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

　
　　　　　　　　　　　　　　　　　　　　 黄 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将军率10余万将士， 开发北大荒亘古荒原。在密、虎、宝、饶4县摆开了战场。将士们驱虎豹、赶豺狼，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使北大荒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征服荒原的感人诗篇。当年的我，做为北大荒的第二代，随父母来到北大荒，只是在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本上，知晓了北大荒第一代创业的艰辛。没有赶上那火红的年代，没亲眼目睹英雄们的业绩。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许沾了父辈光环的光，我曾到爸爸的老上级、王震将军家中，亲眼目睹了暮年的王老，在日理万机国家大事的同时，仍在关心北大荒发展的两件大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提笔写下来，做为永久的怀念。
　　一、关于新谊糖厂
　　1985年冬，北大荒已到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的季节，也是东北人猫冬的日子。当时任红兴隆农管局党委书记王锡禄，给我妈妈赵英华写了一封信，委托八五二农场党委书记王继宗交到妈妈手中，信中谈到让妈妈或我到北京去一趟，面见王震副主任 (当时王老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起个引见的作用，农管局领导有要事要请示王老。
　　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前往。我先到农管局，王锡禄书记当面布置了任务：总局决定在红兴隆农管局成立新谊糖厂。由农管局副局长严德润带队，到京后要拜见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仁俊，面见汇报新谊糖厂立项的请示。书记王锡禄最后风趣地对我说：“如果此事办不成，你就住在北京不要回来了。”
　　严副局长带队，大家乘火车向北京进发。随行人员有：李凤德(糖厂筹建者，后为副厂长)、王文基(糖厂技术筹建者，后为副厂长)、秦信(八五二农场电视台技术员)和我 (时任八五二农场交通科副科长)。
　　进京后，我们住到北京西城区白塔寺旅馆，就开始了约见活动。
　　首先拜见的是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李仁俊，当时他还兼任中国石油总公司经理。李副主任的儿子李波下乡时曾在八五二农场任农场广播电视科科长。女婿周小川也曾在八五二农场待过，回京后任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所以说他的家庭和红兴隆农管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副主任是在晚上抽出时间，在他家客厅招见我们的。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们，“已查过国家‘七五’大本计划，全国农垦申报了七项建设项目，其中有新谊糖厂，投资半个亿。投资半个亿以上要列入国家投资的大中型项目。”
　　李副主任接着说：“但全国农垦申报的七个建设项目，都没列入七五规划，包括新谊糖厂。”
　　“我对北大荒还是有感情的。孩子们曾在你们那里锻炼过，是你们组织上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有用的人，在我职权范围内只要政策允许，我会尽力的，比如八五二农场电视塔和天津面包车，是国家调拨这样的事，我是能帮上忙的。但新谊糖厂立项，我帮不上忙，目前正是国家计委‘七五’规划定盘子的时候……”
　　李副主任话语顿了顿，打了个比方：“好像一盘肉，就这些，都想分，肉少人多，分不过来；现在各省都有人在京，来的又都是各省省长、副省长，你们也想分点，难啊……”
　　一番话，像一瓢凉水泼到我们头上。我们才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
　　严副局长试探问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呢？”
　　李副主任沉思了一下说：“除非有国家领导人表态。”
　　严副局长说：“王震副主任行吗？”
　　李副主任说：“应该可以，就怕不表态。”
　　告辞了李副主任，已是深夜，夜班公交车已停运。走在北京沉睡的街道上，在大伙的议论中，我体会到事情的复杂性。回味王锡禄书记的一番话，才知道引见工作是不容易的。如办不成，真像锡禄书记说的，我住在北京就不要回北大荒了吗？
　　次日，经过严副局长和家里沟通，决定仍然要请示王震老将军，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王老。
　　首先接见我们的是王老的贴身秘书唐玉，身为大校军衔(现为河北省某军副军长)的唐玉听完汇报以后沉思了一下说：“列入国家七五计划，有一定难度。现王老不在家，要不然找日本人谈谈，因王老是中日友协名誉会长。”
