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养殖业在困境中求发展


　　　　　　　　　　　　 第一节 养殖业在困境中求发展
　　畜牧业处于艰难时期垦区从建场时起，畜牧业的规模很小，职工家庭的养殖数量很少，是以公养为主。1949年共有17个农场，养猪存栏1 643头，平均每个农场养97头，其中公养1 421头，占86.5%，家庭养猪只占13.5%。红兴隆局养猪529头，全部为公养；宝泉岭局养猪120头，其中公养100头，占83.3%；北安局全部为公养，其中赵光农场养猪最多为238头，全部是公养；牡丹江局120头，全部为公养；嫩江局479头，其中公养277头，占57.8%，泰来农场养猪38头，全部为公养。1949年公养禽903只、马1 032匹、黄牛373头，全部为公养。
　　随着农场不断发展，畜牧业也取得一定的发展。1955年垦区共有农场63个，比1949年增加了2.7倍。马匹存栏16 159匹，平均每个农场有256匹，比1949年增1.6倍，生猪存栏19 648头，增长10倍，禽存栏13 715只，增长14倍。这种发展形势没有持续多久即受到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延后性的作用，使畜牧业很长时间内处于艰难时期。1959年马5.37万匹，到1965年下降到4.7万匹，下降了12.4%，同期黄牛由3.28万头，增到3.54万头，增长7.9%，同期生猪由22.6万头，增到23.3万头，增长3%，家禽由67.2万只降到14.5万只，下降了78.4%。奶牛2 887头增到7 197头，增长1.4倍，羊由2.4万头增长到3.9万头，增长67%。养殖业在困境中求发展，直到1976年才得到全面发展。
　　生猪实行派养派购垦区的畜牧业在遭到“大跃进”的折腾，经历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伤害，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后，除了大牲畜仍保持着一定发展外，其他家畜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群众生活受到影响，人们怨声载道。农垦部和农垦局发现和意识到这种情况，允许职工重新种自留地、小开荒，搞些家庭副业，职工家庭副业主要是猪禽。家庭养猪农场不给饲料，靠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解决饲料。1961年国营农场按照中共中央“六十条”的规定，分给职工一定数量的自留地。1963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规定：“省属国营农场园田地平均每人最多不超过五市分，小开荒1962 年已开的暂时不变动，1963年不在搞小开荒。”东北农垦总局规定每人3分自留地。农场职工种自留地所得归个人所有，但产品不能进入自由市场。国家允许农场职工自留地政策，为职工发展家庭副业创造了条件，解决了职工部分自需的副产品，使职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受到农场广大职工的赞成。由于解决了自留地的问题，家庭养猪得到了发展。1958年受“共产风”的影响，私养猪只有11 990头，占养猪总数的7%，1961年又有了恢复性的发展，私养数达到 57 229头，占当年养猪数的32%，到1965年私养猪数为130 987 头，占养猪257 018头的50.8%。公养与私养各占一半。
　　20世纪60年代的猪肉，鸡蛋供应紧张，凭票供应，城市每人每月半斤肉都保障不了。为解决人民吃肉难的问题，政府采取很多措施，鼓励群众养猪，有些是强制性的。一是派养派购，这在农村更为明显。国营农场的肥猪收购与上交工作由商业部门负责。根据各农场耕地面积多少确定上交任务。当时规定上交1头肥猪奖给10尺布票，上缴1头肥猪顶交200 斤商品粮，超任务的奖的更多。农场养猪采取的形式不同，二九○农场是以生产队集中饲养肥猪为主，家庭养肥猪为辅。友谊农场实行公养母猪，仔猪卖给家庭搞育肥，由农场统一收购统一上交。二是职工养的肥猪，实行交留各半的政策。养1头交1半，养2头交1头。有的两家职工合伙交1头留1头。职工交的肥猪，同样给布票，并返给100斤饲料粮。
　　到了1979年，总局专门下发了龙垦总字［1979］160 号文件《关于对农牧场交售商品猪实行奖售饲料粮和加价的通知》。
　　文件规定，肥猪每毛斤奖售饲料1 市斤，凭接收单位市、县的食品公司开具证明到所在地的市、县粮库结算。
　　加价奖励。农牧场有交售任务，完成任务的按接收单位的实际重量，加价25%， 对户养超出部分再加价25%。
　　各农场交售的肥猪，都交到所在地的食品收购部门，总局佳木斯肉联厂成立后，东四局基本上交到佳木斯肉联厂，也有少量交到附近市县的，西部各农场基本交到当地食品收购部门。
　　实行职工家庭限养、禁养畜禽政策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任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指示兵团说，兵团是全民，不能有“自留地”，“个体经济”。
　　1968年12月，兵团做出决定：“职工中自留地应予取消，由连队集中种菜供应。”“养猪，要大力发展公养，职工私养猪要严格限制， 改变性质， 不能养母猪，由连队供应仔猪，给适当饲料，养肥后连队统一收购交售国家，并给职工个人一定报酬”。这个决定的强制推行，不仅给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也造成了职工的经济困难。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有一定程度发展，并作为职工家庭收入补充的副业的养猪、养禽，靠近山区的采山野菜、山货、养蜂，靠近水面的捕捞、苇子编织等等， 都一律被当作为 “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彻底割掉了。1970年初，兵团党委根据老职工及基层干部的强烈反应，对职工家庭自给性生产，做了一些适当修改。按家庭人口计算，4口人以下，给自留地不超过2分地，5口人以上不超过3分地（由连队进行调整分配，如果房前屋后无地可种，不得另外开地、分地），只准种蔬菜，收获的蔬菜不准出卖。关于职工家庭养猪的规定也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职工家属，每户可养1至2头育肥猪”。同时，又重申必须“统一纳入收购计划。不准私人杀猪出卖……”军人家属，按部队规定执行，不准养猪。从上述修改的政策上看，虽然有些放宽，但限制仍然是十分严格的。
　　这项规定的出台，使家庭养猪业遭到损害。三师二十九团（现双鸭山农场），1968年文件下达以前养猪5 164头，其中家庭养猪2 474头，占总数的47.9%，到1970年养猪数6 196头，但家庭养猪只有1 086头，占总数的17.5%，相比下降了30.4个百分点。三师十八团（现友谊农场），1968年养猪数为44 263头，其中职工家庭养猪为27 000头，占总数61%，但到1970年时，养猪数为32 055头，总饲养量下降了27.5%，而职工家庭养猪为15 418 头，占总数52%，相比下降了9个百分点。其他各团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