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垦初期的畜牧业


　　　　　　　　　　　　　　第二节 农垦初期的畜牧业
　　养殖业是职工家庭的副业自1947年在北大荒建立第一批国营农场起，农场有了职工及家属，并有些闲散的家属劳动力。 在这些劳动力中， 一部分在农忙时节当临时工帮助农场劳动，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办起自负盈亏的小豆腐房、种菜组、副业（养猪）等，为农场生产一些副食及生活用品，不仅能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也成为个体经济的萌芽。随着农场的发展，职工随迁家属增多，职工结婚成家的增多，家属和子女的人数在相应的增多。职工住房也随之多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居住点或小区。房前屋后的空间较大，环境条件好，实际生活也需要，职工家属开始在自家房前屋后种菜、养猪、养鸡。这种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养殖业成为家庭的副业，也是个体养殖业经济的萌芽。
　　到1949年年末，农垦有农牧场17个，生产队数29个，总户数为1 011户，人口5 294人，平均每个农场只有311人。各类家畜存栏马1 032匹，黄牛373头，猪1 643头，其中公养1 421头，每个农场生猪83头。例如1948年建场的绥滨农场，有生产队2个，人口88 人，养马78匹，养猪12头，赵光农场有生产队6个，养马213匹，黄牛88 头，养猪333头，全部为公养。宁安农场生产队3个，养马65匹，猪120头。
　　为解决农场生活的需要，也组织人力开辟养殖业生产。余友清同志是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老战士。1950年初来到北大荒，接受办农场的任务后，他先后去乌马河（伊春西北20公里）接收了伊春森工局移交的7 公里农场，由复员大队种菜、养猪供应部队，将七公里农场更名八五○部队农场，后改为伊春分场。养殖业只是一种临时解决生活中需要的措施。
　　马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动力北大荒建农场初期，农机具很少，主要是日伪时期开拓团留下的，机械陈旧老化，也不配套。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种地开荒主要靠马。泰来农场1948年在日伪开拓团遗弃的二荒地上，没有拖拉机只靠马拉犁和人拉犁的艰苦劳动下，当年开荒3 000亩。像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新建的农场中也存在。
　　大牲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1948年每匹马平均负担47亩耕地。但当时条件差，饲养管理跟不上，疫病防治跟不上，牲畜死亡率很高。例如嫩江县当时有40多万头牲畜，竟死亡4万头之多。
　　1949年时，整个农垦系统有农牧场17个，共29个生产队。养马总数达到了1 032 匹，平均每个生产队养马36匹，双鸭山农场3个生产队，每个队养马78匹。赵光农场6个生产队，养马213匹，平均每个队养马3 6匹。种地开荒靠马，运输也靠马。 当时一些农场有汽车很少，多数农场连1 台汽车都没有，生产及生活中主要靠马，连运输、送粮、运煤、拉柴、运物资主要靠马车，查哈阳农场需要一些生铁材料，由王明旭带队赶着3台马车走了3 天到锦河西岗运1万斤生铁，一般生产队都有5台以上马车。
　　征用军马友谊农场，1955年建场后，积极发展养马，先后从内蒙、主要是在呼伦贝尔盟地区购进蒙古马或改良马，以后农场派于成友到甘肃山丹马场购进60多匹改良马。1964年沈阳军区根据部队的需要，要求在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提供一些马匹服役。总局答应要求，并由总局派员与部队接马同志组成选马小组，到一些农场进行选马。看了一些农场后，决定在友谊农场选马。友谊农场多年来重视养马工作。马匹繁殖改良做的好，马的数量多、质量好，从中选出近500匹马入伍服役。沈阳军区对这样迅速而顺利完成任务表示非常满意。
　　马匹的繁殖饲养及改良育种一直是农牧场发展畜牧业的重点。1950 年马存栏2 864匹。到1955年就达到了16 159匹。5年间增加4.6倍，到1960年达到74 415匹，到1970年达到97 075匹，1975年达到115 800匹，达到历史上最高峰。
　　对待养马，省政府、省农垦厅、农垦局、各农牧场都非常重视。从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出台了很多保护耕畜的政策。合江农垦局对马匹的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生产队有马舍并成立养马班，由负责生产的副队长主管，每年（有农场规定半年或季度）对马匹养殖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并进行表扬和批评。对马匹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伤亡的给予严肃处理，有的甚至被判刑。汤原农场有位老技师因为对种马治疗处理不当受到批评与降级处分。
　　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勃利马场畜牧技术员施恩德负责马匹人工授精工作，因操作不当造成种公马不能正常采精而被定为破坏生产罪受到批判的事情。
