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区人物
忆垦区早期的农业专家刘岑

　
　　　　　　　　　　　　　　　　　　　　 朱文熹
　　2007年是北大荒开垦60周年，宁安农场是垦区最早建场之一，是1947年松江省建的第一国营农场。黑龙江省当时是包括松江、嫩江、黑龙江、合江等四省。1949年合并为两省 (松江省、黑龙江省)，1954年两省又合并为黑龙江省。 最近刘岑女儿找到了原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同志给刘岑同志的信，可以看出松江省第一国营农场是省政府主席决定的，任务也是十分明确的，对农场的要求和希望很大，刘岑当时是松江省政府秘书，派他为宁安农场副场长，寄托很大的希望。刘岑后任曙光农场副场长、友谊农场三分场副场长，友谊农总场副场长兼总农艺师，合江农垦局农业处长，东北农垦总局农业处副处长，香坊实验农场副场长兼哈尔滨地区农场局科研所所长，总局科技处副处长，农垦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病逝于哈尔滨。刘岑生于北京，1940年 2月毕业于华北农业专科学校，后就读北平大学农学院，1944年在华北合作事业总会增产局北平采种圃任技佐、技师。1945年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年 8月经北平地下党组织介绍到东北解放区，历任吉黑军区司令部参谋，松江省人民政府秘书，民运工作团团长，建设厅农村科科长。1947年 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以莫须有的怀疑和不信任、于同年停止组织生活，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恢复组织生活。刘岑一生献给北大荒，委屈求全，忍辱负重，长期经受考验，奉献一生，把一生献给农垦事业。在宁安、曙光、友谊等农场都是副职，实际上他是最早的农场农艺师，在友谊农场任副场长总农艺师，东北农垦总局时的农业处副处长，农垦科学院副院长，虽然都是副职，但垦区的很多重要决策，很多关键性的决定和措拖，都有他的参与。
　　　　　　　　　　　　　　　　 热情代替不了科学
　　1957年我在友谊农场二分场工作时，由于前一年秋天雨水大，春涝土地泥泞拖拉机下不去地，不能整地播种，农时已过，小麦播种计划只完成一半。小麦种子用农药都拌好了，就是不能 播种，急得我眼睛红，嘴起泡，成了我的职业病了， 一遇种不上，收不回，卖不出，就着急上火。当时我心情不好，总场党委通知让我去北京参观农展馆，哪有心思去呢！这时总场副场长总农艺师刘岑知道了，专门来二分场检查，我陪着他到各生产队地块都看了，大部分地块人进不去脚，一踩就陷得很深。刘岑看我哎声叹气的样子，我还讲：我们准备把拖拉机和播种机轮子加宽改装，抢整抢播，表示坚决完成播种计划。刘岑非常冷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能抢整抢播，作物种子发芽生长是有条件的，抢整抢播会把土地结构破坏了，土壤搞板结了，土壤整得比脱坯还硬，庄稼能长吗？这是科学。不能以热情代替科学，实在播不上种，也不能湿整湿播，土壤结构破坏了，不仅影响当年生产，也影响下年。这是搞农场多年的教训啊！实在是完不成播种计划，过了农时就把地翻好整好，做黑色休闲留作明年播种，苏联有这方面经验，当然他们土地多。坚持标准作业，一年的产量赶上两年了，他们叫黑色休闲，我们土地少不能这么干。”我听了刘岑这样一讲，思想得到了升华，分场领导实事求是地研究调整了计划，我前去参观了北京农展馆，到年终生产和经营成果还不错。1959年秋涝，1960年春天又遇上了播不上种，有的人提出人工刨埯点种，还提出不整地往原垄旁上点播，搞了一点试验，到秋天颗粒不收也失败了，再一次证明刘岑农学家观点是对的。使我一生最难忘的是我在嫩江农场工作时，1972年秋涝，1973年春天播不上种，土壤始终饱合状态，到5月1日，小麦播种计划15万亩，一亩没动，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农场5月 1日前完成小麦播种计划98%，这下我的压力就来了，省农场局，黑河分局批评我“老主腰子”、“老经验”、“思想认识路线错误”。职工也担心二三万人口到秋天口粮没有，吃啥！逼得我没办法，我给省农场局生产处王汝俭、王志儒打电话，他们向我提供了友谊、花园等农场科研站历年播期试验，王汝俭同志讲千万别忘了友谊农场1957年刘岑主持生产时讲的千万别湿整湿播。我增强信心，5月1日后刮起了春风，到5月7日我们全场开始大面整地播种，昼夜不停突击大干15天，到 5月25日前全部按着科学程序整地播上种，到秋天取得了较好的收成，留够“三留”(口粮，种子、饲料)还上交商品粮3 000吨，而 5月1日前将种子往雪上泥水上播的农场自己三留不够，还得吃返销粮。
　　　　　　　　　　　　　　 农业生产更得坚持实事求是