　　严副局长：“我们以前和日本客商谈过一些小的合作项目，他们斤斤计较的态度实在难谈，很难谈成功。”
　　唐玉秘书：“要想列入七五计划，就得等王老回京。王老同意不同意，我们可不敢表态。”
　　在征求唐秘书同意后，我们留下建糖厂请示报告、农牧渔业部(1985)农(垦)字 183号《关于新谊糖厂设计任务书的批复》文件和住宿楼层电话，就告辞了。
　　由于当时没有移动电话，按照唐玉秘书的安排，我们在白塔寺旅馆等了 7天，每个人心里七上八下的，只能等待着。
　　12月14日，也就是7天后的下午4点，旅店楼层电话响了，电线另一端传来唐玉秘书的声音：王老昨天刚回来，听说北大荒来人请示工作，让你们快来，只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然后稍作休息，晚上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代表团，越快越好……
　　当我们乘公交车匆匆赶到西城区翠花湾九号院时，唐玉秘书已迎候在警卫室，告诉我们王老刚陪邓小平主席(军委主席)南巡回来，旅途劳累，谈话要简明、扼要，直奔主题。
　　随后唐玉秘书领我们过客厅，步人王老书房。
　　书房温暖如春，王老背东面西，坐在办公桌前左侧单人沙发上，身穿深蓝色中山立领毛料制服，满头银发，正在用红蓝铅笔写着什么。见我们进入，就手扶沙发站了起来，手伸向我们，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听唐秘书介绍每个人的姓名、职务，然后热情招呼我们落座。
　　在唐秘书安排下，严副局长坐在王老右侧的单人沙发上，我们坐在王老左侧多人沙发上，而唐秘书坐在王老身后椅子上。
　　谈话开始了。
　　王老手拿刚用红蓝铅笔写了一部份批语的材料说：“这是你们北大荒关于要建新谊糖厂的报告，谈谈你们的想法。”
　　话题直奔主题，我们7天悬着的心一下提了起来，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严德润副局长。
　　严副局长侧身面向王老汇报，说：“王老，您率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北大荒现已成了北大仓，官兵们及北大荒建设者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今年 8月份，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视察垦区，慰问垦区人民，垦区人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我们准备在您刚视察过的红兴隆管局局直建立一个新谊糖厂，主要是垦区粮食不愁了，粮食富裕了，但缺糖。我们局考察过了，黑土地适合于种甜莱。成立个糖厂，产白糖，可供农垦人吃，也可以供给国家调拨。产糖后的渣子可喂猪、喂牛、还可深加工。制糖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还可供红兴隆农管局局直地区冬季取暖，浴池洗个热水澡，让职工放松一天农田干活的筋骨。好处太多了。”
　　也许房间太热，也许严副局长感到此行任务重大，脸上出汗了。他用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话题一转，切中此行要点：“但关键是要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国家要投资糖厂才能办成，为此我们来请示老部长了，因为您今年 8月份在视察我们农管局时，说‘如在北大荒建设发展中遇到什么困难，找我，只要政策允许，我会支持的’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来请老首长指示的。”
　　严副局长一席话，把王老逗乐了。在众人目光的期待下，王老又拿起建新谊糖厂的材料，摊在膝盖上，在已写了一点字的基础上边写边说：“在北大荒建糖厂是个好事。国家目前准备七五期间注重搞建设，资金也困难。不要全指望国家投资，应在国家投资基础上，让农场职工、干部多出点义务工，采集木材、沙石、煤，共同努力把糖厂建起来。让甜蜜的事业在北大荒站住脚，立足根……”
　　随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王老亲笔签名同意的批件。
　　批件原文是农牧渔业部文件(1985)农垦字第 183号《关于新谊糖厂设计任务书的批复》。王老在文头上方用红蓝铅笔写道：
　　1.发动农场职工。以发奋艰苦劳动，投入基建工程劳役。
　　2.农场职工集资，以利社会主义企业职工，自力更生，积储资金，国家集体(农场职工)个人三兼顾的社会主义道路。
　　3.加强甜菜生产的科研种植，每亩四五吨。
　　4.甜菜叶子、糖渣为养奶牛饲料。
　　5.合理的机械化生产为主，家庭庭院经济为辅。
　　在文件右侧竖签王震.1985.12.14。
　　在文件左侧，有王老和我们谈话时信笔竖写的：“木材、沙石、煤”字样。
　　王老看着我们一张张笑脸说：“我让唐秘书和国家计委、农牧渔业部说一下，调一下新谊糖厂的可研性报告，建议国家计委列入国家七五计划，明年就开工。”
　　整个过程没超过20分钟，此行目的基本达到。新谊糖厂正如王老数千公里外批示决策那样，在七五计划中列入国家大中型投资项目，在1986年春季如期动工了。