　　对马匹的处理权限也有明确的规定。生产队无权处理马匹，对遇到有些马匹因年老、疾病等失去使用能力需要淘汰的，要报到农场，由农场主管部门派技术人员进行检查鉴定后才能处理。对种公马的管理更加严格，农场要淘汰种公马，必须上报农垦局，由农垦局业务部门审批。
　　大跃进年代的畜牧业1958年刮起来的大跃进风，刮到了各个领域。畜牧业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这场跃进潮流中。一场恶性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放卫星”随之而起，并迅速蔓延开来。
　　高指标。省属农场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达到养猪100万头，鸡120只，牛2.5 万头，马1.53万匹，羊103万只，兔103万只，其中除马一项基本完成外，其他均未实现。合江农垦局1959年计划养猪30万头，实际只达到了5.9万头，仅完成计划的20%；计划养禽185万只，实际养家禽27.2万只，仅完成计划的15%，牡丹江农垦局制定的大办畜牧业的计划更是庞大，要建万头猪场，万只鸡场，结果均落空。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很多农牧场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搞起大发展、放卫星活动。在牡丹江地区的八五四、八五○、八五六等一些农场建起养鸡大楼，每个场建起近万平方米的砖瓦结构养鸡楼，也叫孵化大楼，大楼一般为3 层。楼上搞孵化、楼下搞育雏及养成鸡。思路不错，但条件不具备。当时粮食不过关，精饲料供应不上，缺乏这种大型集约化的饲养技术，特别是饲料配合问题，那时没有科学配方的添加剂饲料，小鸡靠吃青菜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喂青菜靠人工手剁，有时满足不了需要。兽医防检疫工作跟不上，特别兽药及疫苗数量少有时不能及时供应。由于上述多种原因造成孵化率低，雏鸡死亡率高，最终导致养殖失败。
　　八五二农场孵化大楼，1959年在种畜场开始动工兴建。原计划建造10 400平方米，后缩为6 500平方米，至1960年停止施工。仅完成3层楼外部工程，与此同时农场派人到上海购买设备，孵化器28台，除安装6台，有3台正常使用外，其余均遭到损坏与损失。
　　当时全国正兴起建万猪场、万鸡场、万鸭湾之风。这股风也刮到了北大荒。泰来农场是第一个建万猪场的单位。1959 年在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农场在泰来县庆祝国庆节大会时，放出2头千斤以上的“卫星猪”。
　　红旗农场建起了万鸡场，饲养来航蛋鸡。当时负责工作的是袁希震同志（哈尔滨农垦分局退休老畜牧师、老干部），他给成鸡制定饲料定额时，每只鸡一年用量为40斤，但上级定的标准是17斤，由于这样的超标，而受到处分。根据生产需要，每只鸡每天至少要喂2两料，1年就需要73斤料，袁希震定的40斤料已经是最低标准了。这种瞎指挥、浮夸风害了人也害了生产。万鸡场结果以失败告终。
　　批判资本主义大跃进是当时的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之一，只能高举。1958年在刮起的“共产风”中，家庭的种植业、养殖业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受到批判。农场开始将过去允许职工自留地和家庭养殖业一概取消，当时称为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由于这种“左”的思潮干扰，使职工生活陷入困难当中，使畜牧业生产遭到损失。
　　三年自然灾害，养殖业受到严重损害大跃进还在进行中，紧接着从1959年开始就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大跃进中所制定的高指标、大发展，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在各级层层压力下，只得说假话搞浮夸。对这种脱离实际，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遇到客观条件变化时必然受到惩罚，畜牧业首当其冲。农业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饲料地也几乎没有了，造成猪、鸡及其他一些牲畜大量死亡，万猪场、万鸡场纷纷下马，造成严重损失。垦区畜牧业，除了养马和部分草食动物外，猪、家禽则大量下降。1959年猪存栏22.6万头，到1961年时下降到15.5万头，下降了31.2%，家禽1959年有存栏67.2万只，到1961年时26.2万只，下降了61.2%。
　　这期间的畜牧业，虽然受到挫折，但各农牧场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畜牧业生产。首先是整顿畜群保住基本群，以料定畜保住老本。二是采用各种办法减少损失，牡丹江局几个农场所建的几处养鸡大楼有的改为招待所，有的改作家属住房。二九○农场畜牧副场长曹实，带领大家搞起养猪放牧。每年5月末开始把猪赶到黑龙江畔，进行野营放牧。9月份野草老化时再把猪赶回来圈养。猪虽然不是草食动物，但通过放牧，还可以吃一些鲜嫩的野草维持生命。
　　很多农牧场大量种植青绿多汁饲料，搞青贮饲料。当时是采用“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办法，维持畜牧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