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大荒


　　　　　　　　　　　　　　　　　　　　 钱 怡
　　我是1969年5 月支边到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的。下乡时刚17岁。在这儿，人们仍习惯地称我们为“上海青年”；而在上海，同学们则叫我们“北大荒人”。
　　这些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你拖着一条带有残疾的腿，过着独身生活，为什么不回上海呢？熟悉我的人是关心我，不熟悉我的人是不理解我。要简单说就是：北大荒有我的追求，有我的乐趣，我爱北大荒。
　　1973年，领导上让我当教师。当时我所在的连队学校小，3 个老师教90名学生。采用的是复式班的形式。我教四、五两个年级，从政治、常识、语文、算术，到音乐、体育、美术，无所不教，每个年级1 天6 节课，一周得备72节课，工作是劳累，但也是愉快的。边疆需要开发，更需要文化，需要人才。我满意地感到，我找到了生活中的位置，更何况当教师是我从小的愿望。
　　正当我张开理想的风帆时，社会上刮起了“返城风”。
　　我的右腿在上中学时摔伤过，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确诊治疗，遂病变为骨疣。这条腿对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来说，曾有过多少不眠之夜，甚至是难以弥补的隐痛，可在有些人的眼里，竟被看作返城的“通行证”。
　　1979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城了。面对当时我们这里知青宿舍人走屋空的情景，考虑到今后在北大荒工作、学习下去的困难，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如果回上海，今后的生活就要和“我要”
　　打交道了，我要这，我要那……这会使一个人在不断的索取中变得卑微；而留下，是北大荒“要我”，是事业的需要，这会使一个人在无私的奉献中获得乐趣。就这样，不带任何勉强的成分，更不是冲动所致，我决定了留在北大荒。
　　1981年初，领导送我去上海交通大学进修外语。两年的学习生活是在紧张的节奏中度过的。
　　在我即将返回黑龙江时，那些在我刚回上海时就劝我留下来的人又来“踏门槛”了，他们说：“两年前劝你的话，你可能听不进去，对那儿的感情深嘛，可以理解。现在在上海生活了700 多天，该有点‘感化’了吧？以你现在刚从交大进修完毕的条件，要想在上海立足还是不难的，关键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留下的打算了。”这时，我的耳旁又响起了北大荒的呼唤，两年间，我共收到了北大荒来信百十来封，字里行间渗透着思念和期待。我毫不犹豫地打点起行装，我确实没有留在上海的打算，从来没有。
　　当我回到宝泉岭时，学生们高兴地说：“老师回来了！”领导则惊讶地说：“你真的回来了！”而我呢，从生我的故乡，又回到了养我的北大荒，心里充满了喜悦。
　　确实，我是失去了很多：大城市的安逸，小家庭的温暖，健全的体魄，还有夭折的初恋。
　　我曾有过一位男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我来边疆后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但我们最终没有结合。男朋友的理想是在上海安家立业，而我的追求却是在北大荒创业，于是，我们平静地分手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自己选定的目标而奋斗。
　　1979年，宝泉岭中学安排我担任毕业班英语课，这对一个67届毕业生来说，真是惶恐不安。
　　但领导的信任，鼓舞我走上了讲台。1984年省电大在宝泉岭地区设工作站，英语专科精读课缺少辅导老师，站里借聘我兼做这项工作。我忐忑不安地以电大学员和辅导老师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电大课堂上……我不仅得到了信任，更时时感到北大荒的温暖。因为我右腿有点毛病，这些年来不管我调动工作到哪个单位总是受到“特殊照顾”——宿舍安排床位，领导又送来电褥子和电炉；出门有人搀扶，打开水有人“承包”，有时腿疼发作，医生闻迅马上送药上门，不用我走动一步；教小学时，连l0来岁的孩子也知道为我在讲台上放把椅子，还稚气地说：“妈妈告诉我的，老师腿疼。”有时走在大街上会有自行车突然停在我的身边，一声亲切的招呼：“老师！”不由分说就扶我上了车后座，将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
　　这样的事点点滴滴记在我心上。
　　有人说，你至今独自一人生活，不觉得寂寞吗？一点儿也不！感谢我选定的职业：教师。它使我天天生活在学生们纯真的爱中。1984年春节我病倒了，适逢寒假，我的学生都来看望我。那5 天里，我那l0平方米不到的小屋容纳过200 多人的来访。耕耘时，我从未想到过收获，可待到真的收获时，竟是如此地使我陶醉！作为一名老师，有什么比“桃李芬芳”更值得欣慰、自豪呢？刚当老师那年，我21岁，我的学生视我为“大姐”、“大朋友”。如今我的年龄和我的学生拉开了距离，于是，辈份也长了，学生来信有的称呼我“钱姨”了。有的女同学甚至动情地谈到：“老师，您将来不会象有的人说的那样过‘凄凉的晚年’的，假如将来您果真一人生活，我们会来到您的身边。”
　　1985年9 月10日，省里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彰了一批优秀教师，我荣幸地作为管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会后，承蒙领导关心，让我顺便享受探亲假，回到阔别3 年的上海。那次回家探亲，我一反常态，没带黄豆、木耳等土特产，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是我的学生寄给我的一迭厚厚的贺年片，它来自全国各地；二是9 月10日颁发的省优秀教师证书。全家人都理解我的用心，再不劝我返城，而是祝愿我在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就。
　　回到学校后，每周我有l5节高三毕业班的课，有时15节课包含高三和复习班两种教案；每周还得兼电大的精读课，最多的时候工作量达每周两个下午三个晚上；组里青年教师多，业务进修是硬任务，每周得分去我四五个小时的精力；星期日，我得辅导课外兴趣小组；假期里我得去参加各种学习，充实自己头脑。所有上述的工作，有不少属于可做可不做的“份外”事。有的同志劝我说，既然可不做，何必操这份心？我说，既然可做？为什么不做？特别是当这些工作换来祖国未来栋梁材的苗子时，我觉得我所付出的一切——值得！
　　经过我和外语组以及其它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学校高考成绩逐年上升，1980年英语最高分42分，1981年71分，1982年81分，1983年94分，1984年96分，1985年100 分。学生们越走越远，以前，考进的最好学校是佳木斯医学院、哈师大、黑龙江大学；后来，闯入了北京，迈进了上海。到1985年，我们宝泉岭的学生足迹已经遍布了我国的20多个省市，北大、清华各2 名，人大、政法大各l 名，上海复旦、交大各l 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各l 名……成绩喜人，极大地振奋了边陲的人们。新的高标准严要求又来向我们挑战了，有的学生在贺年词中写道：母校的老师，祝您们再接再厉，早日培养出留学生。我在心里下决心，还要再拼搏，再拿好成绩。
　　我爱北大荒，是因为北大荒人民给了我无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