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轮志书编纂问题的思考

　　
　　　　　　　　　　　　　　　　　　　　 周 慧
　　一、第二轮志书的编纂原则问题
　　由于首轮所修通志记载对象的特殊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加上篇幅的限制，难以做到全面准确记载几百年、上千年当地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因此首轮修志从志书记载对象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志书“纵贯古今，详今略古”和“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编纂原则。纵不断线是相对纵贯古今而言的，即指竖写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现状，以体现事物的完整性。横不缺项是相对详今略古而言的，通过横不缺项的方式来详今， 又通过缺项(非主要内容)来略古。后来有人因此用详今明古来修正详今略古， 意即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之事物要以说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为度。正是因为首轮修志对志书记载对象有了正确认识并确定了相应的编纂原则，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轮修志与首轮修志有着显著的不同。首轮志书绝大多数是修通纪体，第二轮志书大多是断代体，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内容。以时间跨度而论，第二轮志书最多只有首轮志书的1/6时间，很多还远远不止；以内容而论， 第二轮志书单纯明了，首轮志书错综复杂；以志书篇幅而论，第二轮志书已出版或正在编纂的县级志书篇幅，多则百余万字，少则80万字左右，与首轮志书篇幅不相上下。以相同的篇幅记载时限如此之短的内容，就有一个如何确定与之相适应的编纂原则问题。显然，首轮修志的编纂原则已不能适应第二轮修志记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容的需要，而必须重新确立与记载对象相适应的编纂原则，以利于完整地、全方位地记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笔者认为，第二轮志书的编纂原则应当修正调整为“横不缺项，纵贯详记”，而不能继续沿用首轮修志的编纂原则。
　　所谓“横不缺项”，就是横分门类不能缺漏。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任何能够体现当地自然社会、人文历史与现状的事物都不能缺漏，都应立项记载。横不缺项应当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第一层次即反映当地自然、社会、人文的各项主要事物不能缺漏，如现在有的第二轮志书就不记自然部类的环境、资源和人文部类民情风俗、方言等内容，这是重大缺项。二是第二层次即自然、社会、人文中的某一项事物、主要项目不缺漏，最突出的是对改革开放内容缺漏较为普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记述不全，开放的内容也同样如此。产生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志书记载对象缺乏准确的认识，导致提供资料的单位提供什么就记什么，“看料下菜”，对缺漏的内容要么浑然不知，要么忽略不记。
　　所谓“纵贯详记”，就是竖写必须充分翔实地记述断限内每一项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兴起、发展而在改革开放后消亡的事物，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兴起、发展的事物，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中兴起而又消亡的事物，都要准确地予以记载，并揭示出兴盛、衰亡的内在规律，从而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历史进程。“纵贯详记”应当注意克服三种倾向：一是记述事物时要避免只记上限年份(或事物出现之年份)和下限年份情况，中间各年份付缺的现象；二是记述事物要避免只记上限若干年份或下限若干年份情况；三是记述事物的兴起、发展、演变特征不明显，这种“流水账”式的详记模式不是第二轮志书编纂所独有，首轮修志中也较多。
　　二、第二轮志书体例的完善问题
　　无论首轮修志还是第二轮修志，其体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都有一个如何发展创新的问题。反观首轮修志，志书体例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病和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质量。方志界很多专家学者都论及这一点，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章节体是首轮修志的一个重大创新，但由于过分强调志书结构的科学合理和章节统辖的逻辑关系，导致一些内容少、在当地又没有什么地位和作用的事物强行单独设置章节，内容单薄，立不起来；而一些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事物又不能单独设置章节，内容篇幅过大，尾大不掉。另外一种现象是，干脆以章代节代目，或是以节代目，没有章以下的层次；或设置复合式章、节、目，即将相近的两项、三项事物合为一章一节一目，然后分而设节、目。结果出现两种人们不曾料想的弊端：1.