　　1958年秋天全国农业都在“大跃进”。这年秋天，中央农垦部生产局在友谊农场召开全国部分农场场长会议。会上重点研究农场如何大跃进的问题，要求友谊农场带头密植，深翻，亩产要达到千斤甚至万斤，刘岑代表农场参加会议，认为这些要求不科学，做不到，拒绝接收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提个带头的高指标，使那位领导不满意：“全国你们是最大农场，各项工作你们都走在前边，你们应该带头啊！”刘岑讲，我们得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明明不科学的事，办不到的，不能做。那位领导怒气冲冲地说：友谊农场不带头，这是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结果僵持起来。这时友谊农场党委第一书记王正林在地委开会，打电话请示他，他非常明确地答复：不管怎样压力，坚持实事实是。对刘岑坚持科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支持，并向他们表示，关于深翻多少，密植多少，增产指标多少要看实际效果，友谊农场都不低于其他农场，无根据的高指标我们不提，如果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我来戴。免强结束了会议。这时上边开会，友谊农场不受表扬经常挨促，到秋天交粮时，友谊农场支援城市副食品时总是奉献最多贡献最大。刘岑身为农业技术人员，可是他出点子，不单纯是具体技术问题，都带有战略决策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对我影响最深的是1959年中央提出让垦区建立大豆出口基地，大豆的面积不断扩大，大豆草荒成了很大的问题，这时刘岑及时总结了友谊农场五分场王明喜技师用丁龄耙苗前苗期耙地，大豆灭草效果好，把各分场领导、农业技术员集中到五分场参观，经验在友谊农场普遍推广。刘岑任东北农垦总局农业处副处长时，他极积总结友谊农场王明喜大豆机械化耢、耙、盖、趟的系统化机械灭草经验，垦区每年都把生产队长集中起来培训，在垦区全面推行。
　　　　　　　　　　　　　　 留下水稻所，落实科技人员政策
　　1979年省劳改局要收回莲江口农场，水稻所是该场下属单位，总局党委研究向劳改局移交时，把水稻所也交了，认为当时垦区水稻面积小，留个水稻所没有什么意义，决定和农场一块交给劳改局了。当时刘岑是农垦科学院副院长，李在人院长没到任。一个星期天刘岑和科学院党委书记刘庆瑞来找我，汇报说水稻所交给劳改局不行，农垦部给的科研课题没完成，再说得往长远点看，垦区低洼地多，将来水稻面积肯是要大发展，不能只看眼前盈亏。总局党委会上只有我和韩有同志两票留下水稻所，但少数服从多数，留下水稻所的建议被总局否绝了。刘岑非常激动地说我们找赵清景同志去。直接到清景家，开始清景同志也说党委已经决定了，留下没有什么意思。刘岑非常急切地要求再议议，建议到水稻所实地看一下，清景同意了。赵清景、刘岑、刘庆瑞加我四个人去了莲江口水稻所，先听了徐一戎技师汇报完成农垦部给水稻亩千斤的课题计划，孟技师汇报大豆孢囊线虫防治课题完成情况，听后都觉得这两个攻关课题意义很大，又感到科技人员政策没有落实，生活条件很差，就这样稀里糊涂交出去，损失很大。清景看水稻所条件还很好，听到老科技人员研究课题的精神可佳，都很受感动。清景当时就表示，水稻所留下不交给劳改局，交给农垦科学院。为适应垦区水稻的发展清景和我都支持刘岑的意见，像徐一戎、孟技师这样的老科技人员应该给落实政策，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总局党委决定在科学院盖一部分比较好的楼房改善这些老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把他们调到科学院，家都搬到佳木斯农垦科学院的新家属楼。以后垦区水稻旱育稀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徐一戎的作用大大发挥起来了。
　　　　　　　　　　 加拿大考察，引进各种产后粮食处理新样机
　　为解决垦区粮食产前产后现代化这关键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刘岑受农垦部、农垦总局委托带队去加拿大考察粮食产后处理。当时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引进先进设备中有一台贝立克烘干机，为国产机械。只有洪河农场粮食处理中心是全部进口机械配套的，但是高温烧油的。刘岑带队去加拿大做了大量细致调查，广泛调查了各种类型的设备。他在一家农户看到玉米收下来，从地里拉出就入仓上烘干，下边储存起来，型号是斯托莫烘贮仓，烘干贮存两用的，比贝立克烘干机又进一步。他们又发现节约能源的，不用供热， 低温贮粮仓，倒一次仓可降3～5个水分，用扫仓较龙倒仓可以节约能源。他们还发现克立蒲清粮机， 特点是周围的大框是木制的，特点是深性好，减少震荡和噪音。粮食质量清理得好，以上三台新样机由农垦部专用外汇购进，由科学院工程所选出了高级工程师欧阳良设计组装， 建在五九七农场四分场(长林岛)现代化粮食处理中心，解决清选烘干小麦，保证了收到场上的小麦清粮、 烘干、安全存放，防止发芽霉乱变质。由于欧阳良在这处粮食处理中心设计，安装，运转比较理想，评为垦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成为五九七农场农业现代化一大景观。
