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文艺》忆旧


　　　　　　　　　　　　　　　　　　 郑 加 真
　　　　　　　　　　　　　　北大荒使我跟文艺结下不解之缘
　　1958年春天，“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这个历史事件，使我从春暖花开的繁华首都，突然来到了大地封冻的荒凉北疆。我的身份也就从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一下子变成了国营八五六农场三分场一队的普通农工了。
　　从此，我这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人，跟北大荒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块神奇的土地，又使我跟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我29岁，在生产队当一名青年突击队员，穿着卸下肩章、领章和“八一”帽徽的军装，参加了开荒建点的各种劳动：修路、盖房、伐木、播种……一天，我们在一个名叫“老等窝”（“老等”是一种水鸟）的水草甸子里割羊草。热情的竞赛，笨拙的干劲，使我不慎挂彩了——飞快的镰刀从草丛弹跳到小腿肚，顿时划开了一寸长的口子，伤口象小孩嘴似地张开，血流如注…
　　…我只好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全身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小腿不能动。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为什么不把眼下的沸腾垦区生活写下来呢？……我找了七八张信笺（那时没有稿纸），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一口气把北大荒生活情趣和感受倒在纸上了。借用当时郭老为10万转业军人壮行的诗篇的题目：“向地球开战”。副标题是：记我们在密山地区的生活。我写信给北京的战友，请她替我重新誊写一遍，寄哪家报刊都行。不久，《新观察》刊登了我这篇处女作。
　　就是这个偶然事件，使我在人生道路上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冬天，农场调我到宣传部工作。当时，正处“大跃进”年代，文艺也要放“卫星”。几乎每个农场都在起劲地办热情洋溢而又不自量力的“文艺刊物”。一天，政治部主任找我，让我筹备《青山文艺》。刊名“青山”，是因为场部坐落在小青山麓。我一个人从组稿、编稿，一直到出版、发行，忙乎了近半年，总算为农场正式铅印出版了一本文艺刊物。它是创刊号，也是“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期。这是可以预料的，生产水平和文艺力量都很弱的偏远农场，不可能长期办文艺刊物。《青山文艺》印了2000多册，颇受转业军人和农场职工的欢迎，所以，新鲜了一阵。诗歌稿多，小说稿少。我硬着头皮赶了三个短篇（《小鬼送肥》后来被牡丹江农垦局出版的《北大荒文艺》刊用）。
　　就这样，我就跟《北大荒文艺》打上了交道。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59年牡丹江农垦局召开业余作者代表会议时，我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来了。
　　　　　　　　　　　　　　 《北大荒文艺》的诞生
　　我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时，它已经创刊一年。
　　作为牡丹江农垦局的文艺刊物，它的诞生是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必然产物。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经转业官兵亲手开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建起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群。
　　这一伟大的英雄业绩，必然呼唤着自己的足以反映荒原巨变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北大荒人形象的文化艺术。这样，《北大荒文艺》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促使这本由复转军人创办的刊物诞生的具体条件还是很多的。因为在大批转业军官中间，原来就从事文艺编辑和文艺创作的不乏其人。象林予、钟涛、杨昉等同志，他们既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又有创作实践；对于办刊物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林予原是总政文化部创作员，转业前就写过反映云南边防生活的长篇小说《塞上烽烟》，他还同白桦合作，写过电影剧本《边塞烽火》（1957年由长影拍摄）。