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探讨
增强志书可读性的基本方法


　　　　　　　　　　　　　　　　　　　　 张乃格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好：“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可用是目的，可信是基础，可读是途径。增强志书的可读性，提高地方志的社会效益，是第二轮新方志编修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资料上追求第一手材料
　　资料是地方志的基础与生命，因此增强地方志的可读性，首先就要在资料的独特性上做文章，应使志书所收录的资料具有惟一性、不可替代性，从而使读者感到要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查阅志书是最佳途径。不可否认，崇古尚雅是一般文人的普遍心态，因此人们在编纂志书时往往对史事情有独钟。但地方志所收录的古代资料一般都不是编者自己的原创，而是从旧志等古代的文献上转录而来的。人们要了解相关的史事，理应到旧志等史源上去查阅，而不应舍本逐末，在新方志中求证。因而，志书中真正能够出彩的部分，并不在古代部分的记述，而在当今资料的收录。正因为如此，在第一轮新方志编纂中，人们才将详今略古作为编写地方志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可惜的是，一些修志工作者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对古代史事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而对新兴资料兴趣不大。尽管受到详今略古修志原则的限制，新方志篇幅的重点不得不向新兴事物倾斜，但编者投入的精力和感情却远远不能和古代部分相提并论。这种现象在第二轮修志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想使入志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最好的方法是取得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各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化石”，是再现当年地方历史的最佳“还原剂”。日本地方史志专家就非常重视深入到当地的世家家中采访，甘愿花大力气将他们的家史加以整理，为地方史志积累资料。因为这些世家的传统资料一般都是毛笔与汉字书写的，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日本不少大学为此还专门设置了从事辨认古文书教学的课程。这颇值得我国修志工作者借鉴。在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时，积极开展口述史的访谈、记录与整理，获得第一手材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口述史顾名思义就是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学术活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运用大量口述史资料，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对孟姜女传承的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成为我国口述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不少史学工作者所进行的太平天国、“五四”运动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地调查和访问记录，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开展的有关工人运动史的寻访调查、上海社会生活史的调查、上海移民史的调查等，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与传统史学相比，在反映的对象上，后者往往是精英历史，而对社会底层的平民却较少留意。前者则不仅关注精英，同时也关注寻常百姓。口述史对于比国史更贴近寻常百姓的地方志来说，当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反映的程度上，后者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往往在揭示社会发展的脉络，而前者的着眼点与着力点却常在史事的细节。因为口述史的内容多为细节，所以生活气息更浓，史料更鲜活，真实感更强烈，从而更容易实现地方志教化、资政的功能。
　　二、收录范围上追求系统性
　　要想志书中所收录的资料都是独家新闻是不可能的。但地方志所收录的资料应该具备系统性，这却是一般的书籍不一定具备的优势。地方志资料的系统性具体表现在纵、横、点 3个层面。就纵的层面而言，志书所提供的某一事物的资料必须尽可能地纵不断主线，自成系列，如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就横的层面而言，某一特定时间的相关资料必须穷尽罗列，自成方阵，如文学创作中的诗歌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戏剧创作，小说创作中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创作。就点的层面而言，所记述的事物必须要素齐全，如一个科研项目，起码要有项目主持人、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立项时间、完成时间、项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方志资料的系统性，是地方志特有的传统和优势。在历代旧志编修和首轮新方志编纂的实践中，方志资料的系统性也早已被普遍遵循。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修志工作者应该较少使用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资料，而尽可能多地对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整合。如江苏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20世纪中叶，流行区域涉及到全省45个县857个乡，累计患病人数达到251万人。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各级政府和血吸虫病防治所、各地血防站曾经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值得欣慰的是，在首轮新方志编纂中，各地修志工作者对这些调查资料大多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并对其进行科学梳理、归纳，较为系统地收录于志书中。如昆山县1949年以前的30年中，因血吸虫病流行，导致 102个村庄毁灭。①境内的土马泾、竹丝浜两个自然村，民国28年(1939)有20户96人，10年内死于血吸虫病的76人，其中8户灭了门。杜家港民国13年(1924)有100多户350多人，到1952年普查时只剩下34户59人，幸存的村民中有90%患血吸虫病，其中11对夫妻结婚8年以上未生育，许多人骨瘦如柴，奄奄一息。②吴江庙港的骆驼村，解放前一度有40户人家，因血吸虫病死绝的有24户，到解放时全村只剩下了两个劳动力。③在第二轮地方志编纂中，对第一手资料整合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诸如校纪、乡规、村约、家训，个人的日记、家书，乃至账簿、病历等等，只要有典型的社会意义，都可以整合选人志书。