　　现在每当我到红兴隆农管局，看到局直右侧新谊糖厂巍峨的厂房，听到机器的轰鸣，住进温暖的住房时，就不禁想到王老接见我们时说的话：“让农场职工、干部多出点义务工，采集木材、沙石、煤，共同努力，把糖厂建起来，让甜蜜的事业在北大荒站住脚，立住根！”
　　二、关于驻京办与首日封
　　1988年，王震伯伯已当上了国家副主席。我也调入农垦总局交通局工作。
　　7月中旬，时任农垦总局常务副书记邓灿派人找到我， 当面交代让我去趟北京，找找王震副主席办公室，请示两个任务：一是为了纪念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30周年，总局邮寄协会计划出纪念信封的方式，缅怀10万转业官兵光辉业绩，特请示王震副主席能否在纪念封上题词纪念。二是农垦总局想在北京市建一个驻京办事处，特请示王老能批准。
　　随后我和总局委派的通信处办公室主任王成林赴京。由于车次不好，半夜抵京，公交车已停运，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等到天亮，才乘首班车奔赴朝阳区小红门。当时有总局一临时机构在苏联大使馆附近租有一院，按邓副书记安排想住进去，不巧的是总局物资局机电科科长高鹏，带机关司机接十几台北京吉普车，把房间全住满了，我只好住在附近的旅店。
　　稍做休息后，我到临时机构李主任办公室，接头准备工作。当我和初次见面的李主任刚说了几句话，房间门开了，物资局高科长推门而入，或许听说要请示驻京办事处的事，加上不认识我，就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大咧咧说道：“驻京办事处多少人来办，都办不成，总局党委也是，听说派黄振荣儿子前来，他能办成？”
　　弄得李主任和我相对无言，哭笑不得。在这种场合下，李主任不便再介绍我的身份，只得推脱说：“我俩有要事相谈，你等会再来。”待高科长走后，李主任说：“这是个愣头青，不知您是谁，不要放在心里。”
　　李主任说：“邓书记已来过长途电话，讲明派您来的原意。但高科长刚才说的也是实情，总局此前已多次派人，请示在京设办事处都没办成。”
　　说到这，李主任拿出一张纸，上面按先后时间，密密麻麻记着来京请示设办事处的人名单，随后提笔在最后面写上我的名字，并笑着说：“不知您能否办成，如办成，您就是最后一个人。办不成，接着后面还会有人名单续上去。”
　　我的心七上八下翻腾，此事也太难了，尤其高科长一番话刺激人太深，我思索了一下说道：“驻京办事处能不能办成，也不是我说了算，总局领导让我请示我就请示吧。”
　　随后，我稳定下情绪，用李主任办公室电话拨通了王老在中南海的秘书李慎明 (当时为大校军衔，现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电话。
　　李秘书听完我的电话汇报和来意后说道：“王老因国事活动不在北京，关于农垦总局驻京机构问题，不能口头汇报，最好总局写个请示报告，报到王老处，和题词一起向王老请示。”
　　挂断电话后向李主任传达了李秘书的电话指示，李主任表示马上会用电话请示邓副书记，并说：“待接车人走后，您住进来，等待总局请示报告送来。”
　　由于高科长说话影响，这个插曲让我心头仍不愉快，只是问清了请示报告大约到京的时间，就说了句“再说吧。”
　　随后，我来了个不辞而别，另选住处，静候总局请示报告送达。
　　在京住了几天，估计总局请示报告已到京，我拨通了总局驻京临时机构李主任电话，听到我的电话，李主任急匆匆说：“总局请示报告已到，您这几天哪去了？害得我们到处找您。找不到，以为您生气回总局了。”
　　我笑了笑，答道：“没完成任务，我能回去吗？”
　　此时，气也消了。总局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
　　敬爱的王震副主席，您好：
　　黑龙江垦区165万人民向您致敬！
　　……垦区现拥有7万多复转官兵和3万多北京等大城市知青，与北京关系密切，因此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对于国家、政府部门加强对我们垦区的领导，交流国内外信息，搞活我们垦区的经济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鉴于我们黑龙江垦区的特殊情况，恳请王老说说话，给予照顾，批准我们在京设立办事处。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敬请王老在适当时候来黑龙江垦区视察工作。
　　　　　　　　　　　　　　　　　　　　　　　　　　　　　　 黑龙江省国营农垦总局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件同时附有黑垦局函(1988)185号、农垦总局给北京的函 《关于在北京市设立黑龙江农垦办事处的请示》。
　　持总局请示报告，7 月30日，我和通信处王成林到王老设在中南海办公室，向李秘书当面汇报，并留下了请示报告。随后，李秘书表态：王老仍没回京，准备马上沟通，让我们继续等待。望着办公桌上摆满的文件和请示报告，我担心地说：“这么多国家大事要请示，8 月中旬，总局要开纪念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30周年大会，能排上我们的请示吗？”
　　李秘书笑了笑说道：“王老亲手创建了北大荒农垦事业，一直关心北大荒，能排上，会快的。”
　　随后，约定了再次通话时间。
