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6年初夏，主持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工作的陈云同志，召见了来自延安的青年干部陈重。陈云同志说：“现在，我们在北满，国民党在南满。南满有衣穿，没有饭吃(粮食短缺)，北满有粮食，但没有衣服穿。前方作战损失最大的是冻伤，致死致残的很多，要想办法尽快解决。你的任务，就是两条：第一，尽快发展速生毛皮动物，如狗、兔、羊等，解决部队的手套，帽子和袜子；第二，发展亚麻，解决亚麻软化，代替棉布，解决部队的被服。发动群众是一个方面，办农场自己大量生产，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陈重立即到北安、克山、明水、拜泉等地，作了实地调查，并向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主任李六如同志汇报，提出了具体意见。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从南满向北满进攻，我军相继从四平、长春撤退，哈尔滨、齐齐哈尔地区受到战争威胁，便指派唐川和陈重去比较安定的佳木斯，接管了日本侵略军溃败时放火烧毁的佳木斯农事试验场，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的第一个农业试验场。
　　(摘自《历史的丰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1947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就在这年春天，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主持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李富春同志，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后，一再强调：“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于插足的地方，试办国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试验，以迎接解放后的农村建设。”同年6月，李富春在东北政委会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党中央指示时指出：“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在北满创办一个粮食工厂，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
　　6月，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根据东北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召集省建设厅长孙新仁，主任秘书李在人，农林科长、原吉黑军区司令部秘书刘岑研究决定，立即着手办一个500垧地的大农场。并由李在人、刘岑负责，抽调了5名工作人员，招收了11名技术工人，收集并修复了日本开拓团残留的三台拖拉机，带着冯仲云的亲笔信，到了珠河县(后改名尚志县)一面坡东太平沟小山子建立临时场部。经过短暂的筹建，于1947年8月12日开荒生产、经省政府批准，定名为松江省营第一农场。但是，这里地势低洼，地块分散，当年只开荒1300余亩。经过一冬学习、勘查，第二年迁至延寿县中和镇、秋天，再迁宁安县，当年开荒27000余亩，正式定名为宁安农场。
　　(摘自《历史的丰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我对创业初期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农垦战士们的无限怀念，自然也想起了当时任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林枫(1)同志对发展东北的国营农场事业所给予的令人难忘的关怀。
　　林枫同志原籍黑龙江省望奎县，他在辽阔的北满原野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对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熟悉，早在东北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他头脑中就已开始绘制东北农业发展前景的蓝图。1947年夏，中央建议在北满创办国营农场，他满怀热情的贯彻执行，批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积极筹办国营通北机械农场。1947年寒冬，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周光亚同志率领首批创业者，来到通北这块冰封雪飘的荒原。他们不畏艰险，在伪满开拓团残留的几间徒有四壁、荒草丛生的废墟上，支起小马架，刨冰扒雪，开始了艰苦的建场工作。当1948年春，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已经诞生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时，林枫同志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看一看。于是，在1948年5月，他去北满各地视察工作时，特意在赵光车站停车两天，详细听取了周光亚同志的汇报，并到现场观看了农场的规模和机具操作情况。在离开农场时，他深情的对周光亚同志说：办机械农场是一项新的事业，困难一定很多，可是一定要办好呵!他回到哈尔滨，专门找东北农业部的负责人魏震五同志谈了他的观感，并嘱咐魏震五同志要多关心通北农场，让它在提高产量和提高技术方面真正能向广大农民起示范作用。在同年十一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他又讲到：“机械农场，大家要把它看重，各省一定要搞，要学习，为将来的的农业机械化准备经验”。为了切实贯彻林枫同志办好机械农场的指示，东北农业部于1949年春，设立了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直接经营通北、永安、鹤山、盘山、马三家、北陵等六个农场，并与各省营农场建立了业务统一领导关系。
　　1950年秋，美帝国主义扩大在朝鲜的侵略战争，战火蔓延到我国边境的鸭绿江边，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时，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沈阳，成了支援战争的最前沿的后方基地，林枫同志也担负了相当繁重的一部分后勤工作。由于工作任务紧张，林枫同志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仅白天连轴转，就连晚上也难得到正常的休息。他和大家一样，身体熬瘦了，眼睛熬红了。然而就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大约是在12月中旬，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的同志写信请林枫同志为《机农简报》题辞。当时，我真不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分散他的精力。但是，长期以来林枫同志一向重视来自基层的意见的习惯，特别是他对国营农场事业所给予的特殊关怀，又使我不敢擅自作主。于是，我挤了个休息时间向他提起这件事，不料林枫同志听后毫不犹豫，欣然提笔写了“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农业机械化准备有利条件而奋斗。”让我们立即送走。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在我的记忆中也已经渐渐模糊起来了。但当不久前，我从农场总局史志办同志那里看到这一题辞的复印件时，顿觉感慨万分。林枫同志惨遭“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不辛逝世已经八年多。如今遍布在北满原野上的国营农场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他再也看不到了。但是，他的苍劲有力的题辞，将会作为他关心国营农场事业的有力见证，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枫同志关心国营农场，希望把国营农场办好。但是，创办机械农场，在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一项新的事业。初创时期，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的经验，技术水平低，以及农机具不配套，进口油料价格大大高于农产品的出口价格等多种原因，曾经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成本高，产量低，损失多，浪费大等。为了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1月，林枫同志命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两位同志到通北农场了解情况。当时，正值“三反”运动高潮，“打虎”之声遍及各个角落。我们到农场不久，农业部又委托我们代行工作组的职权，指导农场的“三反”运动。开始，由于我们对农场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加之受“打虎指标”的压力，为了“敲山震虎”，较多的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把农场的浪费问题看得过重，甚至怀疑在这远离领导机关的“深山老林”，一定会有“老虎”出没。