符钟涛原是《解放军文艺》编辑，擅长散文和短篇创作，转业那年，也出版了短篇集《静静的港湾》。杨昉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冯德英的《苦菜花》是由他担任责任编辑，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这样的同志，当时不止三五个，而是有一批。这就为创办刊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至于原来只是爱好文艺、由于火热的拓荒生活带来的激情而拿起笔来的人，为数更多了。
　　当时八五六农场居然成立了“青山农场作家协会”，会员120 人。现在听来，是可笑的事，显然受“大跃进”影响，文艺也搞起群众运动来。但，转业官兵中的一批业余文艺爱好者，正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拓荒建场生活，获得文艺创作的源泉和本领，从而跨入作家行列。我记得，除八五六农场办了《青山文艺》外，八五。农场办了名叫《农场生活》的文艺刊物，也只出了创刊号就停了。
　　它的作者中间有从总参谋部转业来的军官张惟、王主玉（前者曾出版散文集《芦沟桥畔》，后又出版《雁行集》，后者来北大荒著有长篇叙事诗《雁回岭》），还有从北京军区转业来的罗国士，此人后来曾与沈默君合写了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八五四农场创刊了《迎春》文艺，寿命稍长一点，出了两期。它的作者队伍中后来成名的诗人陆伟然（著有《流云集》、《长翅膀的歌》等诗集），是从志愿军部队转业来的，当年在农场开拖拉机，当车长。八五九农场创办了《乌苏里江》，刊名富有北疆色彩，办得也很活跃，作者群里有林哨、王水心、龚宗涤等，都是转业军官……总之，农场大批业余作者和创办的各种文艺刊物，为《北大荒文艺》诞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大荒文艺》大约是在1958年秋天开始筹办的。当时，牡丹江农垦局宣传部物色刊物编辑人员，首先考虑到总政文化部转业来的文艺编辑和作家，林予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他在八五。
　　农场六分场五队已经当了半年农业工人，报到后就接受了筹办刊物的任务。此后，钟涛、杨昉等人，都陆续从各农场调来。
　　编辑部设在密山北大营农垦局大楼的宣传处办公室，创刊号的稿件就是在这里编的。当时，美术编辑只有张作良一人，后来又调来晁楣，一起研究创刊号封面设计，经过大家紧张的工作，《北大荒文艺》创刊号终于在当年ll月诞生了。创刊号内容比较丰富，有浓厚的北大荒气息。中央农垦部办公厅主任彭达彰还为刊物撰写了发刊词。
　　　　　　　　　　　　　　　　 从密山搬到虎林
　　1958年冬天，牡丹江农垦局由密山迁往虎林县，编辑部也随之来到虎林。这是第一次搬家。
　　当时，虎林县城很小，容纳不下作为中央农垦部直属垦区的大批机关人马，住房很紧张，编辑部就临时在虎林大街上找了一间门市房子，听说过去是一家药铺。大家就在这间又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的房子里，紧张地编稿，接待来自农场第一线的业余作者。
　　后来编辑部越来越兴旺了，l0多个人连桌子也摆不开，于是就第二次搬家。那是一幢孤立坐落在农垦局大楼西北角的房子，编辑部在这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北大荒文艺》除了创刊号以外，其他18期都是在这里编辑出版的。
　　我就是在这幢独立房屋里开始了编辑生涯。那时，可以说是编辑部最兴旺的时期。林予已不在编辑部，成了专职创作员，在酝酿写他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张作良、晁楣等则在《北大荒画报》工作（《画报》只出了创刊号就不办了），他们也成了专职创作员，一边搞版画创作，一边为《北大荒文艺》提供封面和插图。编辑部一共有10多人。领导小组由钟涛、杨昉、虞伯贤、王水心和我5 人组成。后3 人是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初期由虞伯贤负责，后期由我负责。
　　10多位编辑一共分了4 个小组。小说组，杨昉任组长；散文组，钟涛任组长；诗歌组，王忠瑜任组长，他是从空军政治部文化部转业来的，成员中有彩斌、以及从西北公安军转业来的萧英俊；评论组，虞伯贤任组长，成员中有从总参训练总监部转业来的王观泉，还有张勤。另外，通联和内勤工作由王其力负责，他是从军委空军司令部转业来的。唯一的女编辑罗织晶，是云南大学的学生，她是随着转业军官丈夫来到北大荒的。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保留着部队艰苦奋斗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当时，好多同志的家还在密山县城，没有搬来；有的同志的爱人还在南方大城市，没有调来；也还有少数单身汉。