　　8月2日 9时，李秘书和我们联系电话响了，明确给我们答复，王震同志办公室意见：王震同志不在北京，无法题词，为了不影响黑龙江垦区的纪念活动，请把王老 7月份给垦区八一农大的题词追回，做为纪念信封的题词，并可在纪念会上做为会标使用，这个题词就是“向北大荒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们致敬”。关于农垦总局在京设办事处一事，待王老回京后再请示。
　　8月20日，垦区纪念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30周年纪念大会如期召开， 王老的题词做为会标高高悬挂在主席台上。王震副主席题词首日封，成为邮展会上参观者纷纷抢购的纪念品。
　　为了向王震办公室汇报王震副主席题词的落实情况，邓灿副书记让我寄去首日封，并以书信方式进行汇报。
　　没想到10月 5日，王震办公室唐玉秘书回信，随信寄回王震副主席亲笔签写名字首日封二份，让我们保存，如今邓副书记和我人手一份，已成为永久的纪念。
　　至于总局送给王老的请示报告，王老在回京后，在请示报告首页上方做了批示，王老写道：“此类行政组织问题我不能过问，此件请农业部何康同志批示。我拟到黑龙江省走走，向解放军复员、转业同志、支边、屯垦戍边同志慰问，看看。王震。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
　　农业部何康部长在接到批示后，8 月29日在请示报告首页文字右侧批道：请刘江、请孙泮琪，农垦局与北京市研处。
　　领导的批示，没有最后的落实结果，因此又促成了我第二次进京。
　　1988年12日13日，我陪同离休的总局原副书记王桂林夫妇，由佳市乘车前往京城，主要内容：因王桂林副书记年事已高，得过脑血栓，行动不便。王桂林曾长期担任过王老的秘书，委托我联系与王老见面。王副书记主要任务是：总局和佳市关于农垦总局驻佳二所房产纠纷一事，此房原为沈阳军区佳木斯汽校营房计28栋15 911平方米。1959年由当时农垦部部长王震与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批示，移交给总局前身合江农垦局。同时合江农垦局拨给沈阳军区木材12 000立方米，支援军队再建营房所需木材。由当时地委第一书记张林池主持，形成房产交接协议书。
　　到1988年，佳市要收回和变为有偿使用(租给农垦)。
　　此事要请示王老或到建设部有关部门沟通，认可当年立下的协议书。
　　另一个任务就是探探北京办事处落实情况。
　　到京后，住在总参小西天招待所。王副书记亲家曾是彭德怀元帅50年代秘书、后任总参管理局政委，给我们安排了一台小车，方便了我们出行。
　　先到王老家，唐秘书接待了我们，不巧王老因国事活动又不在北京，只见到王老夫人王季青妈妈。
　　随后，我们到了建设部，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总局驻佳二所的情况，拿到了有关有利于总局的文件。
　　后来，王桂林副书记带我到了农业部，由肖克将军原秘书出面联系，农业部农垦司孙泮琪司长接见了我们。
　　当看到我们递上王老 8月15日批件后，孙司长笑了，说道：“此事我们按领导意图研究过，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在京设立办事处，只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别的单位设立。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没达到这个级别，设立办事处，有关部门不能批。”
　　孙司长话语顿了顿，看了看我们失望的脸色，接着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也确实在京需要有个办事的地方，而且有王老给何康部长的批示，他老人家写得不能过问，但我们知道王老的意图，批给农业部就是要根据需要落实。部里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北京农垦局在亚运村东面，小营那个地方盖了一栋综合楼，他们用不了。就是在北京四环，远点。你们回去向农垦总局领导汇报，如行，可卖给农垦总局一半楼，大约 200万人民币，你们农垦总局拿一部分，农业部补助一部分，看行不行？”
　　孙司长又说：“为了和省一级办事处有区别，就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驻京联络处，可挂联络处牌子。联络处用车，可挂农业部车牌。要不黑龙江车牌还要进京的省级证明，这样车在北京用，就不受地域限制了。至于农垦总局驻京联络处人员，北京户口解决不了，自己想办法吧。”
　　带着建设部文件，带着孙司长传达部里的建议，我们随后返回农垦总局。通过行政处向总局领导反映。我就没再参与驻京联络处的事了。
　　只是听说当时任农垦总局局长刘文举，亲自到北京，在局领导决策下，农垦总局驻京联络处在北京亚运村东、小营里面，买了那半栋楼，挂牌成立了。
　　随后我又去过驻京联络处几次，刚开始条件很艰苦，楼房后面就是农民的庄稼地。没过几年，联络处周围布满了高楼大厦，而联络处也成为农垦总局和中央各部委沟通的桥梁，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值得告慰的是：在进京申请办事处(联络处)人员名册上，我的名字后面也许不是最后一个，但不管怎么说，我参与了总局驻京联络处运作工作，也算尽了自己一份应尽的义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