垦区工作委员会和县委的同志一看下了铺天盖地的大雪,心里惦记着我们这帮小青年,急忙扛上铁锹,骑着马来到我们的驻地。到了帐篷跟前,没见到我和队员们,非常吃惊地问道:“你们队长哪去了?”答道,“全上山了。”他们赶紧跨上马,顺着脚印来到伐木场。一看,我们从雪里往外扒木头,干的正起劲。垦区主任宋三洪看到这个场面,激动地下了马,站在山边上,放开嗓门高声喊道:“小伙子们,你们干得好啊!”听到这句鼓舞人心的喊话,像一股暖流通遍全身。那情景至今还没有忘怀。
从1955年9 月到1956年3 月,垦荒队共开荒l200亩,耕地350 亩,砍柴270 万斤,打草20万斤,盖宿舍36栋、马棚30间。垦荒队员经过艰苦顽强的奋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站稳了脚跟,为实现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出了贡献。
1956年6 月7 日至l0日,胡耀邦同志来到萝北青年垦荒点视察。他会见了各垦荒队发起人,到各个青年庄慰问垦荒队员,深入田间看了队员们种的庄稼。嘱咐大家要经受住考验和锻炼,要热爱“北大荒”,在“北大荒”扎下根,成家立业,希望不久的将来“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
他还帮助垦荒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春天,万物复苏,柳树开花,青草发芽,苦菜花遍地开放,一派勃勃生机。
为了照顾地区间的差别,于1956年5 月4 日垦区的4 个大队又重新以省市为单位组织成立了北京庄(300 人)、天津庄(300 人)、河北庄(600 人)、哈尔滨庄(500 人)等4 个集体农庄。我为北京庄主席,陈启彬为党支部书记;贾莲荣为河北庄主席,庞伸志为党支部书记;范素兰为天津庄主席,王春甫任党支部书记;梅树生为哈尔滨庄主席,吕希孟任党支部书记。
我们北京庄的全体队员,时刻不忘自己是全国第一支垦荒队,不忘自己的誓言:“决不给大旗抹黑,不给首都的亲人丢脸。”我们当年开荒l800亩,加上1955年秋开荒约3000亩。产粮豆14万斤,上交国家粮食74000 斤,收入l5600 元。1957年,我们建设了新庄点。它座落在一个全是银白色的白云石构成的小山下,庄前是凤鸣河,庄后是鸭蛋河,依山傍水,土质肥沃。我们当年建起了10栋住房、l 栋大宿舍、1 个大食堂、1 个马棚,还有猪舍、羊圈、木工棚、磨坊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庄。
北京庄的垦荒队员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头3 年,没有发工资,生活津贴也没有。3 年中,每人除每年发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双棉鞋外,每人发过一顶廉价狗皮帽子,还发过一件大衣。每月11元钱的伙食费,零用钱差不多都是家里寄来的,没有家的只能靠同志的帮助了。1956年到1958年的3 个春节,每个队员只发给5 角钱过年。就是在这苦与乐、挫折与幸福的奋进中,垦荒队员们爱上了“北大荒”,他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这块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产生了爱情。1956年元旦之夜,草原上大雪纷飞,草屋内灯火明亮。刘玉锁、柴慧珍等七对队员结为夫妻。新的生活伴随着事业的发展,在荒原上开花结果,繁衍发展。
(梁亚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