　　　　　　　　　　　　　　　　 组建垦区科学技术协会
　　垦区从开创到发展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有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建设初期中央农业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通过培训、招聘等渠道向垦区派大批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像早期来垦区的农业专家，刘岑、赵佰、程韬、申长存、兰宅森、刘学培、谢民泽、王汝俭、朱龙飞、王裕民、王明尧等。畜牧专家张源培、张玉明、吴中有、任殿仁、辛跃先、曾广泽、袁绍振等。农机专家王荫坡、马连相、王志儒、张鑫尧、周干、田禾、李荫田、刘海山、鄂文玉等。林业专家袁希祥、李步庭等。土地勘察专家刘景龙、李从祥等。还有水利、电力、土建、文教、卫生、工业等大批专家知识分子，垦区创建时期他们投入到北大荒。接着全国有20多所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北大荒总计达 8万多人，他们在开垦建设的主战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做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像强劲的东风吹到垦区大地，邓小平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垦区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示精神。这个时期作为垦区老科技人员的代表刘岑参加农垦部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农垦部科教局长陈重提出要求：垦区有庞大科技人员队伍，应建立起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科协也再三要求，垦区建立科协组织，刘岑经过多方面工作，引起总局党委的重视。以刘岑为首由刘铁男、辛跃先、郭燕、魏立波等 5人筹备，做了大量工作。总局党委决定给农垦科协5个正式编制，办公地址设在哈尔滨市公滨路，给4个办公室，一个会议室，还配一台汽车(面包)。于1982年末在佳木斯市召开了垦区第一次科学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垦区科协委员和常务委员，总局分管科技的副局长朱文熹兼任科协主席，刘岑选为第一副主席。非常遗憾的是刘岑在会前就得了胃癌在北京住院治疗没能参加会议。总局科协成立后在总局党委的领导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科技人员评职称，办外语学习班，建设粮食处理中心，在富裕农场、泰来农场蹲点扶贫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受到总局党委的奖励和表彰。
　　　　　　　　　　　　　　　　 念念不忘十万只火鸡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刘岑精神焕发。通过去加拿大国外考察以及国内南方参观，特别是到深圳特区走访回来，他感到垦区经营单一，只搞种植业影响发展。还要搞养殖业，特别是搞特产，以适应改革开放市场的需要。经总局党委决定把香坊农场科研部分划出来，归农垦科学院领导，成立特产所，重点养火鸡。刘岑讲：外国人过圣诞节“没有火鸡都过不去”，就先引进优良品种“尼姑拉火鸡”开始饲养。后引进了优良品种“鸽子”、“野鸡”等试养。后来又引进了新疆的天山马鹿。刘岑病重期间，他惟独惦念的是特产所的火鸡养的怎样？他曾主张达到十万只的规模，要占领哈尔滨市场和北京市场，他重病到了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不认人的时候了，他还说：“十万只火鸡！十万只！十万……”说出不来，才闭上眼睛，停止了心跳。在他这种事业心感召之下，特产所的所长王志儒，党委书记赵明志以老院长刘岑的精神为动力，率领特产所全体同志积极努力，火鸡饲养终于发展起来了，曾经在“天鹅饭店”召开发布会，产品大量出售到哈尔滨各大饭店，当年盈利10多万元。用优异的成绩回答了刘岑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