一月底，我从通北回到沈阳，向林枫同志汇报情况。他听完汇报后当即提醒我，面对一大堆复杂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要头脑发热。并说，办好一个机械农场，不是容易的事。创办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事事都拔高，不要硬往“老虎”身上靠。林枫同志这些中肯的指示，对于我们的确是一付非常及时的清凉剂。尽管他已作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但他还是不放心。就在我们返场不久，当北满大地还在冰封雪盖的时候，他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再次到通北农场视察并作具体指导。他这次在农场干部会上开始讲的几句话，至今仍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天，我要反其意而用之。同志们战斗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生活很艰苦，也可以说是很穷，可是有人关心你们，这次我们就是特意来看望你们的，这也可以叫做“穷在深山有远亲吧!”这些话，让人听起来真觉得热乎乎的。特别是出自一个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口中，就更加重了它们的份量。它象隆冬季节飘来的和熙春风那样沁人肺腑，暖人心田，给了在农场工作的广大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林枫同志这次到通北，是为了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作准备。他在农场听了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并对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进一步办好农场，特别是如何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认真搞好当年的春耕生产等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回到沈阳以后，他又和东北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对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作较大调整，把东北军区的几个解放团农场和几个较大的国营农场合并(如把解放二团的香兰农场和通北农场合并)，加强了领导骨干，充实了技术力量，使东北国营农场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2年5月，我离开通北返回沈阳，把几个月来了解的情况向林枫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后觉得对问题摸得不透，他除了请东北局农委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同志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外，六月初又找我谈，他说，前一段存在的问题较多，对如何办好农场研究不够。他提出应该到关内办得较好的一些农场去看一看。遵照林枫同志的指示，我到北京通过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张省三局长的安排，到通县的双桥农场，南苑的五里店农场和冀东的芦台农场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并听取了张省三等同志关于如何办好国营农场的意见。回沈阳后，我把所见所闻向林枫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
　　1952年9月，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由林枫同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2)。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对国营农场的性质与任务，以及存在的严重缺点的认识，增强了办好国营农场的信心。林枫同志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国营农场创办五年来的成绩，分析了产生缺点的原因，针对农场实际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国营农场的任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改进政治工作和领导作风等问题，都作了重要阐述。最后，他鼓舞大家要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不断地把国营农场事业推向前进。在这次会后，东北局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东北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工作的领导，决定由副部长魏震五同志兼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长驻哈尔滨，具体指导工作。魏震五同志为了整顿和办好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日夜操劳，费了不少心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1952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东北国营农场的规模和经营管理水平，已远远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林枫同志亲自关怀的通北国营农场(现名赵光农场)，也已成为全国农垦系统中历史久长，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场之一。但是，作为一段历史来总结，在国营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东北局的这次会议，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而林枫同志对于国营农场事业的关怀，也将象创业初期在北大荒探艰踏险的农垦战士们所建立的业绩不可磨灭一样，在东北农业发展的历史篇章上写下它光辉的一页。
　　1949—1951年，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发展很快，领导也不统一，有直属东北国营机械农场管理局的，有属荣军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荣军农场和解放团农场，地方还办了一些劳改农场。当时办农场没经验，就出现了亏损。由于农场多了，领导又不统一，都要争地盘，争机器，争人才。于是出现了场与场之间的不团结现象，特别表现为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个别场队还出现了与民争地的现象。这些情况一直反映到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甚至中央也知道了。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来东北视察，特地到通北(现赵光车站)接见了部分农场领导干部，严肃地批评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不团结的因素，这是不好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闹矛盾，我首先要批评军队干部。你们不能骄傲，不要摆老资格，一定要尊重地方党政的领导。
　　林枫同志了解情况后，就派我带一个工作组下场(我当时是林枫的秘书)，调查了解如何把国营农场的工作搞好。1952年春，我和王锦卫同志(东北人)、还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来到通北农场。当时正值“三反五反”的高潮。在运动中，把许多浪费现象揭出来了，我们把问题看严重了些，实际问题还是生产管理没经验，产量低，亏损大。我们还听取了顾绍雄局长的汇报，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向林枫同志汇报后，决定召开一次国营农场场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很隆重的，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高岗、林枫、高崇民等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国营农场进行整顿，把解放二团建的香兰农场撤了，合并到通北农场；农场领导进行了调动，如周光亚从通北调到二龙山；荣军先与八一五合并，后来鹤山八一五又合并，叫九三农场，向俊选调去当场长。会后，又派我到北京双桥农场和芦台农场参观学习。8月参观回沈后，9月汇报，10日就让我担任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当时局长顾绍雄带一部分人去苏联参观学习，管理局主要还是由魏震五同志管事，王世英和我都是副局长，我到职不久就病了。