　　这个碉堡式的编辑部，既是办公室，又是集体宿舍。三间面积不大的房问，被办公桌椅、床铺、水桶、炉子、煤堆、铁锹农具……塞得满满的。屋外还开了一点荒地，种了青菜、土豆、窝瓜、黄烟之类，聊以改善生活，增添情趣。
　　　　　　　　　　　　　　　　刊物带来的硕果与风波
　　当时，编辑力量颇为可观，效率也是高的，每月一期，国庆节还出“特大号”。总之，大家有着一股使不完的劲儿。经常下场组稿，没有汽车就搭货车，搭顺路的拖拉机；招待所满了，就住大车店，住集体宿舍，或挤在业余作者家里。回来就投入紧张的编稿，不分白天黑夜，编完了稿，就抽空搞个人创作，真是“见缝插针”，编辑、创作两不误。独立家屋火墙不好烧，一捅炉子满屋灰，桌上、稿子上落下厚厚一层，有时顾不上打扫，弄得一个个像灰猴似的。那里没有自来水，附近也没井，每天得轮流挑水或抬水。大家用水非常注意节约，一遍又一遍地洗，用完了脏水浇园子。1960年遭灾，粮食定量下降，搞“瓜菜代”。每天每人发一块用酒糟掺合的饼子，相当红砖大小，颜色也是红褐色的，美其名日“烤糕”，每餐吃1 ／3.为了生产自救，编辑部还到八五一一农场开了一块荒地，种点粮食和大豆，解决口粮不足。
　　就是在上述这种热气腾腾而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把刊物一期一期地编排出来，又挤出业余时间搞点个人创作。《北大荒文艺》一共出了19期，从1958年11月创刊，到1960年6 月终刊，总共出版约200 万字的作品。作为北大荒文艺园地，它培养了大批业余作者，出了好作品，又向全国人民宣传了这块神奇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变，并塑造了具有献身精神的北大荒人的艺术形象。
　　当时，《北大荒文艺》与全国各大报刊和出版社的联系很密切，不少刊物纷纷刊登或转载我们的作品。有的刊物和出版社还专门派人来虎林组稿。1959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北大荒第一本散文小说集《荒野里响起号角声》（钟涛、林予等著），接着，省出版社和上海少儿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展翅高飞》、《金色的北大荒》等集子，这些集子都是从《北大荒文艺》各期中选编优秀作品而成。
　　值得提到的是，钟涛的散文《荒野里响起号角声》和林青的散文《大豆摇铃的季节》都被选人《全国散文选》。彩斌的组诗《北大荒姑娘》在《诗刊》刊登后，引起诗坛的巨大兴趣，以致好几家报刊进行了讨论。《黑龙江短篇小说选》共选了林予、钟涛、王忠瑜、平青、林青、杨昉、郑加真、马力等人的小说，占全书1 ／5 的容量，比例是不小的。
　　《北大荒文艺》带来了丰硕的果实，但也带来了风波。1959年10月，“国庆特大号”出刊了，这一期凝聚了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心血，为了向国庆献礼，紧张筹划了好几个月，并把重点稿和质量好的作品都放在这一期上了。其中有一篇小说《第一书记上马记》（作者是八五。农场张惟），艺术性思想性都较高，被认为是北大荒文艺创作进一步深化的代表作。《北方文学》编辑部决定转载，大伙正为这高兴。不久，上级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接着，全国掀起了“反右倾”
　　的运动，于是，这篇小说便成了“靶子”，被说成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树碑立传”，“攻击大跃进”，是“毒草”。
　　那是1959年12月，垦区召开业余作者代表会，批判《第一书记上马记》，当时，作者张惟和责任编辑钟涛被迫作了检查。现在看来，《第一书记上马记》中的主人公，实事求是，不搞浮夸，反对说谎，正是一个可敬的共产党员形象。
　　　　　　　　　　　　　　三部报告文学体的农场史的出版
　　遗憾的是，垦区一场特大自然灾害，使这个反映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文艺刊物不得不停办了。那是1960年下半年，鉴于经济上的困难，全国纸张供应紧张，再加上其他因素，局党委决定刊物停办，机构保留，人员不解散。主要任务有三：一、抓好垦区编写农场史的工作；二、辅导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三、深入生活，完成个人创作任务。
　　当时，垦区管辖农场有l0多个，从八五。农场开始，一直到八五一一，再加上农垦大学、铁路、医院、工厂等直属单位，一共有20多个单位。经过层层发动，到1960年下半年，各单位都设立场史编写办公室，而成员又大都由业余作者担任。这样，这项工作很容易跟编辑部挂起钩来。
　　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每个农场都编写了一部农场史，它不同于现在的史志体例，偏重于回忆录，而且带点文学色彩。仅八五○农场就编了4 大本，一式稿纸，手写体，估计有30万字以上；八五六农场则是3 大本……不仅编了农场史，而且还编了《铁路建设史》（反映l0万转业官兵修筑从密山到虎林的铁路），《勘测设计大队队史》（反映转业官兵踏查荒原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以及《医院史》、《工厂史》等等。引入注目的是一本名叫“向左村”的《村史》，反映一批由国务院各大部下放来的“右派”在北大荒的亲身经历。可惜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这些场史、院史、村史都不知下落了。