　　三、角度上追求另辟蹊径
　　另辟蹊径的主要途径有 3条：一是选题要新，即在志书的总体设计上要选择新的视角，他无我有，他略我详，他详我特。在首轮和已经开展的第二轮新方志编纂中，各地都在突出地方特色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如江苏的两淮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在经济欠发达的古代，盐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源，盐课常常占国家财政收入1/3甚至1/2。而唐、宋以后，淮盐又高居全国盐课之首。清顺治元年(1644)，淮盐税收竞达到全国盐税总数62%。为此，江苏省首轮修志时专门设立了《盐业志》，用以反映江苏盐业生产的历史与现状。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泰山历来被尊为“五岳之首”，自秦始皇到清代的许多帝王常常登临此地祭天、封禅，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泰山文化现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还于1987年将泰山列为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为此，新修山东省志专门设立了《孔子故里志》、《泰山志》。客家人是分布于闽西南等地的特殊人群，因来自于古代中原地区，故称。客家的发展史显示，这一人群首先始于福建汀州，然后逐渐向赣南、粤东、台湾等地迁徙。他们拥有大体一致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文化特色别具一格。为此，第二轮福建省志计划设立专门的《客家志》，用以记述相关的史实。这些独一无二的选题，迥别于一般化的篇目设置，使人耳目一新。
　　①《江苏省志·卫生志》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②新编《昆山县志》，第7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③新编《吴江县志》，第751页，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7月版。　　
　　二是记述角度要新，即记述事物要选择新的切人点。如热岛效应是现代城市常常遇到的流行病，一般是通过市内温度的差异，从正面加以反映。但日本《广岛新史》对这个问题的记述却别出心裁。在该书《气候特性与大气环境》一节中，史志工作者特意选择市内的比治山公园和市郊的高阳町作为调查的母本，对1955～1975年20年间相关树木的年轮进行详细的测量，然后利用这些观察所得的数据，绘制出精密的《年轮与气温的关系》曲线比较图。从而利用同一种树木在同一年份自然条件相同但温度不同的状态下所形成的年轮是有差异的原理，既直观、科学地揭示了广岛市内的热岛效应，又别开生面，与众不同。该书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记述也很有启发意义。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广岛顿时被夷为平地，30万市民中有一半人死亡，其余人也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为此，《广岛新史》“资料编”第一编的作者都筑正男医生，将自己在1945～1947年间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受伤人员救治的调查写成长篇报告，收入志书，构成《都筑资料编》的主体，不但选题新颖，而且记述的角度也很别致。①
　　三是记述手段要新：近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投人较大的力量，以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首都图书馆为依托，大力开展社区记忆工程。具体做法主要是将现实社会少见流行，但上了年纪的人记忆中依稀尚存的村宅祖屋、民歌民谣、民风民俗，乃至旧式家具、日常生活用品等进行抢救性录像、录音、收藏，通过数字化等方式，永久保存。可以说，目前香港的社区记忆工程，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修志工作者密切关注。
　　四、内容上追求文化蕴涵
　　首轮新方志编纂是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特定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经济部类的容量大大超过政治、自然等部类的容量，文化部类的比重往往明显偏低。但经济建设各个地方都可以搞，而区域性文化传统却各不相同。区域性文化传统一旦形成，犹如一股恒定的惯性力量，将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发生持久而稳定的影响。而就地方志读者的定位而言，在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中，人们的知识结构虽然以专业板块为主，但人文知识板块却是大家所共有的相同结构，因而加强文化部类的记述也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的功用。从结构上考察，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3个部分。其中，物质文化是人们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行旅文化、技艺文化等。制度文化是社会为了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礼法制度、行为准则，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礼乐制度、婚姻制度、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它包括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制度文化时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协调发展的保证；精神文化对人们的言行举止具有无形且稳定持久的支配力量，决定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