　　注(1)林枫(1906—1977)黑龙江省望奎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天津、北平、河北、山西一带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天津、北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1945年10月回东北，先后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代书记。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于1977年9月29日病逝。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注(2)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地区29个机械农场的场长，几个较大的农场的政工、财务、技术人员，各省委农委的负责人，各省农业厅长以及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人员共120多人。会议从九月八日到二十日，历时十三天。
　　本文作者1947年—1952年任林枫同志秘书，1952—1954年曾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现已离休，离休前是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
　　(本文选自《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汇编》1986年第2期)
　　我原籍是吉林省扶余县。1948年初接到县政府通知，选派我到齐齐哈尔去学“特种技术”。正月初五，我便背着行装乘车来到省会齐齐哈尔市。到解放门北侧的黑龙江省建设厅报到，接待我的是厅长王文同志。他看过我的“护照”后，把我介绍给秘书长瞿晶同志(文革前是省水利厅副厅长)，便送我到前院的“崔家祠堂”，并告诉我这是火犁训练班。这时才揭开了我一路遐想的谜——所谓特种技术，就是学开火犁。火犁班的学习生活很紧张，开始，主要是学理论、学政治。半个月后才开来一台万国牌36马力的火犁，确实是一个新物，我们一百多人围前围后地看个没完。起初，只有陈森林师傅学过汽车修理，懂些机械原理。“能者为师”他讲我们听，有的地方他也弄不明白，比如把“曲轴”叫“拐轴”“活塞”叫“气顶”，“活塞环”叫“涨圈”，“汽门”叫“瓦拉”，“化油器”叫“弯头里管”，“气缸套”叫“小套”等等，十分不准确。后来请来五名俄国技师，给学员讲课，他们说汉语很生硬，大家听的很糊涂，把火犁“叫mPakmoP”，俄语译音，叫拖拉机。从这以后，日本的火犁变成了俄国的拖拉机。
　　火犁班结束了，我们开赴到距平阳镇十华里大烟筒开荒。1949年春开始播种小麦、大豆，连续两年获得好收成。我们拖拉机队又补充一批新学员，扩建为拖拉机大队，下设中队。
　　1950年春，我们队在四分场(赵家围子)播种大豆。我当时驾驶的是一台“斯特兹——3号”拖拉机，牵引一台苏式24 行播种机，每台班仅播240亩，比当时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局规定的标准定额还少1.5倍。那年全分场需播大豆48，000亩，时间紧，任务重。工人们发扬主人翁精神，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我在副大队长田禾同志的帮助下，进行精心测算，一台车由牵引一台24行播种机，增加到四台，隔一摘三，用六条平播大豆，经过两天试播成功了，到第三天，一个台班(12个小时)效率最高达到1，332亩，时效111亩，亩耗油0.202斤(柴油)，创造了全国播大豆的新纪录。
　　这个消息在农场的“快报”上宣传出去以后，全场各车组由单机作业改为联结作业。“斯大林—80号机车驾驶员王世林同志来到我们车组学习，回去后在田禾同志帮助下，联结六台圆盘耙，创造日效1，915.35亩，时效159.6亩，每亩用柴油0.18斤的耙地新纪录。经过这一革新，全队的工效大大提高，不但在春播期间没有拖延时间，而且普遍提前了两至三天完成了播种和耙地任务。省农业厅在查哈阳农场召开了有各农场场长参加的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在全省农场系统开展学“二王”运动。接着，在东北公营农场系统第一届劳模大会上又掀起机械农场系统学“二王”的热潮。省内的各大报刊相继发表了我们创纪录的消息和通讯。
　　1950年9月，我同梁军、耿德一起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黑龙江省代表于9月16日到达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林枫副主席举行宴会，东北军区、青年团东北局举行招待会，招待我们全体代表。9月24日全国代表在天津汇集，天津市市长黄敬在国民大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我们；当天下午全体代表乘坐专车进京，到车站迎接代表的有李立三、蔡畅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
　　9月25日下午3时，大会开幕，我被排在正排266号座位，距主席台很近。会议由朱德副主席主持，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琛、黄炎培、李立三、傅作义。下午四时，黄炎培同志正在讲话，主席台两侧的军乐队突然响起了东方红乐曲。讲话中止了，人们从座席上站立起来，面向右侧看去，毛主席走向了主席台，此刻全场沸腾，欢呼“毛主席万岁”!上百名摄影记者涌向主席台，闪光灯象节日的烟火，照得全场通明。黄炎培讲完话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致欢迎词，要求代表们要起到模范、桥梁、带头作用，开幕式直到下午六时才结束。
　　9月26日晚七时，毛主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每一桌上都有一位中央首长作陪，我们桌上是总政副主任傅钟，另一位是副检察长兰公武同志，席间，我们请周总理、罗荣恒、傅钟、兰公武、傅作义、李书城(农业部长)同志给我们签字留念。会议共开了五天，不但听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而且听到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报告，特别是听了花木兰式的战斗英雄郭俊卿同志的报告，使代表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会后，中央领导留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10月1日上午8时30分，我们来到天安门前，黑龙江省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门右侧的前排。9点55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场欢呼，经久不息。10时，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宣布庆典开始，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讲话后，阅兵式开始，整齐威武的人民军队通过人民广场，银白色的米格型战斗喷气机掠过上空，真使人眼花缭乱。对于我这个脚踏着泥巴进北京的驾驶员来说真是大饱眼福。我默默在想，我在生产上仅做了这么点贡献，而党和国家却给予这么高的荣誉，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回到生产岗位上大干一番，起到模范、桥梁、带头作用，在经济建设中做出新贡献。
　　1953年8月，我被送进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被分配到八五四农场任机务科长。回想起，我今天所以能在省机械工业厅农机公司当副总工程师，这与哺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查哈阳农场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祝愿曾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以及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朋友，在改革之年，做出新的成就。
　　注(1)本文作者系黑龙江农业机械工业公司副总工程师
　　注(2)本文选自《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1987年第1期
　　今年是铁道兵转复军人开赴北大荒建设农场三十周年，回忆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深刻难忘。
　　1955年8月间：我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安排在铁道兵司令部王震将军身边当参谋。一天，他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福建鹰厦线作一次调查。征求、了解一下从朝鲜战场回来正在修建鹰厦铁路的铁道兵官兵的意见，将来复员后的去处，能不能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去开荒种地，屯垦戌边。我去了以后，开了座谈会，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复员后的要求。原来，他们大都来自山东、河南、贵州、四川等几个省。这些省又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因此，绝大部分战士表示复员后不回原省，愿意到北大荒来办农场。
