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话当年垦区土地规划


　　　　　　　　　　　　　　　　　　　　 张之一
　　土地规划工作，在中国要追朔到 4 000多年前的夏朝，当时实行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为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实行井田制，必然对土地进行规划，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地规划，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土地规划，是从国营农场开始的。
　　一、成立勘测队
　　在建国之初，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建立国营农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当时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建立国营农场也不例外。听农业部苏联专家说，建立国营农场必须经过土地规划，提出建场设计任务书，根据这个设计任务书进行投资建场。这是1952年的事，当时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批国营农场，因而提出对已经建立的国营农场进行“建场设计任务书补课”，新建立国营农场要首先进行土地规划，提出建场设计任务书，才可以建场。为此，国营农场管理局基建处组建了勘测队。勘测队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各农场抽调上的初、高中文化的职工，有的当过炮兵，具有一定测量知识。我1952年大学毕业统一分配到黑龙江垦区，有幸成为勘测队的一员，从事土壤调查工作。新组建的勘测队不过20多人，由陈启先任队长，老陈是早期从沈阳农学院毕业到垦区工作的一批大学生之一，在到勘测队之前，在局里负责从苏联进口农业机械，他工作有魄力，点子多，敢干。1954年北京市公安局，要在黑龙江省建劳改农场，按陈启先的意见，安排在密山县凤凰德，他说：“凤凰德地区的沼泽地排水工程量大，劳改农场有力量修水利工程，另外这个地区紧靠苏联，安全也有保障”，这就是后来建成的兴凯湖农场。农建二师从山东广北迁到黑龙江，农建二师政委阎成山和基建科长周道仁到北京去接受任务，我和陈启先列席这个会议，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农建二师迁往黑龙江“与国家有利、与桑梓有利”。即有利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同时山东人口多，生活贫困，农建二师到黑龙江后，山东老乡投亲靠友，可以到黑龙江发展，对山东人民有利。农建二师到黑龙江后安排的位置，也是根据陈启先的意见定的，起初安排在虎林县的东林子，后来因为遇到一些困难，又迁往集贤和绥滨，就是现在的二九○和二九一农场。1955年山东移民到黑龙江，按陈启先的意见安排到西部地区 1市11个县内，他说东部地区大片荒地留着建国营农场，西部地区荒地比较零散，适合移民垦荒。陈启先已经去世，他的一生贡献给了黑龙江省的土地勘测事业，对垦区的开发建设，功不可没，值得我们怀念。
　　勘测队成立之后，进行建场设计任务书补课，1953年确定在九三荣军农场试点，首先为土地规划做准备，进行测绘地形图和土壤调查。当时我们只会方格法测量，即每隔 100米，打一个木桩作为控制点，绘制地形图和进行土壤调查，这个方法曾在三江平原集贤县三道岗地区试用过，但那是平原，而在嫩江县境内的九三荣军农场是起伏漫岗地，工作一开始就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地形起伏不平，在地面上用百米绳量得的距离与落到绘图纸上是平面距离不相符，这个问题把我们给难住了。队长陈启先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开个会大家想想办法”。在所谓的诸葛亮会上，大家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最后有一个队员说在量距离的时候，站在上坡的人蹲下来把绳子按在地上，下坡的人把绳子举起来就成平面距离了。用这种方法做控制测出来的图，在接图时七控八歪，其精度可想而知了。
　　在控制点布好之后，用水准仪测高程，平板仪绘制地物，大家都是生手，边学边干，在干中学。我们的土壤调查人员很少，主要依靠社会力量。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53年毕业班的学生参加土壤详查，在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宋达泉先生的指导下，绘制了全场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土壤图。我和另外一名队员农学院的郭兆元等 2名同学分担鹤山作业区的土壤详测。这是我第一次从事这项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饭带糖饼，天天如此，至今看到糖饼就反胃。两个人一个组，带上铁锹和土钻，在田间挖土壤剖面，打土钻，确定土壤类型和黑土层厚度，在带有木桩号的方格纸上勾绘土壤界限，并注明坡度，土壤侵蚀情况和土壤质地等。