　　①张乃格、缪小咏：《访日归来话修志》，《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2期。　　
　　加强志书的文化蕴涵，首先就是要加强对于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事与物的记述。首轮新方志编纂中，修志工作者提出了以事系人的理念，这是加强志书文化蕴涵的一个可贵创造。在刚刚启动的第二轮志书编修中，我们不但要发扬以事系人的修志经验，还应当将这条经验加以光大，努力做到以物见人、以事见人。在以事系人的理念中，事为主，人为从，所以首轮新方志普遍记事有余，系人不足。而在以物见人、以事见人的理念中，编者记的虽然是物和事，但却并不就事论事、以物论物，将事和物孤立起来，而是力图通过这些物和事折射出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新方志有关苏州大石头巷清代吴宅门楼的记述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大石头巷吴宅位于苏州市人民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全宅共有三路，中路主轴有轿厅、 大厅、楼厅等建筑，大厅、 楼厅前各有砖雕门楼。其中楼厅前的门楼字碑镌有楷书“鏖翔凤游”四字，左右兜肚(框面)雕琢分别以“柳汁染衣”和“杏花簪帽”为题。上枋和下枋满施雕镂，下枋以元代翁森《四时读书乐》诗为题，自东而西雕 4组人物，分别镌有《春时读书乐》诗“绿满窗前草不除”句，《夏时读书乐》诗“瑶琴一曲来薰风”句，《秋时读书乐》诗“起弄明月霜天高”句，《冬时读书乐》诗“数点梅花天地心”句。①字碑所镌“麐翔凤游”4字，表现了宅第主人对子孙后代超群才华的期盼。其他柳汁染衣、 杏花簪帽图案和“四时读书乐”组图也都显示了类似的主题。读者目睹这样的物，完全可以从中领略到人们对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和科第仕宦飞黄腾达的强烈追求。
　　加大学术含量，提高文化品位，是加强志书文化蕴涵的又一条途径。但这里所说的提高学术性，并不是要求把地方志写成学术论著，更不是提倡在志书中进行繁琐的考证，而是要求对事物进行深层次的记述。如《江苏省志·人口志》人口构成中有关年龄构成类型、少年人口结构、老年人口结构、特殊年龄结构、总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段人口性别比、城乡人口性别比、地区间人口性别比、劳动人口年龄构成、在业人口构成、不在业人口构成等，就都有较强的存史价值和现实的资政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编纂中所强调的文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行业文化 (如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等)，而是指可以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 行为观念、精神面貌等等的文化形态。因而，加强志书的文化蕴涵，不仅仅是指加强教育、卫生、体育、文学、艺术、文化设施等“硬文化”的记述，更重要的是指应当加强“软文化”的记述，即要把对文化的记述自觉地贯穿于整部志书中，渗透到所有可能的篇章、融化进所有可能的事物中去。诸如产品样式、颜色的特定含义，各种商标图案的人文内涵，传统手工艺流程中的一些生产习俗等。
　　①《苏州市志》第三册，第98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五、意境上追求乡情乡韵
　　首轮地方志的语言要求客观、严谨、朴实，感情色彩可以用冷峻来概括。譬如记述一把紫砂茶壶，一般只要将茶壶的形状、壶盖、口径、底径、腰围、高度、容积、材质、色泽、制作人、制作时间等记述清楚就可以了，读者却感受不到茶的清香。记述一座房子，只要将房子的方位、朝向、形制、结构、布局、高度、长度、陈设、用料、开工及竣工时间、占地面积与建筑面积等记述清楚就可以了，读者却感受不到家的温馨。一部志书，一般都洋洋洒洒数十万、上百万言，读者阅读这样严谨但刻板、朴实但“冷漠”的志书，怎能不感到味同嚼蜡，枯燥乏味？一部好的志书不但要内容系统、记述准确，而且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义，让外乡人看了如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本籍人看了，油然生出一股浓浓的故乡情结。
　　历代旧地方志中，方志学家们在记述相关的事物时往往并不满足于对事物自然状态的描写，还常常着墨于事物的内在神态，有的还在正文之外附以名人诗文或相关的民间掌故，使事物增色不少。试以宋范成大对虎丘的记述为例：“虎丘山又名海涌山，在郡西北五里，遥望平田，中一小丘。《吴地记》云：去吴县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则泉石奇诡，应接不暇。其最者剑池、千人坐也。剑池，吴王阖闾葬其下，以扁诸、鱼肠等剑三千殉焉，故以剑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丘，唐避讳曰武丘。剑池，浙中绝景，两岸划开，中涵石泉，深不可测。王禹偁序、苏文忠轼诗，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讲经处也。大石盘陀数亩，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无。”绘声绘色，形神兼备。以下又附有赵晔《吴越春秋》、王殉《虎丘记》，以及白居易、刘禹锡、李绅、皮日休、陆龟蒙、许浑、范仲淹、苏轼等人的诗文60余首。①读者阅读后，不能不为苏州虎丘雄奇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折服。地方志所收录的事物是否都要附收名人的诗文，《吴郡志》虎丘条所附60多首诗文究竟是否全有必要姑且不论，但在记述一地的标志性事物时未尝不可一试范氏笔法。
　　要追求志书的乡情乡韵，就不能以“土”为卑。实际上，地方志最大的价值及优势正在于“土”，我们今天看来土得掉渣的东西，也许正是志书的传神之笔。如苏北不少地区的方言中，称父亲为“爷”、伯父为“大爷” (“爷”为轻声)、三叔为“三爷”、 堂叔中排行最长者为“大爷”，中心词都是“爷”；称母亲为 “娘”、伯母为“大娘” (“娘”为轻声)、三婶为“三娘”、堂叔中排行最大者的配偶为“大娘”，中心词都是“娘”，颇有乱伦之嫌。但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这其实是族外群婚的遗留。
　　此外，文字上追求精炼典雅。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志书……要写得精炼、优美、引人人胜。”有关地方志语言文字方面的论述已很多，本文不再赘述。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文字上的精炼，就是避免套话、空话、大话，更不能讲假话。文字上的典雅，则不但要求文字优美，而且要庄重，尤忌凭空杜撰，进行文学虚构。
　　①《吴郡志》卷十六《虎丘》。
　　　　　　　　　　　　　　　　　　　　　　　　　　　　(原载《中国地方志》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