　　调查回来后，我向王震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王震同志根据铁道兵战士的思想状况，又仔细地计算了一下：铁道兵承包修筑铁路，每年可收入一、二亿元的工程费用。国家并不需要这笔钱，于是，他经过再三考虑，写了一个报告给彭总和中央领导，建议铁道兵转复官兵到北大荒开荒办农场，并将铁道兵每年收的工程费用，贴补三年。等农场建成后，再自食其力。这样，既可移民就食，又可屯垦戌边，一举两得。荒原开发后，尚能建成一个以奶牛为主，猪、羊、鸡、鸭、鹅并养的肉食品基地和一个以豆、麦生产为主的粮食基地，以供大部队食用。
　　王震同志的报告，很快就得到彭总和党中央的批示，同意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这个报告在铁道兵内部进行了传达，并作了动员。铁道兵司令部组成了一个以后勤部长王景坤为首的核心组来负责抓这件事。参加核心组的还有组织部长霍大儒、宣传部副部长王余音、干部部副部长刘伯增。此外，还有黑龙江省地方国营农场派来的干部向俊选。其中，铁道兵后勤部长王景坤，在四十年代末期，曾经率领一个独立团在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一带，围剿过国民党土匪头目谢文东等残部，对这一带情况很熟悉。
　　领导小组成立后，铁道兵各师、团的官兵，采取了自愿结合的办法，组成了班和排、连、团的建制。当时组建的由三师代理师长黄振荣、二师副团长穆振江、三师副团长张汉荣、马继昌及杨培君等，组成了八五三、八五二农场；由驻扎在湛江的四师副师长罗培典、高文德及李瑶含等，组建八五四农场；由九师的孙培君等组成八五九农场；由蒋述智等组成八五八农场。此外，还将原地方的青山农场吸收改为八五六农场，由高学仁任场长；将原地方的朝阳农场，改为八五七农场，金沙农场改为八五五农场并派一师赵士贤任农场党委书记。在密山附近还有一个永安农场，将其改为八五一○农场，牡丹江市青年垦荒队组建的青年农场，改为八五一一农场。最早的一批铁道兵转复军人到虎林创建的八五○农场，由老红军、副师长余友清担任场长，候敬甫担任副场长。八五○农场又采取“老母鸡下蛋”的办法，分别扩建了云山农场、农垦部实验农场。八五二农场也扩建了宝清县的八五三农场。这样，到1958年底时，一大批带“八”字头的军垦农场已初具规模。
　　为了加速当时牡丹江垦区的建设，从1959年开始，又陆续从地方国营农场要来了周道仁、赵洪岳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来一批干部，如牡丹江农垦局水利工程局的苟成富、祝元凯、罗光荣等。原新疆农垦一师参谋长赵明高，调来后任乌苏里江边的八五九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以后又调来了王品仙、李锐明、马振山等一批对农垦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同时，当时的中央农垦部，为了加强牡丹江垦区勘察设计工作，还调来了陈林、杨珍等一批懂业务的干部。
　　这一批铁道兵转复官兵，包括了原一师、三师、五师、七师、十一师等大部，共有两万多人。他们到北大荒后，安营扎寨，开荒生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当年即完成十几万亩开荒任务，建立了以军垦为主的牡丹江垦区，为以后的国营农场建设，奠定了基础。
　　(选自《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汇编》1986第3·4期)
　　(一)
　　1954年10月1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大典。10月5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大型谷物农场，并赠给我国为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同时准备派遗一批苏联专家来我国充任顾问，帮助中国工作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术和管理方法。
　　毛泽东主席于10月12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致谢，电文中指出：这是“苏联政府和人民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支援。”“无疑的，这个谷物农场的建立，不仅在推动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材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的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于10月20日作出积极反应：组成了以农业部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魏振伍同志为首的、管理局副局长张省三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王操犁同志参加的大型谷物农场场址调查组，于22日赴黑龙江省佳木斯以东三道岗地区进行场址调查工作。11月7日，这个调查组完成了调查工作并向中央作了汇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在该地区创建大型国营谷物农场。
　　友谊农场的创立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黑龙江日报》1955年2月12日在《充分认识国营友谊农场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国营友谊农场是按照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的，将在推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国营友谊农场将为我国培养出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材和提供建设国营农场的先进经验，帮助现有的国营农场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友谊农场的创建，揭开了我国农场史的新篇章。”
　　1955年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创建友谊农场的历史意义。他说：“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建立的国营友谊农场，将开垦荒地375，000亩。这个农场拥有苏联赠送的大批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它将在我国今后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上起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二)
　　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建场共分两个阶段，即从1954年11月12日至1955年5月1日为建场准备阶段；从1955年5月2日至1957年年底为开荒、生产建设阶段。1955 年5月1日定为友谊农场建场纪念日。
　　苏联政府派来帮助我国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专家、顾问，于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全部到达我国。这些苏联专家包括苏联农业部派来的以尼·谢·马斯洛夫和苏联国营农场部派来的马巴·尼克连科为首的专家、顾问团共49人。我国专家有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宋达泉教授，黑龙江省农业厅水利工程师柏德铭等农业学家，土壤学教授，水利、农机工程师共40人，同苏联专家组成大型谷物农场土地整理勘测工作组，苏联专家马斯洛夫为勘测组组长。
　　土地勘测组于1954年11月9日从北京出发，11日到达黑龙江省集贤县兴隆镇。12日上午，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和我国专家向苏联专家介绍了荒地的历史和当时的情况。13日中苏两国专家分工，组成土地测量、调查、设计组。从17日起，分头开始工作。
　　土地勘测组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北方严寒季节里开始工作的。过去在这样严寒季节里进行野外勘测是从来没有过的。
　　土地勘测组部分人员住在兴隆镇西边的一个大院套里。屋子里边是南北大炕。另一部分住在油坊和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居住条件很差，晚上专家们工作全靠蜡烛照明，他们常常在昏暗的蜡光下工作到深夜。
　　每天他们在三星刚横西的时候从这里出发，前往荒地勘测。他们乘汽车分三路向东、南、北的荒原行驶，在密密麻麻的蚂蚁楼上一跳一顿地颠簸不停。他们风趣地把这叫作“草原上的欢乐舞”。一向沉睡的荒原被惊醒了，一群群在草丛中熟睡的狍子，从车旁一愣惊起，张惶地向完达山麓逃去，一对对的山鸡也被惊起，扑拉拉地飞走。土地勘测组工作开始时正逢初冬。工作到中、后期荒原已进入严冬，气候经常是在零下三十八、九度，野外勘测遇到极大困难。
　　土地勘测组经过五十多天的辛勤劳动，于1955年1月13 日完成了野外勘查工作。他们在长240公里的场界线内，埋下了164根大界桩；划分了五个分场的场界和十三个生产队的地界，对现有的堤防和未来将要修筑的堤防、田间排水渠道也进行了测量和规划。