追求志书结构科学合理的章节体，恰恰又造成了结构的不平衡；2.追求章节统辖的逻辑关系导致内容记述的平面化，缺乏应有的深度。二是横分门类是志体的重要特征，但由于过分强调横分门类，导致不少志书或者一部志书中的某些部类横分过多，分割过细，基本记述单元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一项事物或一个事件被分离支解，使内容琐碎、单薄，交叉重复，缺乏整体性和深度。这是造成志书内容平面化现象的又一个原因。三是志书应在坚持基本体例的前提下，吸纳其他著述体裁中一些适应于志书表述记载对象的方法，这是志体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的一个内在的良好机制。但在首轮修志中，由于过分追求志体的纯洁性，强调史志的区别，结果导致一些适应于志书的史体方法被排斥在志门之外，即使是少数志书少量采用了也多受指责。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志书记载对象与表现形式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强调志体的继承与创新，忽略了内容与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志书记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内容繁复，一成不变的体例很难反映多层次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全貌。志书的根本任务是全面真实地记载一方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因此，志书的体例应以此为原则确定继承与创新的内容和方向，集中地说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是第二轮志书的结构形式。从目前有关著述体裁的结构形式看，年鉴的条目体是最适宜克服章节体弊病的结构形式。其优点：一是条目设置灵活，适应性强，完全根据事物记载的实际需要决定设置与否；二是能够完整地记载事物的发展始末，既能全面记载面上的情况，又能深刻反映点上的情况。条目是年鉴的基本单位和最小的记述单元，引入第二轮志书后将是志书的基本单位和最小的记述单元。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第二轮志书的结构形式即为：章节是宏观结构，条目是微观结构，较为科学、合理，组成完整统一的地情资料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将条目体引入第二轮志书也要进行适当的改造，比如条目的类型及大小、条目设置数量的多少、条目标题的制作方式、条目的写作方法等等，都要与志书相衔接，不能机械地照搬照套。
　　其次是第二轮志书门类划分标准。尽管志书传统的横分门类、以类系事的方法仍适用于第二轮志书，但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事物要在第二轮志书中得到充分反映，就不能机械地套用这一方法，必须不拘一格，灵活地使用其他分类方法。许多事物具有多重属性，每种属性都可以作为分类的标准，志书在对事物进行分类时应以事物最显著的屙性作为依据，而不能只以一个标准横分门类，否则就难以反映事物的全貌。关于四套班子的记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类别划分均属政党，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属性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最显著的属性是参政党。在续志第一层次就应以此为分类标准，分别设立中共×××委员会和民主党派类目分别记述，而不宜统辖在政党类目下记述。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常委会是其常设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不宜统辖在政权政协等类目下记述，应在第一层次上设立×××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委员会类目分别记述。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的行政机关。地方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的执行机关，它负责管理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样不宜置于其它类目之下，而应在第一层次上设立×××人民政府类目给予记述。只有将四套班子单独设篇立章，才能全面完整地记述四套班子和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方面的情况，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以上内容是首轮志书中记载最薄弱的部分，其原因就是机械套用“横分门类，以类系事”以及对志书记载对象缺乏正确认识所致。第二轮修志应当吸取教训，采取按事物类别、事物性质进行横分或升格或分期等多种分类标准划分门类，以准确地记载客观事物。
　　第三是志书体裁运用。志、述、记、传、图、表、录 7种体裁已为首轮修志所认同，并广泛采用，成为志书不可或缺的基本体裁，第二轮修志应毫无异议地予以继承。但其中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对 7种体裁的功能及其应用范围没有足够的认识。综观首轮修志，尽管 7种体裁被各种志书广泛运用，但又普遍运用不充分，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体裁的独特功能，这不能不说有损志书的质量。在首轮志书中，唯有志运用最充分，成为志书的主体；录仅次于志，运用较多；述仅限于记述全志或某一部类或某一行业、事物的客观内容，表现形式为综述(总述)、概述或无题概述(又称小序)；记仅限于大事记；传仅限于已故人物；图(包括地图和照片两种)，图仅限于地图(包括新旧地图)，照片仅有卷首和相关文字中有数量不等的载入；表只是随文有一些相关的统计表。从这些体裁在志书中的实际运用情况看，人们仅仅把它们局限于表述一种事物、一类事物(指述、记、传)，或视为志文之附庸(指图、表)，而没有把它们看成志书中一种完全独立的、具有独特功能的体裁。