　　当时，为了把这批宝贵的资料编印出来，煞费了苦心。农垦局已无力印刷这批场史，只好求助于各出版社。经过多方联系，总算有三家出版社答应编印其中的三部农场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印八五三农场四分场场史，后来书名叫《雁窝岛》；北方文艺出版社编印八五二农场史，书名叫《在南泥湾道路上》；上海少儿出版社编印八五一一农场史，书名叫《战斗在北大荒》。
　　为了进一步提高这几部重点农场史的质量，林予、钟涛和我分别去这三个农场，再次发动群众，充实内容，加工完善，经过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这三部带有报告文学体裁的场史终于在1961、1962年先后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雁窝岛》的书名，是董必武的手迹；当时董老的警卫员正是开发该岛的转业军人，是他请董老亲笔书写的。
　　　　　　　　　　 长篇小说《雁飞塞北》与《大甸风云》
　　林予和钟涛的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产生，将当时北大荒文艺推向了高峰。前者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因为反映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故事，两家就同意联合出版了。《大甸风云》原名《初醒的北大荒》，先由《收获》杂志发表，而后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尽管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在1962、1964年出版或发表。但，他俩为长篇创作所做的艰苦准备和艺术构思是同《北大荒文艺》的创建和发展同步进行的。农垦局领导很关心文艺创作，特别是宣传部副部长郑亢行同志——这位从总政治部转业来的团级干部为北大荒文艺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是北大荒文艺工作者永志不忘的，是他批准了他俩的创作假。
　　这两部长篇的手稿，我都看过。虽然他们谦虚地让我看后提出意见；但，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看的。两部小说都是集中地描写了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向北大荒进军的英勇气势，展现了复杂而炽热的北大荒生活，洋溢着高昂的革命精神；故事情节各不相同，风格迥异，但，都有着浓郁的农垦气息和北疆特色。塑造了垦区各级指挥员和普通农垦战士的生动形象，通篇闪耀着体现“北大荒人”精神的勇于献身、锐意开拓的光芒。
　　两部书出版后得到好评，不仅文艺界，而且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特别是青年读者，反响强烈；当时有不少青年学生就是看了作品后深受鼓舞，奔赴北大荒来了。《雁飞塞北》又再版一次，被评为当时的优秀长篇。这两部长篇的产生，不仅是垦区文艺事业的一桩大事，而且也填补了我省的一个空白。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也正是那时起，我心里就萌生了要继林予、钟涛之后，为北大荒写出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念头来。
　　　　　　　　　　　　　 　并蒂莲的《北大仓文艺》
　　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当时是建立两个垦区：除了牡丹江垦区，还有合江垦区（两者都直属于中央农垦部）。《北大荒文艺》创办的第二年，合江农垦局也创办了《北大仓文艺》。这两本文艺刊物，犹如并蒂莲开放在北大荒千里沃野之上。《北大仓文艺》创刊于1960年4 月，终刊于1962年2 月，共出版九期，总共78万字。
　　《北大仓文艺》主编由宣传处副处长卜荣先兼，副主编是窦桂萱，他和其他七位编辑也是清一色的转业军人。分工是：苏金星编小说，谌贻琦编散文，黄天顺编诗歌，陈中夫编曲艺，武一筐编评论，廖有楷和杨凯生担任封面设计和美术插图。有趣的是，它的封面设计跟《北大荒文艺》相同，也是每期一幅套色木刻版画，真是名副其实的“并蒂莲”了。刊物发表的作品曾多次被《新观察》、《解放军文艺》、《北方文学》等转载。1962年出版的《黑龙江短篇小说选》中，曾选刊了斗强的《我怀念的同志》和罗平伟的《一张没有注名的奖状》。1962年，《北大仓文艺》多数人员调动，编辑室划归报社领导，出版最后一期（总第九期），也就停刊了。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丁玲同志，她跟聂绀弩、丁聪的命运一样，“反右”时被扣上了“大右派”