　　野外工作结束后，即转入整理设计，制订土地规划工作。友谊农场土地规划图于1955年2月初绘制完毕，2月22日在福利屯召开建场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建场委员会的成员魏振伍、张省三、王操犁，苏联专家组组长马斯洛夫，顾问尼克连科，中国专家宋达泉、柏德铭等人。土地规划设计图中包括32，803.58 公顷土地，耕地为20，037公顷，场地东西宽34公里，南北长23.5公里，共划分为五个分场、十三个生产队、二十个谷物、饲料轮作区。在设计图中完善地科学地解决了不断提高土地肥力，保证高产稳产的重大问题。为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国营农场，从目前到长远的一切问题均得到了完善的解决和安排。1955年3月1日《黑龙江日报》对国营友谊农场的土地规划图的意义和作用做了详尽的报道。报道说：“我国的国营农场，虽然是早的已有七年的历史了，但是，一直到建设国营友谊农场以前，却一直没有搞过土地整理规划设计这门工作。许多已经建场六、七年了，究竟要建设多大，怎样经营，如何组织生产，怎样充分利用土地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悬而未解。国营友谊农场的土地规划图，不仅为建设这个农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且为我国今后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建设国营农场，特别是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供了先进经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样板。”
　　(三)
　　1954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任命原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王操犁为友谊农场场长。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充分肯定了建设友谊农场的重要意义。为了迅速建立这个大型农场，国务院的决定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这个大型国营农场设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作为中苏伟大友谊的纪念。
　　二、任命王操犁为国营友谊农场场长，并由王操犁、魏振伍、张省三、陈剑飞、洪树、韩玉等六人组成建场委员会，负责农场的筹建工作。建场委员会在农业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三、国营友谊农场根据当地土壤、气候条件，以种植小麦、大豆、苞米等谷物为主，并在发展谷物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畜牧业。要求在1955年内，完成农场的主要基本建设和两万公顷的荒地开垦任务。
　　四、中央和黑龙江省的水利、交通、铁道以及其它有关部门应大力积极支援国营友谊农场的建场工作。农业部和建场委员会应主动地和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五、建场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加强农场的政治工作，团结全体职工，勤勤恳恳地向苏联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新的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方法，并和农场周围的居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建场计划草案的拟定；1954年12月6日，友谊农场委员会拟定了友谊农场1955年建场计划草案。计划草案内容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生产计划：确定1955年开荒两万公顷，当年播种3，500公顷、小麦大豆和一部分饲料作物以及蔬菜、园艺作物。生产计划中也确定了发展畜牧业的计划，1955年繁殖基本畜群，其中包括肉牛、乳牛、役牛、役马、猪、鸡等。
　　建场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基本建设计划：确定在1955年把部分职工宿舍，总场办公大楼，分场办公室、发电站、机修厂、仓库、俱乐部、食堂、医院、商店……全部建筑物建设起来。
　　这次拟定的建场计划是经过中苏专家和农场负责人共同讨论，充分交换意见，慎重考虑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参加制订建场计划的有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魏振伍，友谊农场场长王操犁，总顾问尼克连科，农场总技师鲁基科夫，还有副局长张省三，土地勘测组组长马斯洛夫，总工程师瓦辛克等人。
　　确定总场部场址：选定总场部场址的工作是1954年12月初开始的。
　　开始在农场场地的中心地区，选出四块较为适宜的地址，进行详细地勘测和调查，并根据地形、地势、地下水位和水质以及交通是否便利等条件进行比较，中苏两国专家在一起经过二十多天的反复讨论和研究，多次去现场考察，最后确定在三道岗东北八公里处白雪覆盖的草地为农场总场部场址。这里为农场耕地中心，地势平坦、较高。排水方便，地下水位较低，交通也比较便利。
　　12月21日，举行确定总场场址升旗仪式。这天在总场场址中心点，竖起一根高大的旗杆，下午一点三十分，场长王操犁庄严地挚动旗绳，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上荒草上空，象征着友谊农场从此诞生。
　　参加升旗仪式的有建场委员会委员，农场领导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同志，苏联专家和土地勘测组成员。
　　当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人们仰望着迎风飘摆在荒原上空的红旗，忘却了寒冷，完全陶醉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调配干部：对充任农场的各级领导，中央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特从河北、河南、山东、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选调了二十一名中、高级干部，充任农场的各级领导。中央农业部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中选调十二名优等生，担任农场各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这些干部怀着兴奋的心情和致力于农垦事业的决心来到农场，并在农场的建设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大批农机工人、复转军人充实农场职工队伍，中央农业部为加强农场技术力量，从山东、江苏、湖南、山西、河南、河北等省的农场和农机学校以及农业部直属双桥农场、双桥修配厂选调了四百三十名农机工人，参加农场建设工作。东北农学院附属农业机械化学校选拔了五十名优等生提前毕业来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部队也抽一批干部、战士复转到农场充实职工队伍。上述四百多名干部、工人组成了农场初创时期的职工基本队伍。
　　培训拖拉机手：1954年12月3日，友谊农场第一期拖拉机训练班在哈尔滨开学。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从东北农学院附属农业机械化学校选拔的毕业生、双桥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农场现有的拖拉机手和生产队长共194人。在开学典礼上，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房定辰讲了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定要把苏联先进技术学到手，在今后生产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苏联顾问达维多夫和农场场长顾问尼克连科也讲了话。
　　训练班共进行六项课程，即拖拉机的驾驶、农业机械的构造及修理、机务管理和技术保养等。课程全部由苏联专家讲授。训练班学习期为三个月，到1955年3月30日结束。
　　(四)
　　友谊农场建场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各部门、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场址附近的集贤县兴隆镇是荒原西边一个只有六百多户居民的小镇。当土地勘测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到达该镇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合江地委、合江专署和中共集贤县委、县人民政府都马上派专人协助建场工作。中共集贤县第九区委和第九区政府把兴隆镇的房屋让给农场工作人员住宿和办公。当地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在物资供应上尽了最大努力，派专人到外地购进建场所需物资和大量新鲜蔬菜、猪肉、鸡蛋等副食品。当地农民，如升昌农业社、集富屯的农民每天都来百余名帮助勘测工作。升昌社抽出青壮劳力帮助建场工作，把场院的活计全部分派老人、妇女去做。在七星河边住了四十多年的七十一岁老农民孙建文顶着大雪，赶到七星河给中苏专家介绍七星河历年水情。
　　土地勘测组刚到兴隆镇时，只有两辆吉普车，工作起来不敷使用，致使工作受到很大限制。曙光、九三、笔架山等农场，立即派来汽车支援，使勘测组每天都有足够的汽车使用。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派出二十二名熟练架线工人，从1954年11月起到12月24日止，冒着风雪架通了37公里的电话线路，保证了农场和中央、省的通讯联系。黑龙江省运输公司十二月初就派了工作组，调查友谊农场1955年的基建任务和运输量。为了保证农场的基建任务按时完成，从桦川、依兰、勃利、富锦等县抽调千余台胶轮大车、六十多辆汽车。同时筹办了四百多万斤谷草、三百多万斤豆饼和九十多万斤高梁作役畜饲料。为了加强运输工作，省运输公司从集贤县抽调三十多名干部(包括业务熟练的调度员、会计员、统计员)和一千六百多名运输工人。此外，铁路部门、工程施工部门对建场工作也给了巨大的支援。