　　第二轮修志在运用这些体裁时就应当突破这种局限，发挥各种体裁的优势，拓展表述的空间与范围。记不只是能记大事，也可用来记微观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如农民创业记、下岗工人创业记、转业军人创业记、大学生创业记；企业破产记；某某村村长选举记；某某某状告县政府记等等。述也不只是能记述宏观方面的内容，同样可用于记述人和事，它与记的区别在于记人记物可夹叙夹议，而述在于客观陈述。如现在有些地方设立人物述略来解决生人不能人志的问题，用述略来客观地陈述一个人的主要或片断事迹。传除传人外，也可传事传物，凡对后世有教育意义的事与物都可采用传的形式。如，率先实现小康的村，就可设“某某小康传”。图除地图外，圆形结构图、曲线图、折扇图等各种统计图同样是丰富志书内容，增强可读性的有效形式。照片在现代媒体上已广泛运用，被称为读图时代，第二轮修志应借鉴，使其成为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卷首可用专题形式载入照片，文中也要针对内容增加照片的种类和数量，如过程照片、对比照片、传主照片、建筑物照片、动植物照片、产品照片、航空照片、卫星照片等。不能视照片为点缀，而是志书的一种体裁。同样道理，表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补充，随意在统计表中选几张附上，而应当根据志书记述要求，精选或专门制作，如沿革表、人物表、统计表、一览表、分析表、升降表、对比表等。志书体裁的充分运用，就能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地反映客观事物，加强第二轮志书记述的广度与深度。与此同时，还要引入其它著述中适宜志书的体裁。如年鉴中的专记就适宜对某一突出重大的、独立的事物或事件作全面、集中、深入的记述，现已为第二轮修志所采用，并得到认同。
　　三、第二轮志书编纂特殊方法的运用问题
　　(一)“越限而书”与首轮志书衔接问题
　　所谓越限而书就是记载志书断限之外的事物，使记述更加完整或更加符合实际。首轮志书的断限较第二轮志书具有特殊性，其上限虽然在启动时要求统一断在1840年，但因为是首修新方志，各地都普遍追溯到事物的发端、起源。实际上突破了统一上限，即上限不限。下限采取统一年份适当灵活的处理原则，主要原因是受志书编纂出版时间过长、领导人更替等因素影响，针对性地适当反映最新的发展情况。因此，不少志书的大事记、重大建设成就、人物等部分内容就突破统一下限，延至志书定稿出版的年份。第二轮修志启动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采取统一断限的方式处理。断限方式有两种：一是上限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年份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始年份，以便完整地记载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采取这种上限年份的只是少数省份或一些省的少数县市。如河南省、贵州省就规定统一上限在1978年，江西省只有玉山县上限断在1978年。二是接首轮志书的下限而直接续修下来，大多数地区都采取这种方式。相比而言，前者涉及的问题少一些，后者处理起来更为复杂。在第二轮志书实际编纂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应当正视而必须处理好的问题有：
　　一是第二轮志书上限前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不要在第二轮志书中反映？这方面的内容首轮志书记载翔实，有人主张不记，理由是避免重复，已出版的不少第二轮志书也是这么做的。笔者认为，志书重在经世致用，为方便读者，也为志书内容的完整，第二轮志书应当设历史概况篇章对当地在第二轮志书上限前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一概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各篇章前设无题概述，对各项事物的历史进行介绍，让人更便捷地了解当地的历史，加深对第二轮志书断限内记载内容的理解，同时避免寻找首轮志书的困难。
　　二是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变化不如经济那样巨大，但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不能以简单的所谓“静态内容”而不予记载，编纂者要洞察其变化，在第二轮修志中记载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三是第二轮志书上限接首轮志书下限在衔接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如何完整记载的问题。首轮志书下限绝大多数都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此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全面展开阶段。改革涉及农村和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果只简单机械地从第二轮志书的上限年份写起，就不可能把各项改革记述完整，更不可能记述清楚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因而，第二轮志书应根据不同内容的实际需要采用“因事上溯”的原则，对必须突破统一上限年份的事物进行必要的上溯，而不能受上限的束缚。具体的处理方法可考虑以下两种：一是在记述的过程中上溯至各项事物的发端，比如上限接首轮志书下限年份的，改革开放的内容就可直接从1979年或开始年份写起；二是在各篇章之首设无题概述，记述上限前各项改革的兴起、发展情况。这种方法要注意与前述第一点的历史概况或无题概述的设置统一起来考虑。