　　的帽子。当时她丈夫陈明已先期来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她本应留在北京，但她坚决要求来北大荒。她先到密山找农垦局长王景坤，说明来意。由于王震部长的关心和安排，同意她和陈明一起来到铁路边上的汤原农场“落户”。开始她在农场畜牧队跟山东支边姑娘和转业军人家属一起干活，切菜，喂鸡，兼做扫盲教员。后来又经王震部长的安排，转到宝泉岭农场“落户”。
　　她和陈明两口子在工会帮助工作，扫盲，办板报，还亲自整理一位老职工的“家史”。就这样她在北大荒呆了12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北京来人带走，才离开北大荒。在农场，她同转业军人和家属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悄悄地写下了好多有关北大荒题材的文艺素材。可惜，这些宝贵资料没有逃脱“文革”浩劫的命运。平反后，她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杜晚香》，正是以当年农场工会积极分子女工为模特儿写成的力作。作品渗透了这位老作家对北大荒的深厚感情。
　　1981年7 月，老两口重返北大荒，我陪同她到当年劳动过的农场、生产队和住过的简陋家屋看望。
　　她说：“我留恋北大荒的土地，留恋北大荒的战友，留恋北大荒的豪迈事业……”
　　有趣的是，当年停刊的《北大荒文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复刊了。我代表刊物约请她题词，她谦虚地说：“我不题词，我可以把写好的文章，先给你们发表。”1982年1 月《北大荒文艺》（复刊后的总第14期）发表的《初到密山》，正是她回北京后赶写出来的，也是她给北大荒人的一份厚礼。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她来北大荒的情景，特别是她与王震部长见面时的场面，倾注了她那深邃而又细腻的艺术魅力。这篇作品仅仅是她《风雪人间》中的一章，可惜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
　　　　　　　　　　 “北大荒文艺组”的合并与解散
　　《北大荒文艺》停刊后的第3 年，也就是1962年夏天，牡丹江局和合江局正酝酿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之前，农垦局就把各摊人马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北大荒文艺组”，责成我负责。文艺组就成了无所不包的机构，不仅有文艺编辑，还有美术人员和电影摄制人员。正在机构动荡、人心浮动之际，省文联派副主席武新春同志，专程来虎林商量调人的事。当我看到武新春提供的名单时，我的名字列在首位，其后是钟涛、杨昉、林青、王忠瑜、王观泉、萧英俊……当时我的心情又喜又忧，这些战友将调省当专业作家，比留在动荡的农垦机关的发展前途要大；可是，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希望省里“一锅端”，但，再三商量结果，还是调上述几名同志，这样，钟涛等都走了。鉴于还有一摊人马留在垦区，领导上就把我留下来。文艺组还剩下l0多人，直到1963年春两个农垦局合并时，就搬到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所在地。1963年秋天，文艺组其他人员也都调出，继而宣布解散。我留在总局宣传部，并酝酿构思我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即长篇小说《江畔朝阳》的初稿），这是后话。
　　随着l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而兴起的北大荒文艺初创时期，经过5 年，至此告一段落。共出版长篇小说2 部、短篇小说集7 部、报告文学集3 部、散文、儿童文学集l0部；两家刊物共出版28期；培养的业余作者中，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共12人（至今留在垦区有3 人：平青、丁继松和我），省作协会会员45人（留垦区的8 人），其中列入《中国文学家辞典》的作家有：林予、钟涛、林青、王忠瑜、肖英俊、张惟、陆伟然、王主玉和我。
　　转眼间，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物换星移，人事沧桑。有些同志已经去世，如杨昉、林青、王水心、萧沉、马力、彩斌等……我写的这段回忆，也算是让人们记住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有这样一批转业官兵，在开拓荒原的同时，也开拓着北大荒的文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