　　(选自《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汇编》1983年第1期)
　　1957年9月，我出国访问回来刚刚走下飞机，就接到参加全国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的通知，我急忙赶到政协礼堂，被通知去参加主席团会议。蔡畅妈妈主持完主席团会议，就亲切地将我拉到身旁问：坐飞机累不累，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康克清、罗琼等介绍说：“这是我北大荒的女儿，是友谊农场的康拜因手，刚刚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星期六下午，罗琼妈妈通知我散会后等蔡妈妈一起回家。等我走出会场，蔡妈妈早已在门外等着我。
　　黑色的轿车开进了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内有一座小巧别致的二层楼，楼前是茂密的大树，爬墙虎爬满了小楼的四周。
　　屋内的摆设非常简朴，没有沙发，也没有华丽的大橱。李富春同志坐在一把褪了色的藤椅上正在专注地看书。蔡妈妈将我拉到李富春同志的身边：“我把我们在北大荒的女儿给带家来了。”李富春同志站起来握住我的手，对蔡妈妈说：“这孩子身体真棒，到底是边疆锻炼的”。我说：“我一顿能吃特特的三顿饭。”(李特特是李富春、蔡畅的女儿)逗的蔡妈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李富春又说：“你这次出国，一定学了不少东西，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说了自己的感受，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在基辅的讲话，他说：“一个青年应该为振兴中华立志，要努力学习科学，尤其是女青年要立志就要晚婚，少生孩子，把青春大好时光用在为国争光努力学习上。”
　　李富春同志和蔡妈妈听完后说：“共青团书记真抓紧，随时都在向小青年宣传教育晚婚、少生小孩，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啊？”
　　“我还早着那，等事业上有了成绩再说吧。”
　　蔡妈妈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你们青年人就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要抓紧学习科学技术。”
　　晚饭开始了。服务员端上一只白煮鸡，还有白菜汤、肉炒油菜和摊鸡蛋。蔡妈妈说，因为我来了，特意加了蛋和鸡，让我多吃点。我感到这和自己家一样，就大口地吃起来。
　　吃过饭，李富春同志要去办公了，我怕打扰蔡妈妈，就要到特特的屋里去，蔡妈妈见我和特特的亲热劲，就答应了。
　　我跟特特出了楼门，又走了一段林荫小路，在院外的平房前站住了。我奇怪地问特特：“你为什么不住在妈妈的楼里？你在哪儿吃饭？”特特笑着告诉我说“那是爸爸、妈妈应该享受的待遇，我和孩子应该吃大灶，睡战土房间。”我说，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还不把你放在身边吗？特特说，爸爸妈妈总是这样教育我，父母培养女儿，只有让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享受人民给予父母待遇的权利。
　　在蔡妈妈家，我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
　　分别时，蔡妈妈谆谆勉励我说：要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技术水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一九六○年，国际三八妇女节五十周年，全国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我去参加纪念活动，当蔡妈妈知道我已是合江农学院二年级的大学生时，她高兴极了，她拉着我的手去找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说“我的女儿已经是大学生了，工农兵就是要学习文化，学科学知识……”
　　如今我已成为新中国的女农机工程师，时间已过去二十多个年头，但在蔡妈妈身边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选自《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1987年第2期)
　　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是周总理的意见。原来总理的意见是把辽宁、吉林的国营农场也归属，把辽宁、吉林管理农业的省委书记都叫到北京去谈了十多天。在困难时期，中央想直接掌握一部分粮食。但是黑龙江省不愿意把省属农场拿过来，辽宁、吉林自然也有想法。当时我提了个意见，把东北农垦总局设在佳木斯，考虑是荒地主要在三江平原，这里的省属农场象宝泉岭、伏尔基河、曙光等，已经拿过来了。西部的农场多数是劳改农场，就不动；省属农场也比较分散，规模也都不大。后来就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东北农垦总局，实际上是黑龙江的农垦总局。当时总理让我选，是上林业，还是上农垦。林业搞木头，也很紧张；农垦是搞粮食，从抗美援朝开始一直紧张，我就决定留在农垦搞粮食。
　　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后，我跟王震同志酝酿了好几次关于经营方针和粮食方针的事，后来确定实行“包、定、奖”方针，确定以生产粮食为主，农、牧、渔、副、工多种经营的方针。当时每年开会都强调生产队建设，强调上级机关都要为生产队服务，副场长以下的干部都要轮流下生产队兼职体验生活。因为包定奖都包到生产队，连队再层层承包，包到班组，包到个人。当时有好些模范生产队，搞得很好，友谊五分场二队，当时就出名了，当时这个队曾创造每个农业职工一年生产几万斤(六万八千斤)粮食的好成绩。军川农场、宝泉岭农场都有这样的生产队，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机械化搞得好，生产队管理也好。所以，后来提出来搞机械化生产队。机械化队计划分三批搞，第一年70个，第二年110，第三年就可以普及。当时用国产拖拉机装备，有这个条件。这样，每个农业工人搞几万斤粮食，就可为国家搞几亿斤粮食。当时成绩是很明显的。
　　机械化程度高了，生产队的人就多了，当时就下放职工，主要是赶“盲流”。那时没有知识青年，职工队伍中有一大批自流人员，他们都是自愿来北大荒，很多职工在安了家以后，就写信去邀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这样，每年都要来十几万人，所以要赶“盲流”走也很困难。后来便下放了一批女职工。原因就是机械化程度高，人就多出来了。
　　1964年，周总理把我从佳木斯叫到他的专列上，专列停在哈尔滨。总理是去大庆的，王震同志请他到垦区来，实在没有时间了，就让我去专列上汇报情况。总理是很满意的。
　　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兵团又否定一切，国营农场又一次落坡了!实际上，成立兵团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出来了，那是根据当时形势提出来的。1966年3月，沈阳军区调来万多名转业军人，当时动员的时候，就是搞兵团的。
　　(选自《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1987年第1期)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但每当我忆起二十二年前接见我们的情景时，他那光辉的形象，谆谆的教导，就涌现在心间，……
　　那是1966年的2月，佳木斯还是寒凝大地雪满枝头的严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东北农垦总局办公室接到中央农垦部一个电报，通知当时总局局长王正林同志到北京开会。王正林接到通知后就把我找去，让我跟他一块去。那时，我是总局计财处计划科科长，掌握着垦区计划方面的一些数字和情况，可以做正林同志的参谋。我们匆匆地料理了一下，当天，便乘火车经哈尔滨去北京。
　　火车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王正林同志半躺在卧铺上沉思。他那张略微削瘦的脸上，可以看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突然，他问我：“这次去开会，汇报提纲也没写，又没告诉开啥会……这是开什么会呢？”
　　以往农垦部通知开会，都明确指出会议内容，所需材料等等，这一次什么也没告诉，难怪这位心细如发的局长，疑虑重重。
　　“这样吧，提纲就不写了，你将我们垦区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整理出一个表就行了。”王正林同志最后向我布置了任务。
　　第二天，到了北京。农垦部行政处早已派人在车站接站了。接站的同志告诉我们：住北京饭店。王正林同志坚决不肯，他说，我每次来北京都是住农垦部招待所，这一回还是住招待所。行政处的同志解释说道：“这一次请你们住北京饭店是部里领导决定的。”王正林同志无法推托，便拽着我上了汽车。汽车拐了个弯，便把我们送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北京饭店。
　　当我们住进这陈设豪华，温暖如春的国家第一流饭店时，王正林同志又琢磨了起来。他对我说：“这一回怎么让我们住这么高级的饭店。看来，这不是一般的汇报会或是什么工作会。”