　　工作从 5月份开始一直干到当年的八九月份，完成了全场勘测调查工作，绘制出了各作业区的地形图和土壤图。
　　二、垦区第一次土地规划工作会议
　　在地形图和土壤图上进行土地规划我们都不会干，又是陈启先队长的主意，请专家，请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当时请专家是很容易的事，由局里发封函到被邀请的单位，指名要某专家，×月×日到九三荣军农场参加土地规划会议就可以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差旅费回自己单位报销，专家们也以参加社会工作为荣。在会议的前一天，专家们先后如期到达，从双山车站到农场的场部约 3公里，专家都是自己步行走到场部报到。邀请的专家有沈阳农学院的陈恩凤教授、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宋达泉教授，还有北京中央林业部的一位教授。在当时不存在招待一说，所有专家都住在招待所一个大炕上，这个招待所是一栋平房，有两三个房间，只有一个荣誉军人负责管理，就餐是到大食堂自己买饭票，排队买饭吃。当时人员比较少，在食堂就餐的人也不多，专家们和我们是同等待遇。
　　参加土地规划工作会议的场领导是管生产的张春野副场长。会议第一天说是安排专家们下地看看，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于是套了一架马车，由张副场长陪同，我们派了两名队员拿着铁锹，准备到地里挖坑看土壤，我和陈启先在家准备第二天会议用的材料，没有跟着下地。他们回来说，在路上经过一个小河沟，马车误住了，是张副场长脱鞋下水把专家背过去的。
　　第二天进入实质性的会议内容，把我们测的一个作业区的地形图、土壤图摆在桌子上，请专家们研究如何进行土地规划，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专家也不知道如何规划，讨论了一天，图上一条线也没有画上。当时我们有些误解，认为是专家什么都应该明白。最后这个会议不了了之，让各位专家返回自己的单位。
　　我记得负责招待所的那位荣誉军人，曾几次问专家你们什么时候走，别忘了交住宿费，因为说的遍数多了，陈恩凤教授有些不高兴，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不给你交住宿费的！”
　　专家们走后，陈启先对我说，咱们两个规划吧！在当时谁也不明白土地规划怎么做，幸好我们队里有一位姓魏的队员自学俄语，掰着字典翻译一本苏联出版的《土地整理》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里写到，地块的宽应是播种机宽度的倍数，地块长度应是播种时加满种子箱走一个来回距离。这样算起来地块的规格应当是400米宽，1 200米长。仅仅根据这个，我们两个就在图上开始规划。因为是在已经建立的国营农场上进行规划，现有的耕地地块，大小长短都不一样，在现状图上对现有的耕地进行规划，大地块要切去一块，小地块要向外延伸到树林里或水沟里。在图上规划好之后，又到实地进行铺图定线，四个地角埋上预先制好的10厘米见方，150厘米长的水泥桩。结果是有的水泥桩埋到耕地里，有的埋到了水沟里。该年我们只对少部分耕地进行了规划，后来因进入冬季，挖坑埋桩有困难，我们便返回了哈尔滨。
　　三、扩大工作队伍
　　继九三荣军农场之后又开始了二龙山和宝泉岭农场的土地规划。二龙山农场的地形是起伏的漫岗，我们吸收了九三荣军农场的教训，没有采用方格法，而是用三角测量绘地形图，根据地形图的地物进行土壤调查。宝泉岭农场地形比较平坦，仍用方格法。土壤调查仍靠沈阳农学院毕业实习的学生，这些学生赶在毕业之前来实习，受到时间的限制，给工作带来不便，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想到应当有自己的队伍。1954年春天从福建省农业学校一个园艺班集体20几人，分到了勘测队，因为他们是学园艺的，从事勘测工作要进行培训，于是在他们报到之后，便去哈尔滨香坊干校学习，任课教师除我们勘测队几个有高等学历的队员之外，还从水利学校请来一名讲测量的蔡老师。这个学习班以测量课为主，系统学习了经纬仪、水准仪和平板仪，我承担土壤学的教学任务。按原计划，是让他们学习之后，从事土壤调查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培训，发现他们从事土壤调查工作有困难最后根据他们的意愿是从事测量工作，还是从事土壤调查工作，由他们自选，结果大部分人都愿意做测量。1954年夏季又从应届大专毕业生分来一批学生，其中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生10名，东北农学院农学系学生 8名，西北农学院水利专科毕业生 6名，此外还有锦州、北安、熊岳等农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充实到综合调查队和规划队，测量人员是从山东、河南、辽宁招来一大批初中毕业生，于1954年冬季分别在长春和香坊举办训练班，根据测量工作性质，细分为控制、细部、高程和制图四个专业，分别进行培训。