　　四是篇目的衔接问题。有一种主张认为第二轮志书的篇目应完全沿袭首轮志书的篇目接着记载，才称得上是第二轮志书，这是片面的，忽视了第二轮志书记载对象完全不同的这一实际。当然，第二轮志书记载当地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这一基本内容并没有改变，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使自然、社会、人文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第二轮志书篇目就不能机械地沿袭首轮志书篇目，而应当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地情，制定切合当地地情的篇目。
　　(二)“越境而书”与记述范围问题
　　“越境而书”是传统方志的戒律，也是方志地域性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人们跨境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已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志书就应当顺时而为，在总体上遵循“不越境而书”的原则，以体现地域性。但为完整记述当地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各方面情况，又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一原则，而要对当地跨境活动予以适当的记载。具体来说，有这样几方面的跨境活动应在第二轮志书中得到反映：一是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跨境活动。如跨境学习考察、跨境招商引资、跨境经济合作、跨境参加重要会议、异地对口支援、友好城市(县、区)往来等等，第二轮修志应从当地改革开放角度予以记载。二是社会组织的跨境活动，其中尤以经济组织的跨境活动为多。随着市场经济广泛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的跨境活动非常频繁，如开设分支机构、原料采购、产品推销、投资创业、展览演出等等，有当地组织出境的活动，也有异地组织的入境活动，第二轮修志应从当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予以记载。三是居民的跨境活动。改革开放20多年，居民的跨境活动日益频繁。跨境创业、跨境投资、跨境学习培训、跨境定居、跨境旅游等等，第二轮修志应从当地开放和居民的角度予以记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0多年来，跨境活动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提高，给当地的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各个方面，尤其是城市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第二轮修志不能以“不越境而书”作茧自缚，而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以适当的记述方法作全面准确的记载。
　　(三)资料短缺与补救方法的运用问题
　　在第二轮志书编纂当中，部分内容资料短缺已成为制约志书质量的瓶颈。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一些地方已进行一些探索并取得经验，较好地解决了资料短缺的问题。一是扩展收集资料的渠道，本着既依靠部门又依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通过档案馆、有关单位资料室、图书馆、网络、采访当事人、发布征集资料通告等多种渠道收集各种形式的资料。承编部门和志办收集的资料互相补充、相互印证，既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又弥补了资料的不足。二是对一些资料缺乏，只有少量宏观资料的内容，可以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予以记载。即通过详细调查记载数个典型个案来弥补资料的不足。三是对那些没有承编部门的内容，可以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社会调查方法获得资料。具体做法有两种：1.经济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拟出若干专题，通过招标或者委托的方式，请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社会学、统计学方面的专家，以及咨询调查公司进行专题调查研究；2.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地方，可以请有关社会学、统计学方面的专家进行指导或是志办编纂者自学，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开展专题调查研究。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原载《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