　　为了想摸摸底，解开这个迷，我们便去找陈漫远代部长的秘书。谁知道这位秘书却守口如瓶，只字不谈，只是说：“领导找你们有事。”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接到农垦部的通知，要我们下午不要出去，等候通知。接到这个电话后，正林同志和我都有一种预感：可能中央首长要接见。
　　整个下午我俩不敢外出一步，一直在房间里等候，不时地看一看桌上的电话机，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阵电话铃声。
　　太阳落下了，北京饭店高大的玻璃窗上，落日的余晖已经褪去。宽阔的长安街上，华灯齐明……但是，电话铃始终没有响。
　　我们吃完晚饭，又继续等下去。
　　晚上十点钟左右，农垦部来了一辆小骄车。随车来的是部办公厅的丁立准。他见了我们说：“快上车，到中南海，周总理要接见你们。”说着，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通行证，又核对了名单。
　　我们一听原来是周总理要接见，心里立刻象绽开了一朵花，那种激动和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上了汽车，正林同志向我笑了笑，意思是说：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汽车离开北京饭店，沿着长安街一直开进了中南海，到了总理办公室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面积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那么大，地上铺着地毯，周围放着软椅，没有一张沙发。室中间放了一排长桌，呈“T”字形，桌上铺着白布。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叠纸、一支铅笔，还有一个笔筒。整个会议室给人一种庄严、朴素、宁静的感觉。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农垦部的领导陈漫远、肖克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等已经先到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会议室的后门开了，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总理，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心在砰砰地跳动，周身的血液在急速地流动……周总理穿着一身整洁的深灰色中山服，连领扣都扣得紧紧的。他那两道人们熟悉的浓眉下面，是一双深沉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他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时，陈漫远代部长向总理介绍说：“这是王正林，东北农垦总局局长。”
　　总理侧着头想了想说：“你的名字我好象见到过……”停了停，总理接着风趣地说：“友谊农场第一任场长是王操犁，两个场长都姓王呀。”
　　王正林担任友谊农场场长后，报纸上发表友谊农场消息时，曾经提到过他，可能被总理看到了，留下了印象，总理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介绍完以后，我们便在那条长桌两旁坐下，总理坐在横头那张桌子旁。汇报是从垦区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始的。
　　总理坐定后，拿出一张表看了一眼说：“你们北大荒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里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搞了多少了？”
　　王正林同志说：“在修水利工程上，我们搞了800万土方，现在还在继续搞。”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总理用鼓励的语气说：“你们北大荒能在那么冷的环境里，在地冻三尺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并且取得了成绩，那么全国还有哪里不能搞呢？你们做出了榜样，要坚持搞下去。”
　　我们向总理介绍了垦区职工在冬季兴修水利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用机车拉着破土犁，割开冻土，称之为“割豆腐块”以及用破土器破土，还有在冻得过于结实的地方用爆破破土等等。
　　谈完垦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后，总理又问：“你们那里主要生产什么？”
　　“北大荒主要生产小麦和大豆。”我们说。
　　总理沉思着，又问：“单产是多少？”
　　“亩产二百斤左右”。
　　“单产太低了……”总理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明亮的光：“要发展农业，必须提高单产产量，这就要落实农业的‘八字宪法’。依我看，亩产要提高到四百斤左右，达到上《纲要》的水平。”
　　总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又问：“现在你们有多少耕地？每年给国家交多少粮？”
　　王正林同志说：“垦区目前有耕地八百万亩，总产量是十七亿斤，每年可交十亿斤左右。”
　　总理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上交商品粮还可以再增加点嘛，每年增加一亿斤。除了这些，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完成了这些，你们北大荒为国家就做出了贡献。”
　　我们说，垦区计划在粮豆生产上，产量要提高到20%以上。
　　总理摇摇头说：“你们不要提增长20%，我看，每年增长10%就行了。”
　　总理将话题转到了开荒方面。
　　“你们现在还能开多少荒地？”
　　“三江平原可以拿下二千万亩。”王正林同志说。
　　“那是长远的事了……”总理指了指陈漫远等一些老同志：“我们这些人是不行了。这个任务要等着你们去完成了。”总理说到这里时，指了指我。因为我在当时是最年轻的，那年我只有三十岁，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个小青年哩。
　　总理又说：“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中国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田很少啊。你们北大荒的特点就是荒地多，这样，就要开荒。你们有优越的条件嘛，要搞机械化开荒，然后争取粮食高产、稳产——这是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
　　已经是深夜了，表上的时针指向十二点。总理仍然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这时一个身着白色制服的服务员走到总理身边轻轻地说了几句。
　　总理一抬身招呼我们：“时间不早了，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饭，粗茶淡饭，大家不要见怪。”说着便领着我们六七个人走进会议室旁边的一间餐厅。餐厅中间放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碗筷。我寻思，在总理这里吃饭，一定是很讲究的。谁知走近一看，原来圆桌中间只放着一大盆菜。菜是白菜、豆腐、粉条，还有一点点肉。菜虽是极普通的菜，但很有滋味。主食是大米饭，也没有服务员给盛饭，自己动手。
　　我吃着饭，想到总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将伙食标准降到最低标准，很少吃肉，给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今天这顿饭，证实了这一点。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和我们闲唠着，就象谈家常似的，不时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
　　总理再三说：“你们生活、工作在边疆，是很艰苦的。你们是在做开天辟地的事，是了不起的。”
　　听了总理对我们的赞誉，一面觉得光荣一面又觉得惭愧。当时我们东北农垦总局，正经历过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的袭击，“大跃进”、“浮夸风”、“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折腾，生产刚刚恢复。从1963年起，三年迈了三大步。1965年实现了扭亏增盈，生产形势是比较好的。总理这么一说，我们的劲头更大了。当时，我们就表示：一定不辜负总理的愿望，回去以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开荒，努力增产。
　　总理吃了一碗饭就放下筷子。他最后又说：“你们北大荒是全国机械化的重点，要摸索经验。外国有外国的经验，但不能照搬。象美国、加拿大，他们机械化程度很高，但单产不高。我们几千年来就有精耕细作的好传统，这一点外国是没有的，你们要注意积累经验……”总理做了一个手势加强了讲话的语气：“农业在我们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基础，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我们不象外国，中国人口这么多，不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只有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才能安定。”
　　总理语重心长的嘱咐，使我们深受教育，这是总理对黑龙江垦区寄予的希望啊!