以实际操作为主，适当地讲些理论，冬天学了，夏天就去实际应用，经过几年学习和锻炼都成为技术能手。后来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成为工程师，为黑龙江建设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由于人员的扩编，结构也相应的变化，在1954年春天，勘测队从基建处中独立出来成立了勘测处，到了秋天又从农场局中独立出来，成立了黑龙江省土地勘测局，由农场局管基建的王世英副局长，出任勘测局的局长。听说王世英过去是解放团的团长，领导开发建设了宝泉岭农场，由于这个农场的场部规划建设的好，被调到东北行政区任基建处的处长，大区撤消后到东北区国营农场管理局任管基建的副局长。他领导能力很强，很关心第一线工作的勘测队员，野外工作装备都是特制的，美观耐用。经他的争取，我们的工资和野外补助按地质标准，就是和地质勘探人员一样待遇，工资要比其他行业同级人员高一级。以往在野外工作期间，只有阴雨天不能工作了才可以休息，王世英局长要求休星期日，好天气可以洗洗衣服。另外在招收人员方面考虑到队员的成家立业也注意吸收女队员。王世英局长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他想办的事，一定能办成，说一不二，他的领导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世英局长也得到王震部长的重视，王部长每次来黑龙江看荒地都让他陪同，黑龙江省土地勘测局的主要工作任务也是来自农垦部，当时王局长提出的口号是：“重点农垦部，全面安排黑龙江”。1958年土地勘测局撤消，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各地市县，部分人员到农垦勘测设计院，王世英局长调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师长，在下去检查工作时，因为出车祸殉职。他所领导的全省可垦荒地调查，为后来大批国营农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四、向苏联专家学习土地规划
　　1954年冬季，国营友谊农场建场前，苏联派来以马斯罗夫为首的专家组进行勘测规划，这是我们学习土地勘测规划的好时机。局里派陈启先、李庆民和我去学习。准备建场的位置是在集贤县三道岗，这个地方在1952年曾进行过土壤详查，原来就准备建立国营农场，在研究确定友谊农场建场位置时，陈启先建议安排在这个地区，他的理由是，三道岗地区已有调查的基础，位置靠近大片荒原，更便于起示范作用。1954年11月陈启先和我首批达到临近三道岗地区的兴隆镇做准备工作，不久苏联专家就来了，专家组中土地规划2人，土壤调查 2人，水利1人，测量 1人，由土地规划专家任正、副组长，说是其他专业人员都是为他们提供材料的，他们考虑问题全面，最后的成果出自他们的手，据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与苏联专家同时到达的还有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来的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员，其中有北京农业大学的孙渠、姜炳权、陈道，东北农学院的何万云、丁瑞兴，东北农科所的高金芳、兰士珍，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胡永梅，农业部的朱莲清等，南京农学院的朱可贵任学习人员的组长。我们这些人住在一个炕上，屋子中间有两个取暖的炉子，室内温度很低，两个炉子靠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人都没有管理炉子的经验，北京农大来的陈道老师很勤快，不住地从上面捅炉子，不一会儿两个炉子全灭了，请教当地人，才知道要从底下捅。
　　苏联专家单独住在一个四合院内，除工作以外，很少和他们接触。听说专门有人给他们做西餐。我们每天到野外工作是乘解放牌的大汽车，专家坐在驾驶室里，我们坐在搭有帆布篷的车厢里。中午在野外用餐，专家是由翻译带的一个暖水瓶和面包、香肠之类，我们一般带饼干或食堂做的饼，口渴的时候吃点雪。当时像孙渠、姜炳权和朱莲清等已经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他们都称我们年轻的为娃娃，我当时有20几岁。冬季调查虽然苦了些，对我们来讲，能有机会向苏联专家学习，实为难得，是令人羡慕的事情。
　　每天到地里挖坑看土，土坑是雇当地农民挖的，一切操作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动手，在什么地方挖土地壤剖面，剖面描述，取分析土样，勾绘土壤图等，我们只是跟着看、做笔记。在紧张的野外工作期间迎来了1955年元旦，放假 3天，专家被合江地委邀请去佳木斯过元旦，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去，其他人员都在兴隆镇，大家在一起开了个联欢会，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到了1月份，是天气最冷的的时候，工作起来难度更大，好在很快就结束了外业。大概在2月中旬，从事勘测规划的专家就撤回哈尔滨，住在国际旅行社，在那里进行内业工作。我们大部分都回自己的工作单位。在我们离开兴隆镇之前，负责建场的人员就已经到了，其中有时任黑龙江省农村工作部部长的王操犁，他是友谊农场的首任场长，还有从河北省调来的，听说都是县委副书记，准备来担任生产队长的，其中包括后来升为友谊农场场长的冯天益。
　　根据上级指示，为让更多的单位和人员学习苏联土地规划的经验，于1955年 4月在哈尔滨举办了以苏联专家组组长命名的马斯罗夫讲习班，全国各地农垦部门都派人来学习，所有专家组成员分别就自己的专业做了讲课。至此，我们对土地规划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规划是建筑在勘测调查掌握第一资料的基础上，规划包括场间规划和场内规划。所谓场间规划就是确定农场四周的边界，要和周边四邻用地单位签订协议。所谓场内规划，就是场界范围内安排山、水、林、田、路和居民点，绘制成规划图，然后按照这个图进行建场。
　　五、“五边”勘测规划方针
　　经过向苏联专家学习，知道在荒地上建立国营农场，如何进行勘测规划。然而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尽快的调查清楚黑龙江省荒地资源的情况，以便于确定建场的位置。为此在1955～1957年间，开展了全省范围内荒地调查，这项工作至1957年末基本结束，绘出了全省荒地分布图，在图上标出了四类荒地。不加任何措施可以开垦的荒地为一类，稍加措施可以开垦的为二类，大加措施可以开垦的为三类，暂时不宜开垦的为四类。凡一、二类荒地集中连片，够一个国营农场规模的，而后就进行详细的勘测规划建立国营农场。然而在1958年10万官兵转业到垦区，一大批农场同时建立，根本来不及像友谊农场那样按建场程序进行勘测规划。在当时已认识到勘测规划的重要性，早在10万官兵到来之前，在1957年年末，就成立了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密山分院，下设测量队、钻探队、土壤调查队、化验室、 土地规划室和水利设计室等共约200余人，由陈琳任院长。
　　当时国营农场采取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建场方针，为适应这一形势，我们设计院的杨士奇工程师曾建议实行五边勘测方针，即“边勘测、边规划、边设计、边铺图定线、边施工”。实际上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很难开展工作，只能是修修补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开荒建场基本完成了，才画出来所谓的规划图，是在已经成为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规划的。所以我们当时有个顺口溜叫“规划规划，图上画画，墙上挂挂”，使很多工作人员失去信心，认为规划工作是无效劳动。
　　对这个问题真正有所认识是在1963年，合江、牡丹江两个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时，在东北农垦总局成立的大会上，拿友谊农场和原八五○农场相比，两个农场投资和规模相当，友谊农场从总场、分场到生产队，有很好的房子和很好的道路，而原八五○农场没有像样的房子和道路，有些生产队职工住房是用羊草苫的，下雨露水，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在下，有些危房，用木棍支着，墙透风糊着大泥巴。农垦部有些领导到生产队视察时，看到有些职工住这样的房子感到痛心，说这些住房是“贴着膏药，拄着拐棍，披头散发，流着眼泪”。
　　在这个大会上，王震部长听到关于友谊农场和原八五○农场的对比讲话，当场就批评了原八五○农场的余场长，余场长当时不服气，并以不吃饭相抗争。实际上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大批国营农场，其成就是很大的，没有按建场程序办，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现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很可贵的是已经汲取了历史教训，以后建立的国营农场如洪河、二道河子等都按照建场程序，先进行详细勘测规划设计而建成的。已建立的农场也很重视基本建设，住房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纪念垦区开发建设60周年之际，以此文记述当时关于土地规划的历史事件。和我一起参加可垦荒地调查和国营农场建场规划的同志们，有许多已不在人世，他们若得知现在垦区建设的成就，是会感到欣慰的，垦区人民会永远会记住那些为国营农场建设做出过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