　　接见结束了。我们告别了总理，坐上农垦部的小汽车，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万籁俱寂，星月在天，我透过车窗玻璃看见总理会议室仍然亮着灯光。我们敬爱的总理啊，为了国计民生，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选自《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1987年第2期)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被选派到中共中央警备团警卫连工作，九月到延安地区佳县神泉堡，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做保卫工作。一九四八年底，我随董老(董老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到石家庄开会。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董老进京(当时已确定我为董老的警卫员)。一九四九年三月底，我又随董老从北平驱车去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一同返回北京，一直在董老身边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董老送我到“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知识。时过一年之后，我又去清华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一九五五年九月离开学校，到哈军工学院海军工程系做海岛测量工作。一九五八年二月转业，同年三月来到八五三农场四分场。
　　来到雁窝岛后，开始在装卸队工作，不久调到三队做政指工作。一九五九年春，任基建队指导员。一九六○年秋，又到畜牧队做指导员工作。
　　建场初期，雁窝岛条件差，环境苦，不少同志思想曾一度不稳。当时我想，我年轻，又是曾在董老身边工作过的人民战士，现还做领导工作，应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自己。尤其是，每当我看到场领导、红军老战士杨培君、姜瑞元等同志亲临生产第一线指挥或劳动时，我的干劲就更足了。
　　自来到雁窝岛工作后，我一直没有给董老写过信，但我心里无时不在想念董老，关心着他老人家的健康等。
　　一九五九年，董老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当我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十分高兴。这时，有的领导和同志笑着对我说：“存亮，董老当了国家副主席了，你快写信代表雁窝岛上的转业官兵，向董老表示祝贺吧!”当时我内心想写，可思来想去，没有动笔。
　　一九六○年春，我给董老写去一信，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祝贺他老人家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二是向董老汇报我近几年来的工作、学习、进步及生活情况；三是向董老表决心，决心在雁窝岛干好工作，并把家要搬到雁窝岛的想法也告诉了董老。董老收阅我的去信后，于同年六月作了复信(此信件现仍在我手中)。从回信中可以看出，董老对我的进步很满意，并给予鼓励。
　　一九六一年六月，作家林予来雁窝岛畜牧队找我谈话。内容有三：第一，让我代表雁窝岛上的转业官兵，祝贺董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林予知我曾是董老的警卫员，故来找我)；二，代表转业官兵，向董老汇报抗风雪、战严寒，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事迹；三，正在写雁窝岛场史，望董老能题词鼓励。当时我对林予同志说：“董老年纪大，身体有时不好，工作还忙，并常去外地不在京，可能不行。”林说：“试试吧!”时过一、二天后，我亲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
　　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天，我惊喜地收到董老从广州寄来的信。详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我正在畜牧队养鸡场检查工作，一位姓张的同志(他当时是畜牧队的文化教员)拿着一封是牛皮纸信封的大信，高兴地对我说：“刘指导员，你看!中央给你来信了。”我急忙从养鸡场门口出来，拿着信一看，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信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当我展阅后，发现内有一张长约70至90Cm，宽约30Cm的淡黄色软纸上，写着“雁窝岛”三个大字。知道这是董老的亲笔题字，所以在场的同志们很高兴。
　　我收到董老题字后，当天下午将题字送到分场政治处。政治处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我们马上送到总场去!”过了约半月时间，分场政治处的同志对我说：“董老的题字已送到哈尔滨(可能是逐级转送的)表制。”
　　我原本认为董老不会复信的，竟没有想到，前后仅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收到了董老在广州疗养期间给寄来了题字。这对正在编写雁窝岛场史的同志以及开发北大荒、向地球开战的转业官兵，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自转业来到雁窝岛后，一直没有去京看望董老，也没有回过老家山西。一九六二年二月，我收到家乡电报：“母病故，父有病，速回。”当时，我正在参加分场召开的群英会。另外，总场即将召开党代会，我还是四分场出席总场党代会的代表，故未及时回乡。时至同年下半年，分场领导批准我回山西探亲。领导对我说：“给你三十天探亲假再给你加十天，这十天是你专门去看望董老的。”并给了我一个大熊掌，还给了我一张免费去打渔队挑选三十斤大鲫鱼的批条。让我代表雁窝岛的领导和同志们，带着这两样礼物看望董老。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北京后，便让妻子和孩子住在北京哥哥家，我只身看望董老去。董老和他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因董老有会要参加，故起身开会去了。董老走后，他的夫人何连芝同志对我说：“你以前来的信都收到了。董老知你干得很好，他很高兴。你们那里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听后感到很有意思。”我和妻子、孩子在京小住三天之后，便动身去山西老家。
　　探亲期满欲返农场时，因母病逝，家中有些实际困难，七十多岁的父亲身体有病，老人不愿我再离开他，他也不同意随我去东北。鉴于此，我只好叫妻子和孩子留在山西，只身回农场。
　　回场路经北京时，我顺便看望董老。董老见我就问长问短，并说：“你回到农场后，代我问同志们好!熊掌我吃了，很好。谢谢你们!”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离家近些，一九六二年底，组织把我从雁窝岛调到河北涿县北京农垦部实验站工作。来此后，我一直和董老保持着联系。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董老逝世，北京(董老治丧委员会)来通知，叫我速到北京参加董老的追悼会。到京后，我参加了董老的吊唁和瞻仰活动。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十日这天，凡是在董老身边工作和以前工作过的同志，男女计二十多人进行座谈、缅怀董老。董老生前生活俭朴，从不讲究吃穿，对自己、对同志要求严格。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常对我说：“我好比是一块党的布头，党需要我到哪里，就把我补到哪里，就在那里起作用。”还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你们不要认为在我身边工作就高人一等，要向别人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在北大荒艰苦环境工作中，每次给董老写信，都能收到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中还关切地问起我在北大荒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更令人鼓舞的是，董老在广州疗养期间，为雁窝岛题字鼓励。这充分表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热情支持，也是对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为祖国做贡献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李宗军整理)
　　(选自《黑龙江农垦史(党史)资料汇编》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